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昭王时期南土经营的差异化路径与治理模式转变——以金文材料为中心

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是汉淮间两大地理单元,也是昭王南土经略的重点区域。针对两地不同的政治地理价值,昭王采取了差异化的经营措施,对南阳盆地以政治统制为主,而对随枣走廊则以军事控制为主。面对昭王南征失败后南土动荡的局势,西周王朝开始采取徙封与联姻相结合的“地缘-血缘”模式来实现对南土地区的有效统治。从西周中后期南土治理模式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宜”之法始终是周人变更区域发展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元初访贤政策与江南士人仕进

南方平定后,元廷面临着经略江南的严峻问题。自至元十三年(1276)实施江南访贤政策,到元贞大德之际,元廷对江南士人的笼络一直没有间断。元初的访贤政策显示出元世祖忽必烈治理江南的雄才大略,在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中大量参用南人基础上,有效缓解了南方的抵制情绪。与此同时,这种政策也得到了江南士人的积极响应,特别是程钜夫、赵孟頫等人为江南士人仕进经营的关键通道,对提振江南士气、挽救一代文运产生重要意义。

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丝绸织物纹样初探

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共出土丝绸织物76件。墓主人赵伯澐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七世孙,出土丝绸织物均为墓主人生前穿戴之物。其涵盖的服饰形制多样、织物品种齐全、纹样题材丰富、工艺精巧独特。[1]这些纹样造型如何,包括哪些题材,是怎样排列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南宋丝绸织物纹样的认知,为南宋丝绸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清末民初云南地方志编纂的现代化转型——以赵鹤清《滇南名胜图》为中心

滇人赵鹤清于民国四年(1915)撰《滇南名胜图》一书,择取云南有代表性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进行编次,图文并茂展示云南各地山川景色、文物古迹,云南名胜的自然之美和人文底蕴在书中得以完美融合。作为乡土志,《滇南名胜图》集文学、历史、地理、美术等学科之优长,与时代和社会的变革相呼应。集中体现了云南近代有识之士在充分总结、提炼旧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主动吸取外来先进文明成果,为实现地方文化现代化所作的实践。既体现出清末民初云南地方志编纂的现代化转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的新旧文化交替,堪称中国西南地区近代乡土志的代表之一。

赵长城古今考辨

战国时期,处于四战之地的赵国为抵御南方的魏国及北方胡人的进攻,分别在其南部和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此即人们所说的赵国南长城、北长城。文章对赵国两道长城修筑的时间、原因、方位及现状作了考证,并对赵国北长城与当时燕、秦两国的长城,相继的秦始皇长城及今所见的明长城的关系作了辨析。

《周南》、《召南》南国史迹考

"周南"、"召南"作为地域名称,可上溯到西周初期。"二南"是周公、召公治下南国各小国的泛称。《诗经》中的"二南"都是南国地方的民歌,以西周建国之初作品为多。"二南"诗篇的题旨与训诂,历来歧义很多,但多系似是而非的疑古之论。《关雎》"钟鼓"系"盛大生机"的古义;《汝坟》"王室"即殷商王室;《甘棠》"召伯"即召伯。

南宋民族英雄赵立和楚州保卫战

读南宋史料,感觉当时最值得崇敬者,文臣是李纲、宗泽和张所三人,武将是岳飞、李彦仙和赵立三人,后两人是死得其所、又不得其所。此六人的共同点,是只能在惨酷的民族浩劫中产生的悲剧人物。民族英雄赵立和英勇壮烈的楚州保卫战,就是其中的显例。

南唐画院有无再考辨

本文对李煜民《南唐画院新考》提出商榷。从分析北宋绘画典籍写作之展开方式、赵干《江行初雪图》之造境与风格、以及其上的题词印篆等处着手。重申南唐确实没有画院、赵干为宋初画院学生说。并指出《南唐画院新考》商榷意见之诸多欠妥处。

陈宜中魂归何处再考辨——兼论宋闽冲郡王赵若和真伪

陈宜中最后魂归何处涉及陈宜中的最终评价。关于陈宜中的最后归宿问题虽早已解决,可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不同的跳海殉国说和埋名匿居说。这些观点被人引以为真,作为信史广泛流传。真相到底如何,对此再作考辨。

两宋之交赵构大元帅府的组织、运行及其政治遗产

两宋之交,大元帅府在严峻的内外形势下建立并发展起来。大元帅府以帅府集团为核心力量,以檄书等文书形式为军政运行的载体。帅府集团随着军政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调整、渐次形成,文、武、侧近等三类人群相互交织,却难有号召勤王力量的实权人物。大元帅府的军政运行,力图突出赵构的核心地位,以便运转更迅速、有效,但往往因受制于各种因素,军政执行力度大打折扣。大元帅府的组织、运行,为南宋政权留下了重要政治遗产。南宋初年宰执更迭、武将受控、近习干政、御前统军等诸多政治现象,往往可追溯至大元帅府时期的统军思路及军政运行方式。

旨淡骨独清:南宋“上饶二泉”的生平、创作与诗学略论

南宋中后期诗人赵蕃和韩淲被人们并称为"上饶二泉"。他们不但创作非常丰富,而且在诗学和思想上受到江西诗派较深的影响,诗歌创作、道德修养皆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受到杨万里、戴复古、刘克庄和方回等人的赞扬,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赵之龙弘光朝政治活动考述——兼论乙酉之变后赵之龙的境遇

王夫之《永历实录》及《清史稿》均认为赵之龙曾经参与拥立福王之事,但结合时人与清朝早期文献的记载,可知赵之龙并非定策的参与者。福王朱由崧即位后,赵之龙与马士英、刘孔昭等人沆瀣一气,支持阮大铖复出,并逼迫张慎言等人去职。在举荐陈尔翼一事上,赵之龙与同僚屡次发生争执,引起不小风波。乙酉之变时,赵之龙率领文武百官降清,但入清后却一直没有受到清廷的重用。赵之龙乙酉之变后的境遇,实际上是明朝勋臣降清后的缩影。

论“江鲍体”的审美差异

江鲍体的审美差异分诗歌和辞赋论述,诗歌方面,鲍诗反映社会面深广,江诗思想内容相对贫乏;鲍诗带有民歌气息,流畅自然,多用对答体结构篇章,江诗过于追求语言奇采,字句雕琢的痕迹明显。辞赋方面,江赋"以景化心",鲍赋"以情为里";江赋主旨显得单一,鲍赋则呈多元格局;鲍赋发扬魏晋赋抒情言理特色,多有创新,江赋多模仿骚体赋或汉大赋,创新不足。

赵元祚与《滇南山水纲目》研究

关于赵元祚的生平,及其所著《滇南山水纲目》一书的刻印及其版本流传等情况,学者意见纷纭。文章通过资料的收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赵元祚及其《滇南山水纲目》一书作一全面的研究,希望对此问题解答有所裨益。

南宋宰相赵鼎怀归诗的内蕴

在时局动荡的南宋初年,赵鼎的政治命运跌宕起伏,与之相伴的诗歌作品中充满了怀归之思,但内中包蕴的情感并非平和宁静,却是愤懑不平的。其内质与一般文人壮志难酬、生不逢时的咏归叹穷迥然不同,而是与南宋初年复杂纷繁的政治斗争关涉密切。只有以特定的政治大事件为依据,将其诗文作品结合起来,才能对赵鼎的怀归诗作出客观的解读。

乐府狮象,独秀于南朝——鲍照及其乐府诗创作探析

鲍照是南朝刘宋时期著名的诗人。鲍照的作品中以乐府诗成就最高,在南朝乐府中独树一帜。据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统计,鲍照现存的乐府诗共有86首,无论是从诗歌的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鲍照的乐府诗在南朝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夫之曾誉他为"乐府狮象"。文章结合鲍照的生平对其乐府诗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研究,并进一步总结出艺术成就和影响。

南朝“禅授诏策”研究

"禅授诏策"是中国骈文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文体,在南朝时期,达到鼎盛。此种文体集高度的政治功利性与文学艺术性于一身,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史上的特殊现象。文章从释名、总体特征、历史起源、模式化倾向、文献谱系、骈化过程等多个角度,全面研究南朝"禅授诏策"的文体意义和理论内涵。

赵嘏皖南行迹新考——兼论赵嘏部分诗作的系年

在目前的赵嘏研究中,关于赵嘏在皖南地区的行迹与文学活动尚存在诸多疑点。据考证,赵嘏于大和五年曾游历宣州、歙州,并作诗四首;开成三年赵嘏再游宣州、歙州,作诗九首;赵嘏另有两首诗歌也是写作于这两次皖南之行中,具体写作时间难以详考。

南宋学者石宗昭家世生平考──《全宋文》石宗昭小传订补

南宋浙东学者石宗昭,《宋史》无传,其生平事迹隐晦不彰。《全宋文》卷六二六八有石宗昭小传,然此小传有疏误和遗漏之处,应予考订补正。《全宋文》小传谓石斗文与石宗昭为从兄弟,两人实为族叔侄关系。石宗昭登进士第后的首任差遣为台州司户参军,《全宋文》小传对此失载。庆元初,石宗昭以直华文阁出任淮南东路转运副使,《全宋文》小传亦失载。本文梳理了石宗昭自乾道八年登进士第后在地方和朝廷任职的仕宦经历,并对其家世和生卒年进行了考订。

从民居的空间分布看宗法结构的变异——以忻府区南曹张村为例

传统村镇民居分布受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制约,承载着村落发展的诸多信息,其中的宗法结构对基层社会的历史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宗法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形式,在20世纪以来,鲜明地呈现出其因时而动的时代特征。本文以忻府区南曹张村为切入点,通过探析聚落民居的空间分布,内窥20世纪初以来,宗法结构在宗法功能与宗法文化领域的多重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