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夏目漱石小说中的“明治精神”

"明治精神"是夏目漱石首创,指伴随着明治时代文明开化而来的那种自由和独立的个人精神,然而在那个并未建立真正自由、民主的"由外到内"开化的时代,这种精神总是与"孤独的悲哀"和"怀疑的地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精神是整个现代精神在个人身上的反映。夏目漱石在其小说中对处于社会动荡转型期的明治时代做了充分且深刻的描写,是那个时代极少数清醒的日本作家之一。

夏目漱石“则天去私”理念及其时代性阐释——以小说《明暗》为中心的考察

夏目漱石"则天去私"的理念包含艺术方法论及人生观的双重含义,且较为集中地蕴含于小说《明暗》中。该小说通过"则天去私"与"自我"的对立体系,呈现作者对待新旧文化的立场差异。利用人物不同气质的对比效应,彰显作者对立足现实而又超脱现实的自然人生观的崇尚态度。"则天去私"既包含禅学意境,又流露出对西洋近代文化思想的距离感。该理念与漱石所处的时代思想密不可分,与"明治精神"相关联,并非意味着完全脱离世间的禅学意境,而是包含时代性因素,属于立足于现实而又超脱世俗的"自然"意境。

卓尔不群,历久弥新——重读、重释、重译夏目漱石的《文学论》

重读一百年前夏目漱石著《文学论》,更能看出其独具一格、卓尔不群。作者不是以某种"主义"而是以"全义"的视阈,以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作家的三重角色,从(F+f)的"文学公式"出发,以"焦点意识"、"幻惑"、"文学语法"、"暗示"、"渐进推移"等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为中心,以18-19世纪英国文学原著为主要例证,阐述了文学构成论、文学特性论、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论、文学修辞论、文学推移论,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堪称世界上第一部用社会心理学方法写成的自成体系的文学概论著作,对今天的中国文论界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七十多年前出版的张我军译本错译甚多,在译本严重老化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加以重译。

梦窗疏石庭园建设思想的嬗变轨迹与文化表征

梦窗疏石在庭园的表现形式上经历了初期的造"庵"、中期的造"亭"以及后期的造"庭",直至把枯山水庭园定格在中世日本。其庭园建设在样式的思想表达上,由初期的简陋到中期的朴实,再到后期的静寂闲雅;在建园的区位选择上,从最初的山间僻地到室町幕府的中心地京都,梦窗完成了造园样式的转变,开拓了其独特的禅式庭园,为中世禅式庭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促进镰仓、室町时期庭园文化发展。

从小说《门》看夏目漱石作品中近代知识人的内心孤独

小说《门》(1910)是日本近代反自然主义流派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创作了一个感伤的世界。夏目漱石的创作受到当时西洋文明的影响,把日本国民生活的精神空白这一现象作为知识阶级的伦理问题清楚地再现出来。这种文化的压迫感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而最根本的被害者就是知识分子本身。在他们生的欲望无限扩大的同时,却丧失了内部的伦理基准,把自我的意识陷入奴役的境界,让从世界文明中得到的自由平等的意识远离自己的幸福。

梅娘对夏目漱石的借鉴与超越

梅娘留学日本,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夏目漱石。相似的生活经历和个性气质是梅娘自觉借鉴漱石文学的前提,漱石"暴露真实"的文学观、余裕性的讽刺手法和两性意识都给梅娘以深刻的启示,梅娘以自主性创造对漱石文学有所超越,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结构和艺术风貌。

从夏目漱石青少年时期论文看其基本精神结构的形成

在夏目漱石的《正成论》、《观菊花偶记》、《中学改良策》、《关于文坛平等主义代表者惠特曼的诗》等青少年时期的一些主要论文中,已经显示了漱石基本精神结构的主要特征:在汉文学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思想占据其主要精神领域的同时,汉文学中的"文"所赋予历来知识分子的对现实生活的距离感和批判眼光也成为漱石日后保持部分独立精神的思想来源。

用语言研究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的尝试及理论思考——以分析夏目漱石的小说《心》等作品为例

用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心》 ,其目的是通过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 ,证明将普通的语言研究方法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某种程度的有效性 ,同时也可以看出日语句子结构与日本小说结构的内在联系及语言与文学乃至文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 。

作为“符号”的中国——从《诺门罕的钢铁墓场》看村上春树中国观之内涵

本论文以村上春树的《诺门罕的钢铁墓场》为文本分析的依据,通过其与夏目漱石的《满韩处处》及村上自己的《墨西哥大旅行》的对比,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及横向的空间维度,讨论其中国观的内涵,指出村上作品及其思想中表现出的中国形象具有强烈的"符号化"特征,这是和百年以前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以及日本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影响密切相关的。

文化“边缘人”视角与新女性的“神秘”气质——以夏目漱石小说《三四郎》为例

文化“边缘人”身份视角的运用对该视角下观察的人物形象产生影响。本文以夏目漱石小说《三四郎》为例，探讨该视角与人物“神秘”气质的关系。三四郎徘徊于近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具有文化“边缘人”的身份。通过这一身份视角的运用，获得“感觉”的真实，增强艺术真实性。并且，由于受其观察角度的局限性及对事物认知能力欠缺性的影响，该人物的观察对象更神秘，文本的陌生化叙述效果增强。三四郎对美祢子的认知层面存在局限，使新女性的“神秘”气质更为凸显。

明治文学中典型的“多余人”——论夏目漱石笔下代助的时代性特质

夏目漱石笔下的代助是明治文学中典型的"多余人"。漱石运用梦叙事的手法,暗喻的修辞以及对"无意识"身体感觉的描述表现了代助的精神内涵。代助回避现实,其"自我"难以在现实中确立,带有浓厚的非现实性特质。游离于新旧文化之间的代助产生人格的"自我"分裂,具有忧郁型心理。其焦虑心理的产生源于依附封建意识的"妥协性"。这种气质与明治时期近代化改革不彻底的状况密切相关,也是漱石自身对于"自我"认同局限性的折射。

中国古代文学观照下的夏目漱石汉诗解读

夏目漱石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汉文学史上汉诗人的代表,其一生所创作的近二百首汉诗受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甚大。从自幼受到中国古代文学巨大影响,到面对西方文化舶来的时代现实,无论是儒家的"经世济民",还是佛禅的隐遁出世,在其毕生的汉诗写作中,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对精神世界的坚守。

漱石文学与武士道

武士道是传统日本人灵魂的最高准则。在日本 ,武士道有佛教、神道教、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几个思想渊源。日本历史上 ,武士阶层作为政治精英存在的时间长达千余年 ,然至漱石所处的明治大正时期 ,武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已大幅度下降 ,“武士”已成为一个转身而去的历史背影 ,但是武士人格、武士精神、武士道已经融进了日本民族的血液中 ,漱石的文学中经常闪现着这个历史背影。本文拟从三个角度把握漱石文学中人物的武士道精神实质 :“克己”的性格倾向 ;重视名誉的价值取向 ;“死”的情结及恩义观。

试析《哥儿》与《围城》的共同点——以对教育制度的批判为中心

夏目漱石和钱钟书有许多相似之处 ,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名作《哥儿》与《围城》写于相似的时代背景下 ,主人公及其他人物形象都非常地相似。两部作品都对教育制度的腐朽与丑恶进行了批判 。

夏目漱石汉诗与“非人情”

夏目漱石的汉诗是在世俗功利之外独辟的胜景,作者主张的"非人情"的文学理念在其汉诗中得到尽情演绎,这是鼓励人放弃俗念、荡涤烦恼,恢复心灵自由的艺术,透露着宁静、空寂、超然物外的禅境,同时又不失其为理想而抗争的"执著"本色。

夏目漱石与禅

夏目漱石年轻时曾两次到禅宗寺院参禅,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使者》《门》《十夜之梦》等作品中,主人公的言谈举止、思想理念,都有着曾为禅宗修行者的夏目漱石的影子。禅的世界一直是夏目漱石苦苦追求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神秘世界,这也决定了其作品的主人公求道而不能得道、始终处于矛盾彷徨状态的命运。

评“哥儿”形象的人格魅力——夏目漱石自身的写照

《哥儿》塑造了一个勇于挑战日本传统教育制度的正直纯粹的青年"哥儿"的形象,极具人格魅力,是夏目漱石自身的真实写照。

试论《三四郎》的朴素之美

《三四郎》作为夏目漱石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序曲,被喻为漱石文学中最出色的青春小说。小说描写了主人公三四郎从一个乡下毕业的高中生成长为一名东京大学生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他的心路历程。作品通俗易懂,充满知识性与趣味性,从更深层次展开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对人生真义等的探求。文中的主人公三四郎始终处于一种躁动的苦闷中,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他在三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间彷徨,他充满了迷惑与茫然,这也代表了明治维新以后年轻知识分子的困惑,揭示了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小说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但却扣人心弦,处处透露着一股平凡朴素之美。

日本近代汉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初探

本文拟将夏目漱石和正冈子规的汉诗文创作放在现代性审美的视野之下,考察其内在不同的现代性品格,借此说明日本近代文化亦是"汉文化"现代性生成之过程,进而尝试为观察日本近代汉学之变以及我们自身传统文学的现代性价值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与可能。

西洋的“自我”与儒家的“道义”——夏目漱石小说中的个人主义思想

夏目漱石是生于明治前一年,与明治社会一同成长的高级知识分子,彼时日本被西方以武力敲开国门,明治维新后全面学习西方,进行文明开化,深受汉学与西学双重影响的漱石对眼前的社会巨变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在赴英留学期间形成了影响他一生的个人主义思想,文章以其文论《我的个人主义》以及夏目漱石成为职业作家之后创作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为对象,从西洋的“自我”与儒家的“道义”之视角剖析和阐释了漱石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探讨了漱石用“道义”的思想对其小说中的个人主义话语进行的本土化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