宋孝宗朝崇苏文风之形成与苏文的传播

孝宗朝由于孝宗皇帝崇苏轼“立天下之大节”,雄视百代,为“一代文章之宗”,故多方推广苏轼文学,采取一系列举措,从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太学文风,也提升了士人尊苏崇苏的热度。孝宗朝将苏轼文学传播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得“淳熙中,崇苏氏”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同时,也为元明清三代以至于今日的苏轼文学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孝宗朝的崇苏又有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延及世人对三苏家教家风的更多关注与研究。

清新妙绝:日本江户诗坛的宋诗接受——以七绝选本为中心的考察

江户后期诗坛,为了对抗蘐园古文辞派的因明学唐的伪唐诗,宋诗派领袖人物山本北山提出宋诗清新主张,并选定宋三大家诗歌作为清新诗风的代表。北山子山本绿阴、弟子大窪诗佛编选《宋三大家绝句》(1803),北山作序推广,风行日本,是为诗坛宋诗接受的标志性事件。由是带动了宋诗派另一领袖人物市河宽斋编选续编《三家妙绝》(1807),宽斋成名弟子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柏木如亭作序跋推广。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更绍继其师,编选续续编《广三大家绝句》(1811),宽斋作序推广。连续编刊的三大家七绝,承载着清新性灵的宋诗学旨趣,矫正模拟剽窃的伪唐诗,推动了江户诗坛的宋诗兴盛。柏木如亭亦绍继乃师,编选《宋诗清绝》(1813)、《续宋诗清绝》(1846),将“清绝”作为了选本之名,选诗旨趣承袭北山、宽斋之清新,将选诗目光扩展到了三家之外的宋代七绝,但多选江湖诗人,选诗诗家增多,格局反趋卑狭。

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持续推进。其研究主要涉及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屈原与楚辞作品传播与接受研究、宋玉研究等几个方面,成果丰富,创见颇多。

《碛砂藏》随函音义甾思韵考

《碛砂藏》的随函音义作于宋初,其中止摄开口精、庄组字改良切下字,比例超过90%(少数特殊情况除外),而且完全不作其他字的切下字,反映甾思韵已经独立。甾思韵的性质大概是舌尖元音,有?、?两个条件变体,分别出现在精、庄组声母之后。甾思韵进一步发展,则为《韵会》的赀字母韵,演变路径与《中原音韵》的支思韵不同。

印支造山带:Song Chay构造带

印支运动是二十世纪初法国地质学家根据越南北部晚三叠世大规模角度不整合所提出。越南北部的Song Chay构造带作为印支造山带概念的提出地,记录了大量经典的印支造山相关的信息,是理解印支造山带构造演化的关键地区。本文在课题组对Song Chay地区十多年研究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系统厘定了Song Chay构造带的几何空间格架、运动学特征及其演化过程。详细的野外地质考察表明,Song Chay构造带从SW向NE依次可以划分成:新生代的大象山单元、代表缝合带的Song Chay蛇绿混杂岩单元,以及越南东北部褶皱冲断系统。其中蛇绿混杂岩单元和褶皱冲断系统中发育NE-SW向矿物拉伸线理,并具有顶部向NE方向的剪切变形特征,指示了Song Chay洋壳向SW的俯冲以及向NE的逆冲过程。精确的年代学工作表明,Song Chay蛇绿混杂岩中斜长花岗岩的结晶年龄为356.4±2.9Ma,表明至少在早石炭世Song Chay洋就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大洋地壳。褶皱冲断带内部的低温年代学数据约束了顶部向NE的剪切变形年龄在250~245Ma之间,表明为华南和印支板块碰撞时间。另外,Song Chay蛇绿混杂岩基质中碎屑锆石物源研究表明,Song Chay蛇绿混杂岩基质中碎屑锆石主要是来自于俯冲的华南板块,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印支板块,因此推测Song Chay洋可能为一个十分有限的小洋盆。构造几何学、运动学以及碎屑锆石物源研究表明,在Song Chay构造带内的“滇-琼缝合带”两侧构造特征可对比,并未因“滇琼洋”的闭合而造成差异。因此,我们认为“滇-琼缝合带”并不能代表一个大洋。根据我们及前人的构造学、岩石学、年代学工作,建立了一个初步的Song Chay洋从晚石炭世至中三叠世的构造演化模型:(1)310~270Ma,Song Chay洋开始向SW俯冲到印支板块之下,此时岩浆弧并不发育,蛇绿混杂岩物源主要为华南板块;(2)270~250Ma,Song Chay洋继续俯冲,此时弧岩浆岩大量发育,蛇绿混杂岩同时接受弧岩浆岩及华南板块碎屑物质;(3)250~245Ma,Song Chay洋闭合,华南板块与印支板块碰撞;(4)245~230Ma,印支造山带进入碰撞后伸展阶段。

北宋粮食储备与流通对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的启示

当前,我国仍存在耕地数量降低、农民务农数量减少和种粮收益不高等问题,需要从国家到个人、思想到行动两个层面上采取措施,才能有效缓解。我国宋代粮食市场突出特点是地区间转运贸易发达,随着北宋粮食贸易的日渐活跃,百姓获得粮食渠道的拓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粮食储备压力,影响了当时的粮食安全标准。北宋农民的赋税负担十分繁重,富民、地主粮食储备较为可观,官方与民间的粮食储备总量存在差距,具备藏粮于富民的特征。宋朝廷利用制度性和市场性的手段,将粮商作为国家的后备粮仓,灵活地缓解了官民粮食储备差距悬殊的矛盾。粮食流通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不同的粮食来源和运输距离揭示了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在南、北救荒上的不同分配,北方地区的灾荒救济以官方力量为主,南方地区则以民间力量为主,粮食的性质、流通方式存在较大区别,影响着救荒效果。以北宋时期为鉴,当前我国应切实关注民生问题,构建多种形式的土地耕种格局;合理统筹全国区域性粮食流通,完善重大灾情下的粮食供给体系;树立科学粮食储备观,全方位增强社会戒奢从俭意识。

“森列”与“饾饤”:南宋园林假山营造的两种类型及其结合发展

现有中国园林史研究已经认识到南宋是园林中石假山营造得到重要发展的时期,然而南宋园林假山营造的具体方式及其形态特点尚未得到有效探讨。在深入研读相关文献与图像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来源与后世影响,探讨南宋园林假山营造的类型及其发展。首先从“置”与“叠”2种基本方式出发,在历史语境中探讨“森列”与“饾饤”这2类南宋常见的假山营造类型及其来源与影响;进而关注二者在仿“飞来峰”营造中的结合与发展,从而更清晰地认识南宋,乃至其后的石假山营造。这一研究将对其后中国园林假山发展的认识,乃至当代假山特点的理解提供坚实的历史理论基础。

近四十年来国内宋代茶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四十年来,随着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茶诗研究热度的上升,学界对宋代茶诗的关注和研究也逐渐增多。其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84-2000年,为研究发轫期;2001-2016年,为研究蓬勃发展期;2017年至今,为研究渐趋成熟期。总体上看,近四十年来,宋代茶诗研究成果不算少,但还基本停留在茶诗名家研究,学科交叉研究如茶诗地理学研究还相对较少,茶诗的艺术性也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未来宋代茶诗研究还可在宏观把握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理论深度的挖掘,并充分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优势,从多角度切入,进一步拓展、深入对宋代茶诗的研究。

南宋和元代龙泉窑粉青瓷釉色比较研究

为了研究南宋与元代龙泉粉青瓷釉呈色机理,采用colorimeter,XRF,XRD,Raman spectrometer,XPS等对南宋和元代龙泉粉青瓷釉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南宋粉青瓷L*值大于元代,而a*、b*值小于元代粉青瓷。南宋粉青瓷的烧成温度低于元代。龙泉粉青瓷乳浊如玉的质感主要是受釉层内小而密集气泡与大量石英晶体对光的影响所致。Fe2O3的化学色主导了龙泉青瓷的呈色,且南宋粉青瓷的Fe2+与Fe3+的比值高于元代粉青瓷,是南宋粉青瓷偏蓝而元代粉青瓷偏绿的主要原因。

当代仿宋体的发展困境与机遇

仿宋字体的设计正面临着创新发展的困境。通过分析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带来的革新理念,揭示出仿宋字体横向排版的缺陷。当下各种媒介尤其是新媒体对屏显文字有了更高需求,而仿宋体受横向排版的影响,开发的难度更大,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仿宋体面临的窘境。与此同时,借用几个案例提出困境即机遇的思索,并对仿宋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解决思路。同时相信只要顺应时代,掌握字体设计的规律,保留仿宋体的特征,仿宋体定能厚积薄发。

士人文化影响下的宋代屏风审美意象浅析

士人文化是推动宋代屏风家具发展重要的引领之源,其派生出的美学观念被视为华夏家具美学之典范。屏具作为古代家具中较为别致的家具门类,其具备功能和装饰属性,同时承载着士人精神理念与情感寄托。当前对屏风家具艺术的研究多在历史文化以及图像分析方面。基于前人对中国古代家具艺术的梳理和研究之下,从宏观背景影响延续至微观设计之转变,探讨宋代士人美学观对于宋代屏风家具造物观念的影响。通过将屏风家具的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以形制复原、类型划分、不同阶层的屏风家具形制进行对比,结合唐、宋、明三代屏风家具的艺术特点,综合概述宋代士人审美融于屏风家具中的造型、材质、装饰及意境美学的表征,从而形成了宋代屏风家具独特的雅致秀美之形、自然质朴之材、素洁巧构之饰以及气韵超然之境的艺术特点,进而为当代宋韵屏风家具的设计提供了思路和启示。

明代文化及其历史定位

明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双峰并峙,共开繁花。正德时期是明代文化变迁的分水岭。明代文化的动态变迁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程朱理学一统与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二是王学崛起与市民文化的形成期;三是“实学”思潮兴盛与知识阶层的内在反思期。明代堪称最有活力、多样性且具解放精神的时代,文化呈现出多元纷呈的景象,进而形塑成以个性张扬、人文主义、市民文化为主要表征的“明型文化”。在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明代文化不但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起始,有着与世界文化进程合辙的面向;而且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独特个性,在近代化进程中展现出本土化的特色。

宋代民间信仰探微——以岁时节令习俗为中心

节日民俗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为节日增添娱乐色彩,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将民间信仰注入其中,并通过一定的仪式呈现和反映。传统节日延续至宋趋于定型。重阳、端午和元旦,避灾驱邪和避瘟除病是其重要主题;元日、立春和晦日的祈富和送穷活动,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七夕、社日乞巧乞聪明则传达了男女对自身角色的认同和对未来生活的祈盼。

“义”在宋代的应用与价值

宋代是义观念实践的一个历史高潮。宋代之义具有崇高神圣的精神地位,受到上至皇帝、下及盗贼的追捧。宋代强调君臣以义立,皇帝以义结天下人心,以义对内理政、对外交好。士大夫之公义指正义、刚正的气概,是高尚情操,其小义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朋友的责任担当与无私帮助,个人之间也多称兄道弟以及结拜兄弟。武人之公义通常都是忠于朝廷,慷慨赴义,其私义多表现于结拜兄弟。民间之义除公益之义外,还有更多样的表现形式,如互济互助、扶正驱邪,包括义居、复仇杀人,结义现象更为普遍,既有义兄弟,也有义父子,均受到法律的承认。义观念的强化和实践,体现着宋人的奉献精神、自律精神、契约精神。从开国皇帝赵匡胤传下来的以义治国策略,是宋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皇后生年辨疑

宋真宗皇后刘氏生年,在宋代史籍中有太祖开宝二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两说。因史书记载刘氏“在襁褓而孤”,故通过辨析刘氏之父刘通卒年、刘氏“年十五入襄邸”的具体年份,考知其当生于太平兴国三年下半年或四年初,于淳化四年或五年“入襄邸”,其明道二年崩时享年五十五岁或五十六岁,而非《宋史·后妃传》所称之六十五岁。宋代官史中涉及刘皇后生年诸记载之紊乱、抵牾的原因,可能为讳饰刘皇后初嫁龚美时曾有生育之事。

宋代行旅速度考论

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达,军政事务繁忙,中央集权加强,都对行旅速度提出了更快的要求。宋代公务差旅因情况不同,速度差异很大,以日行里数计大致可分为400里以上的高速,200里以上的快速,100里以上的常速,100里以下的低速。宋代官民无论水路陆路,日行百里属于常态。最快日行陆路达700余里,水路则为400里以上。民间在行旅速度方面,也有难以逾越的纪录,有大半夜时间奔走380里者,有昼夜行300里者。海上航行由于科学技术如指南针、船载报时器的发展,速度比唐代明显增快。

“势中见理”--宋代交椅的风雅变迁

目的站在宋代设计思维方式的研究角度,以理势思想中的“势中见理”关系为研究脉络,对宋代交椅形制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旨在揭示宋代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轨迹,探索传统思想下的宋代美学设计思维。同时为家具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方法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文化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梳理了宋代交椅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以交椅的式样、造型、风格、构件为切入点,对宋代交椅形制进行了详尽研究;另一方面,从坐姿、礼制、架势、工巧的角度分析了交椅在使用、等级、表现、技法上所呈现的变迁之“势”。结论在文人士大夫自主意识较强的时代氛围下,统治阶级的观念、文人阶层的审美、市民群众的实用、梓人群体的技艺,四者结合构成了宋代交椅“经世致用”“托物言志”“道本器末”“尚巧达善”的审美造物思维方式。

宋代官方的通信速度

宋代官方通信的设计速度,沿袭前代最快为日行500里。但始终未在现实中实现而习以为常,纵容了以后标准的下降。通信速度宋初最快,特殊者日行约450里,正常者不过约345里,其他军事紧急情报日均多在200余里和100余里,普通公文通常日均数十里。以后虽制度不断严格、复杂,但效率并没有提升,至北宋末明显下降。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重要关头和重点热线,通信体系在官方强力建设下一度呈现应有的机敏,最快速度日均约318里。但最高日行350里的设计速度明显低于北宋,以及计算出的最快速度南宋始终没有达到北宋,整体上发生逆转,朝廷指令传到最远的广西需要半年乃至一年。作为官府的脉络系统,通信速度反映着朝廷政令运转效率和国运。

宋朝粮食安全政策及其实践

两宋时期,自然灾害多发,战争频繁,人口增长,人地矛盾突出,土地兼并严重,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宋朝政府大力垦田,发展农业,提高耕作技术,增加粮食产量;鼓励粮食贸易,促进粮食流通,稳定粮食价格;加强仓储建设,完善仓储管理,确保灾荒与突发情况下的粮食供给。宋朝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对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但宋朝粮食安全政策也存在不足与缺陷,许多好的政策、措施不能一以贯之,加之自然灾害频发、财政危机、吏治腐败,粮食危机亦日趋严重,进一步削弱了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

宋代粮食流通宏观调控思想及其启示

宋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认识到粮食问题关系到社会安定和国计民生,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一系列宏观调控策略。他们十分注重粮食流通宏观调控的市场导向,倡导利用和发展私营粮商,反对强行限制粮价,力求粮食自由流通,主张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宋代粮食流通宏观调控思想对当今社会具有诸多启示:宏观调控方式应当与时俱进,宏观调控应当坚持市场取向、构建统一市场、促进多元经营、强化法律规范。完善粮食流通宏观调控应当减少行政干预,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消除地区市场封锁和保护主义,培育多元化粮食市场主体,健全粮食市场监管和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