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州郡志》“陶侃前治沔阳”考

考察陶侃任荆州刺史期间的荆州治所沿革,可知并无《宋书·州郡志》所谓“陶侃前治沔阳”之事。在分析“前治”的含义与相关文献记载后,可知《宋书·州郡志》、旧《晋书》、《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所见陶侃治沔阳的记载均为陶侃治沌阳之误。

内蒙古松树山的植物区系与沙地油松林群落特征

根据多次对内蒙古松树山地区的植物调查资料和沙地油松林群落学的研究,结果表明:(1)松树山在植物区系上,正处在蒙古植物区系、华北植物区系、长白植物区系和达乌里植物区系的交汇地区。植物种类比较丰富,种子植物达394种。松树山植物的科、属、种分别占科尔沁沙地的61.1%、58.1%和41.1%;(2)松树山植物区系地理成分以温带性质成分占绝对优势,占本地区的90.61%,其中以温带亚洲成分、旧世界温带成分和中国-日本成分最多,分别占本地区的16.8%、14.0%和13.7%;(3)沙地油松林是松树山地区和科尔沁沙地唯一的针阔叶混交林类型,群落生活型谱以地面芽植物种类最丰富,占40.7%,其次为高位芽植物(22.2%)和地下芽植物(25.5%)。(4)沙地油松林可划分为沙地胡枝子蒙古栎油松林和沙地山杏油松林2个类型,前者主要分布在石质沙丘上,后者多分布在固定沙丘的阴坡。群落演替进程为沙地先锋植物群落阶段→根茎禾草杂类草群落阶段→沙地灌丛群落阶段→沙地油松林阶段。

《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及其原因

沈约《宋书·乐志》在乐府诗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改变《汉书·礼乐志》只记载雅乐正声的做法,首次将俗乐歌诗引入官修乐志,这是乐志文本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其歌诗依据雅化程度分为四个层次:仪式雅乐,相和歌、杂舞与鼓吹铙歌,吴歌杂曲,西曲。"援俗入雅"主要指第二、三层次而言,尤以第三层次最为突出。《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与乐志传统、音乐发展、政治格局、哲学思潮、地域文化、家学特征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

沈约《宋书》定稿时间考辨

沈约《宋书》的定稿时间,目前多认为是在南朝齐萧鸾称帝(公元494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502年)以后。借助于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相关考察,可以认为《宋书》的定稿时间应当早在永明六年,即公元488年。

从《魏书》《宋书》授官语义场的比较看南北朝时期汉语的南北差异

揭示南北朝时期汉语的南北差异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魏书》和《宋书》收录了大量的授官语词。从语义场角度对两书的授官词汇进行穷尽性调查和细致分析,发现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使用语言更注重规范性。

青海松树南沟金矿床控矿因素及找矿方向研究

松树南沟金矿床位于北祁连活动带中段南缘,达坂山断裂北侧。文章通过分析研究松树南沟金矿床地质背景及成矿地质条件,从地层、构造、岩浆活动三方面分析了控矿因素,认为该金矿床受奥陶系火山岩控制,其形态、产状、规模受构造控制明显,岩浆侵入作用为金矿成矿提供了较大贡献。并指出了矿床的找矿标志及找矿方向。

沈约《宋书》述评

沈约出身于江东高级门阀士族,博通群籍,历仕宋、齐、梁三朝,封候拜相,文才横溢,深谙当时典章制度,为他撰写《宋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宋书》代表了沈约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主要成就,虽然继承了何承天、山谦之、孙冲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对刘宋历史研究的成果,但多有创新。《宋书》根据时代特点,为门阀士族立的传几乎占“列传”的一半,创设了《思（?）》、《孝义》、《索虏》、《芮芮》、《（般木）（般木）》、《鲜卑吐谷浑》、《氐胡》、《蛮夷》等传,全面地反映了刘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情况。《宋书》的八志提供了刘宋时期天文历法、礼乐制度、官吏制度、自然地理、物产气候和州郡设置的重要资料。《宋书》是研究有宋一代门阀政治变化、阶级斗争、民族关系、国际交往和典章制度的珍贵资料。

南北朝时期汉语常用词南北差异管窥

南北朝时期,我国南北地区的汉语存在着地域差异。揭示这一时期汉语的南北差异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们以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宋书》《魏书》词汇为研究对象,结合该时期的文献调查,对两组常用词"等-曹"、"矢-箭"进行了穷尽性考察,发现南北朝时期南北地区汉语词汇的地域差异具体表现在:南方地区汉语倾向于选用"等"、"矢",北方地区汉语倾向于选用"曹"、"箭"。

沈约文学观辨析

在文学活动中,沈约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是沿着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一诗学思路的,他把情感和审美形式看作文学的本质属性而又更侧重于情感表现形式上的审美要求。在沈约的文学观念里,其所强调的"情"是作家内心丰富的自然真切的各类情感、意绪、志趣,是反映作家独特才性的情感、思想,是凭借文采、音韵等审美要素审美化了的情感。而词采、音律等审美要素则又应当是本于情感之自然抒发的词采、音律。

《宋书·谢晦传》小议

《宋书·谢晦传》在史书中的结构安排与众不同。史臣不仅设之为专传,而且还选录了五篇文章,紧紧围绕元嘉三年的政治事变,表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旨在阐明谢晦等人确无谋反之心。史臣如此安排,其目的在于寓论断于叙事当中。在政权更迭的过程中,傅亮、谢晦等人成为宋文帝及其近臣夺取权力、迎合名教、巩固统治的口实和牺牲品。

《宋书·州郡志》脱漏试补

本文举例讨论了中华书局本《宋书·州郡志》脱漏方面的问题 ,并试为补正 ,凡 33条。这些脱漏 ,多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 ,也可能有《宋书·州郡志》本身的失误 ,又有《宋书·州郡志》本身没有脱漏而中华书局本误补者。

南北朝时期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研究——以《魏书》、《宋书》任职语义场的比较为例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魏书》、《宋书》的写作语言分别为当时的北方通语和南方通语。对二书进行比较发现:二书任职语义场成员与其他词语的组合方式主要有"动词+官职名称"、"动词+地名"等,没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但二书任职语义场除了共同的成员"为"、"历"、"作"、"参"、"解褐"、"兼"、"领"、"行"、"录"、"摄"、"带"、"假"、"署"之外,《魏书》还使用"典"、"位",说明其主要通行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地区,在《宋书》中使用而在《魏书》中罕见的"临"、"……行事",主要通行于南方地区,这就明显反映出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二书都使用具备新兴义的"历"、"带",可见北朝汉语的趋新程度并不逊于南朝。

《宋书》所见双音节并列式复合词语素音序的第三种规律

若一个并列式复合词的两个语素声调相同,且其声母一为全清一为次清,则一般是全清声母语素居前次清声母语素居后;若其声母一为全浊一为次浊,则一般是全浊声母语素居前次浊声母语素居后。

《宋书》《南史》互勘讹误举例

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南史》是目前最具权威的本子。《南史》的宋代部分以沈约所撰的《宋书》为主要史源,保存了大量的《宋书》原文,两书在传钞刊刻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书的某处文字产生错讹,而另一书的相应部分仍存其真的情况。试通过互相比勘来校正两书文字,以期对中华书局点校本的重新修订有所帮助。

《宋书》中的词尾“然”

词尾"然"是上古就有的词缀,《宋书》中,后缀"然"不仅构词数量多,而且活动能力很强。现调查词尾"然"在《宋书》中的使用情况,并从发展的角度对"然"进行梳理。

《宋书》《魏书》佛教入史方式相异原因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南北佛教信仰均很兴盛。然而,《宋书》却将其载入《夷蛮传》,与同时代《魏书》单列《释老志》以记佛事形成鲜明对比。该状况的出现,其原因首先是北魏政权与刘宋王朝对论证其政权合法性的需求有较大差异;其次是复杂的南北朝社会条件的不同及撰述者个人的认识观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宋书》首撰者何承天的抑佛思想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二十世纪以来《宋书·夷蛮传》研究述评

《宋书·夷蛮传》是由沈约撰写的,专述与刘宋王朝交往的亚洲诸国的传记。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并讨论《宋书·夷蛮传》的重要史学价值,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专著与论文。关于《宋书·夷蛮传》中所涉及的与刘宋王朝交往诸国的关系研究、佛教研究、民族关系研究等成为《夷蛮传》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丰富了《夷蛮传》的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探讨《夷蛮传》的史学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书·谢灵运传论》和文学史的自觉

对文学历史的自觉认识,在这种自觉认识上,对过去作家群和众多的作品在文学史的流变中加以比较研究,给予他们各种不同的与之相适合的位置。这就是所谓对文学史的考察。与以魏建安时期作为自己文学理念时代的刘勰与钟嵘不同的是,沈约以西晋太康时期为自己诗史理想时代。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沈约论述了东晋以降至刘宋时期的诗史论,给刘勰、钟嵘、裴子野、萧子显的诗史论以决定性的影响。可见,沈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开始确立文学史的自觉,其意义十分深远。在西晋太康时期,即潘岳、陆机等文学的辞采和音调中,发现了与至今还保留古风的建安文学不同的特点,揭开了六朝新的一幕。

佛教载于《宋书·夷蛮传》原因初探

《宋书·夷蛮传》是专记刘宋政权与周边国家交往的传记。然而,有关此时的佛教事宜也被载入该传。这种独特的现象与《宋书·夷蛮传》的编撰继承、传统儒家本位思想以及南朝佛教特有的夷蛮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晋末南朝时期的“岭南之弊”

东晋南朝时期的“岭南”一词,所指范围较现今意义广泛得多。晋末刘宋时期,频见于史籍的“岭南之弊”,主要指此地官吏的贪墨之风。司马元显、刘裕、刘义隆对“岭南之弊”的处理,既显示了中央力图有效管辖地方的实践,亦反映了主政者与地方官吏之间的资源争夺,是帝制时代皇权与官僚权力既相互依存又相互钳制的共生关系的一个缩影。岭南地域自身的发展程度、政治形势、为政风气、国家财政情况,则是影响主政者对“岭南之弊”态度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