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香港会议与中共中央对台革命工作部署的调整及其影响

台湾光复后,中共组建了中共中央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台革命工作。之后,台湾革命事业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存在党员数量过少、新老干部不够团结等问题。随着解放战争局势演进,为总结经验与教训,推进中国台湾地区革命发展,1948年夏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地区召开了中国台湾地区干部工作会议(香港会议)。会议对台共的历史问题作了初步整理,起草了决议《关于台湾工作》,分析了台湾地区社会的特点,明确了中国台湾地区的革命任务,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中国台湾地区革命事业。香港会议后,中国台湾地区地下党调整了工作策略,在支部建设、武装工作、职工运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省工委还根据实际需要对香港会议的部分决议作出修改,以农村地区为工作重心,重整了武装工作,更强调隐蔽潜伏的重要性。香港会议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中国台湾地区革命的重视,对中国台湾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统战视角下红岩精神的生成逻辑、鲜明特质与时代启示

红岩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与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而且蕴含十分鲜明的统战特质。从统战视角看,红岩精神承载着统一战线在革命时期的崇高使命,凝结着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统战智慧,积淀着党的统战工作理念,蕴含着党的统战工作操守。新时代,红岩精神对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具有重要启示:一是切实担负起党赋予统一战线的新时代使命是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必要驱动;二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是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关键路径;三是增强统战工作艺术性是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有效举措;四是加强统战系统自身建设是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保障。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对国统区中间落后势力的斗争——以回击张君劢和《商务日报》的攻击为例

抗日战争前期,以中间势力自居的张君劢和亲国民党的《商务日报》对国民党独裁反共、片面抗战政策认识不清,甚至有意偏袒,对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时有攻击。《新华日报》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对这些中间落后势力的错误认识和反共言论进行了坚决而恰当的斗争。这些斗争,捍卫了中共的独立自主原则,宣传了中共的全面抗战主张,为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长征前后中共中央与中央分局的联系探析

红军长征前后,中共中央与留守的中央分局之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对苏区开展游击斗争作了机构、人员、物资、指导思想等部署;长征初期,双方保持了较为频繁的联络,党中央向中央分局通报了一路上的战况,且根据后者提供的信息给予指导。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的诸项要求,为长征初期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许多便利和帮助,如迷惑敌人、拖住敌军、协助作战、稳固后方、收容运输、通报敌情。1935年3月9日双方的电台联络中断,直到1937年10月9日才恢复联系。事实证明,中央分局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积极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

中共中央南方局文艺政策的依据: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文化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文委会对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依据了中共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具体体现在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文化指导思想中。张闻天的文化指导思想,主要见诸《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和《发展文化运动》;而毛泽东的文化指导思想,则以《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张闻天与毛泽东对文化的指导思想有差异:张闻天将"民主"明确纳入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而毛泽东却用"大众"涵摄"民主";张闻天制定并执行的具体的文化政策,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总目标也不乏抵触。

抗战语境下的国共之争:“《野玫瑰》风波”释疑

抗战时期,围绕陈铨《野玫瑰》的上演与获奖,重庆左翼文化界与国民党文化当局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野玫瑰》风波"实质上是在独特的时代语境下上演的一部政治话剧。然而,据现有史料,对《野玫瑰》的批判,并非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发动,组织。时至今日,有必要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障,对《野玫瑰》及这次风波加以重新审视。

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建设的历史考察及经验启示

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组织建设的方针策略,恢复发展组织,壮大干部队伍。南方局的各级领导机构,适应形势发展,应对“反共逆流”,改变领导方式,转变组织形式,清理调整组织,实现了组织的巩固发展,开创了国统区党的组织建设的新局面,为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信仰上的坚定,坚持实践中的创新,以目标任务为方向,以制度建设为关键,以党员干部为基础则是南方局组织建设留下的宝贵经验与启示。

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与重庆抗战文学研究现状述略

抗战时期,抗战文化运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其工作的重心。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南方局的研究,逐步深入,全面拓展。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一是关于中共南方局的总体研究;二是围绕中共南方局与国统区(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研究;三是针对中共南方局与重庆抗战文学的研究。

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局领导人调整的决策考论

近年来,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局领导人调整的决策,成为党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从史实出发,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局领导人调整的重大决策,并非个人运作,而是在东北战略方针转换的大背景下,针对东北战事的特殊时期和特定条件,从特定领导体制造成的东北局和军队指挥机关难以合在一处的情势出发,所进行的果断决策,使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有了团结统一的领导集体。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胜东北的特殊时期采取的这个非同寻常的重大举措,对解放战争时期能够在东北取得辉煌的胜利至关重要。

重庆“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系考辨

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是抗战时期最大最重要的一次文学论争。围绕民间形式是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争主要在向林冰和葛一虹之间展开。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发挥着积极的组织和指导作用。但这场论争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问题的根源应该在于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人文艺指导思想的歧异。

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基本特点——基于领导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实践

周恩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后,面对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左"的"进攻路线",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领导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所作出的军事决策,都力求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从而能够指导苏区军民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也呈现出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基本特点。这些基本的特点主要包括:坚持军事决策的实践标准;贯彻军事决策的全程指导原则;确保军事决策机制的有效性;作战决策着眼于贯彻既定的作战方针;紧急时刻果断独立地作出战场决策;等等。深刻认识和把握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基本特点,对于全面研究周恩来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深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凯丰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时期的活动述略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凯丰,自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曾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负责宣传及党报工作,兼任宣传部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此期间,多次出席新华日报社的有关活动,发表著译文章16篇,编译出版专题文摘《什么是列宁主义》,指导编印大量宣传资料。在大力开展文化统战工作的同时,对南方局的干部培训、青年工作、军事斗争等各条战线的开展,也贡献良多。回顾、总结凯丰此一时期的历史活动和革命业绩,对于弘扬红岩精神、传承统战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考察中共中央南方局与重庆抗战文学需要辨正的几组人物关系

对中共南方局与重庆抗战文学关系的考察,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简单的模式,即毛泽东→周恩来→大后方文学。这种格局显然失之片面,并且有违史实。文章借鉴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从四个方面加以厘清和辨正:1.抗战时期中共的最高领导人;2.中共中央长江局和王明的右倾错误;3.抗战时期博古在宣传文化战线上的历史作用;4.抗战时期凯丰在宣传文化战线上的历史作用。

特殊形式的党代会——中共中央(分)局的高干会述论

在中共党史上,曾经召开过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会议——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简称高干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由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央局、中央分局组织召开。高干会的性质等于党的代表会议,即党代会,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党代会。高干会在党的历史上历来是解决重大问题的会议,但在发扬党内民主上也有其局限性。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各中央局或分局所领导的地区应召开全区的党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此后,高干会逐渐淡出历史视线。1954年,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建制被撤销,高干会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