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地区森林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政策建议——以崇义县为例

森林为人类社会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在维持地球生命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聚焦赣南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实践,以江西赣州市崇义县杰坝乡和赣南树木园为例,从探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旅游模式、打造人文生态资源依托型乡村和加快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与修复等三方面提出了发展方向,针对“双碳”背景下可持续利用森林资源促进乡村振兴重点提炼出4个可能的实现路径:(1)发展森林碳汇经济,提高森林碳储量和碳利用效率;(2)发掘特色农产品,搭建特色品牌产业链;(3)开发森林生态旅游,促进具有赣南特色的乡村振兴工作;(4)搭建政产学研用创新平台,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整体协同发展。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以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国家文化部落实民族文化保护精神,整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批准设立的文化生态保护地域。基于文化生态、生态旅游等理论的研究,探索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生态旅游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以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探索了热贡文化生态旅游的资源条件与市场潜力,提出了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模式和建议。

基于文化生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历史文化名城泉州为例

阐述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影响以及文化生态保护的理念.以泉州为例,从文化生态保护的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进行探讨.认为应坚持文化生态保护的核心理念,选择文化生态旅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结合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具体措施,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并提出组合型旅游产品开发、旅游商品开发、客源市场开拓与宣传促销的具体对策.

属地主义与协同失衡:江西环境跨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地方属地主义与治理协同失衡是目前影响环境跨区治理的两大障碍,而中央对于江西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定位,使得江西迎来了提升环境跨区治理水平的契机。通过梳理目前江西环境跨区治理在体制机制、发展理念以及社会认知方面所存在的三大矛盾,文章提出以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为基础,构建三方协同监管、地方专职治理的环境跨区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江西当前经济社会现实,提出以＂河长制＂完善整体治理机制,以试验区建设巩固环保法律体系,以市场手段引入企业治理环境,以转型升级调整现有产业结构,以公众参与促进生态文明理念推行等五项措施,优化未来江西环境跨区治理的发展路径。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旅游开发机制研究

文章定性分析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旅游开发机制,认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开发的实质是将文化旅游资源要素通过资金要素、人力要素、技术要素与制度要素集成为文化旅游资本,进而再通过保护机制、挖掘机制、激励机制、运营机制与约束机制开发为文化旅游产品,通过这一转变来实现商业目的.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开发过程中,有政府、企业、居民与市场等4大主体参与其中,并且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开发过程中要协调好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既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又要整合区域内的相关资源多样化发展,通过不同的文化载体发展不同类型的文化旅游业.

黄河上游甘南水源补给区生态保护思路

黄河发源于青海,成河于甘南。甘南黄河上游水源补给区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地位,在维系黄河安危和整个流域生态安全、经济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重视和加强黄河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不仅关系到甘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安危,关系到整个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指出了黄河上游水源补给区存在的生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

创建陕南生态保护与发展示范区的战略途径与发展模式

要实现陕南的突破发展,可建立"陕南生态保护与发展示范区"这样一个工作平台。从体制、产业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以实现生态淘汰的保护与开发,推动贫困山区群众的脱贫致富。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CIS构建初探

徽州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和标本,有大量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存。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立后,徽州文化的保护、传承有了良好的平台支撑,但由于实验区形象树立的匮乏,外界关注度不高,从而制约了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在借鉴CIS理论的基础上,从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等视角对实验区形象加以研究和塑造,通过传递推广助力走向世界知名,并为国内其他文化保护区及有关园区的形象建设提供资鉴。

关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思考——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为例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我国还没有成熟的推广模式。文章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为例,提出了全面启动生态保护区建设应具备系统的制度体系、保障体系和管理工作体系等基本条件,包括领导体制、规划编制、法规政策、资金保障,以及实施工作措施的系统性建设。

基于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传统聚落保护研究——以长泰珪塘非遗保护为例

当前传统聚落保护中存在的一个痼疾就是因聚落变迁和农村空心化而造成的传统文化生态式微、消亡问题。本文以"中国传统村落"长泰珪后村的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对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长泰珪塘活态标本进行研究,并探讨和总结传统聚落非遗活态保护的有效途径。

生态脆弱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思考——以环塔里木盆地地区为例

本文首先在文献调研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生态脆弱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问题,认为生态脆弱区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即村落更多的是对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因应,认为对其保护利用要重视这种因应关系的延续。其次,梳理了南疆传统村落与脆弱生态环境的因应关系,并据此提出村落与环境的整体性保护思路,在总结村落空间营造、通风与遮阳、建构技术等基础上,注重原水利设施的保护利用、注重阴影空间的优化提升、扩增本土功能性绿化植被等具体举措,以期为生态脆弱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提供有益思路和科学依据。

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时空动态研究

指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准确了解和掌握非遗传承人的现状,对于非遗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大理州作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民族和文化多样性丰富,为了使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大理州从2005年开始先后进行了五批州级传承人的认定工作。基于大理州先后公布的五批传承人的数据,对传承人的类别、年龄结构、民族比例、时空分布等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近年来大理州州级非遗传承人认定工作总体稳定发展,但在传承人项目类型、年龄结构、民族比例、空间分布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针对此结果,提出了几条建议,以期为大理州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非遗保护以及文化生态实验区的建设提供建议和支持。

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性规划研究探析——以姜堰清明习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

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对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以及其传承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化生态保护区能够维护文化生态系统内的平衡发展,促进保护区内的经济社会科学化可持续发展,这是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创造性实践。文章尝试以姜堰清明习俗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为例,探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性规划。

从峒话看八峒瑶山竹文化现状与对策

湖南省新宁县西南部八峒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形式多样,从峒话视角调查入手搜集并整理了"打古堂"、"祭竹王"、"竹根傩面"、"竹料造纸"、"竹制乐器"等多种瑶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用"竹文化"的概念加以整合和推广,针对峒话和竹文化发展的现状,进一步提出建立"八峒瑶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想,以切实有效地改善目前八峒地区方言濒危和非遗文化保护传承所面临的困境。

基于PSR模型的南方丘陵区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研究——以湖南省武冈市为例

为优化南方丘陵区县域生态保护现状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精确到图斑尺度的生态保护现状评价实践路径,文章基于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了具有南方丘陵区特点的县域生态保护现状评价指标体系,以湖南省武冈市(县级市)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武冈市生态保护重要性综合评价结果处于中等重要和一般重要之间的临界值,且存在生态保护重要性极度重要和高度重要区域,占比达到全市总面积的24.46%。PSR模型中的压力-状态-响应指标能客观反映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优化了南方丘陵区县域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的方法、路径,研究结果将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和保护的实践与思考

记录是非遗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记录应包括与某项文化有关的完整考察,而且应保持动态更新,把其发展变迁的过程全面地记录入库。非遗名录的建立应抓大放小,能进能出。对于价值不大或随着传承实践发展无法活态保留的非遗项目,无须强行传承,只需以博物馆的物质化方式记录保存。生产性保护不只限于传统手工艺类的生产,民间艺术、民俗节庆都应当面向市场、转化创新,与当下审美、应用场景相结合。非遗整体性保护的目的是保护非遗的文化生态和传承环境。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商业开发似乎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生态的破坏,但“伪民俗”中也有真传统,创新能否成为今后的传统,需要实践和时间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