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入滇与滇藏交通的发展

吐蕃入滇后,滇藏交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根据南诏、吐蕃的文物考古资料及汉文史籍中关于8世纪滇藏人员往来和与之相关情况的记载,以及双方人员往来特点的分析,可以在滇藏主要交通线及其走向、道路状况与保障措施、主要交通线的作用与影响等方面得出一些初步认识,大致勾画出这一时期滇藏交通发展的基本轮廓。

“南少林”研究的检讨和批判

关于“南少林”的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同时也存在不少疑惑,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关于“南少林”的确定标准并不科学,证据也缺乏说服力。本文从阐述少林寺以及佛教禅宗的发展的历史,以及少林寺在佛教禅宗发展中的地位入手,说明历史上所谓的“南少林”问题的提出可能是由于禅林中自我标榜领袖地位的产物。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可以断定历史上福建地区确实没有“少林寺”的存在。在检讨了这一研究过程之后,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出现地方利益的错误诱导和狭隘的地方情结给予批判,使之回归实事求是的轨道。

《采蘩》、《采蘋》、《甘棠》创作年代考论——《诗·召南》创作年代考论之一

《采蘩》为写召南贵族夫人采集白蒿以奉祭祀之作,《采蘋》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采集浮萍、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祭祀仪式之作,二诗皆当作于周平王（前770年~前720年在位）初年;《甘棠》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当作于周平王元年至十二年（前770年~前759年）＂二王并立＂之时。

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

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处变不惊，及时向中共中央建议调整战略方针，以战略家的眼光，率先提出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实现了华中党军领导和指挥的高度统一，创造性地解决了抗日游击战争中战略指挥关系问题。刘少奇对华中抗战尤其是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的发展壮大。

南宋诗评家时少章考论

时少章是生活于南宋宁宗、理宗时期的一位诗评家。他看重诗品与人品、创作和时代的关系 ;从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出发 ,推崇盛唐诗风 ,抑制晚唐习气 ;注重师承 ,更强调独创 ;一方面激赏盛唐诗 ,但也不排斥中晚唐诗中那些清新流丽之作 ,表现了博大的胸襟和持论的公允。

南北朝文学相互影响探析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发展渐趋活跃,南朝和北朝尤甚。文章通过对北地刑邵和魏收互相讥议及个别由南入北诗人的个案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从较深层次上探究南北朝时期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互融互渗的动态发展过程。

论南社“格律派”词

对于南社词人群体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至今未有定论。依照文学审美标准,从词的创作本位出发,可将南社词集群划分为"情志"、"格律"、"情格兼重"三"派",而作为"格律"一派的代表性人物,庞树柏为彊邨传人,亦有剑气峥嵘的一面;陈匪石、邵瑞彭则以严谨精悍的风格,共同构成南社词人"格律词"之双璧。

《南雍州记》三种及其辑本考述

南雍州,东晋时侨置襄阳,所治包括今湖北、河南部分地区。《南雍州记》,今所见有王韶之作、郭仲产作、鲍至作三种。王韶之《南雍州记》,史志皆不载,《说郛》辑得六条,黄奭《汉学堂丛书》所辑六条与《说郛》同,应即直接从《说郛》中摘录而成。郭仲产《南雍州记》与鲍至《南雍州记》史志皆有著录,二书约亡于宋元之交。今存《南雍州记》各家辑本均存在漏辑、误辑的情况。《说郛》《汉学堂丛书》所辑王韶《南雍州记》六条作者皆存疑,王谟、黄惠贤、刘纬毅各家所辑《南雍州记》亦均存在误辑、漏辑、重辑等问题。

论《周南》《召南》为周初淮汉诸姬所作

《诗经》之“二南”当成篇于周初,为封于淮汉之姬姓贵族所作。“二南”中南北名物皆有出现,证之周公南征、封建诸姬故事,则唯淮汉宗室因长于北方、封于南方,方才可能具有北方记忆的同时,多写南方风物。从历史地理角度而言,“二南”亦仅可能作于周初,西周晚期乃至东周时荆楚不附、鲜封南土,“二南”如作于此时,不得列于国风之首。而毛诗师法隐然视“二南”为武王、成王时诗,亦可证“二南”作于周初。最后,“二南”诗作在题材上具有偃武修文性质,多言夫妇嫁娶之事,亦与周初天下初定之社会背景可以相合。

试论新出曾国铜器与《诗经·召南》问题

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M111出土铸铭“南公”和“太保”等铜器,且其墓所出曾侯器中有铸铭“父乙”日名的现象,为深入探讨曾国与周王室、南宫氏家族与召公家族等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再结合相关出土文献材料,发现曾国与召公家族存在使用日名、与“南国”关系密切、出土大量族氏铭文铜器等诸多相似之处。由此可对《诗经·召南》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明确《甘棠》中的“召伯”为“召公奭”,“召南”之“南”为“南土”,即“南方诸国”。这为进一步探讨曾国与召公关系以及叶家山出土铜器族氏铭文的来源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全面探讨曾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路径。

随州叶家山M111出土大保虘钺笺识

随州叶家山M111曾侯墓出土一件大(太)保虘钺,铭文虽仅有一人名,但仍具不小史料价值。简报倾向于将“大保”解释为官职名,其实作族氏名更合适。大保虘钺或可与早期虘簋、虘爵作人名系联,从铭文可知,大保虘之父辛很有可能为伯宪、伯龢、燕侯旨所称“父辛”,但召伯父辛并非召公奭。虘、宪存在名、字相关性,大保虘或即伯宪,为召公奭之孙,因其早期追随召公在经略东土、南土方面立下军功,日后成为继领召公奭东土封邑并胙土立氏的大保氏首领。大保虘钺出现在曾侯墓中,或是西周早期诸侯、邦君协同开发南土且蕃屏周室的见证,也为进一步理解召公支系大保氏族裔和军政作为提供了新资料。

南部湘语中的“冇是”

在汉语普通话和很多方言中,"是"和"有"的否定形成对立,不存在"没是"和"不有"的说法,但在南部湘语娄邵片某些方言点中,"是"和"有"的否定却并不对立,"是"和"有"都可以用"冇"来否定,形成"冇是"的表达方式。"冇是"在南部湘语娄邵片中有三种分布类型:"冇是"与"不是"并存型、"冇是"与"唔是"并存型、"冇是"单用型。"冇"的本质是对"具有"或"存在"的否定,"冇是"的存在有语言地理类型学和人们逻辑认知的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