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改土归流后西南边疆地区文化认同变迁谫论

改土归流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对于推动国家统一、和平、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化认同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始于清代,西南地区是重要地区。通过对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改土归流前后文化认同状况进行历史比较,可以归纳出文化认同变迁具有如下三种特征:政治文化认同的“一体化”变迁从“间接”转变为“直接”;思想文化认同的“儒家化”变迁从“特权”走向了“普遍”;民族文化认同的“交融化”变迁从“有限”趋近了“全面”。深入总结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改土归流中文化认同的变迁历史经验与规律,能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中华文化认同等工作的开展提供智慧与启迪。

西南彝区“大调解”体系的现状及改进对策——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

西南彝区的“大调解”体系是一种解决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机制,是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地处西南彝区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各县市在积极探索“大调解”体系的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做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共性层面和个性层面的不足,如全国性法律支持不足,与国家司法体系衔接不畅,习惯法与国家法存在冲突,资源配备不足,社会认同度不高,案件处理效率有待提高,“双语调解员”“双语法官”数量不够等。为此,西南彝区的“大调解”体系应与诉源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加强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建设,以便为西南彝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作出贡献。

铜盐资源视域下西南边疆史前文化的分布与转移趋势

中国西南边疆温和的气候和资源条件,为史前人类的生息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西南边疆还有丰富的铜盐资源分布,而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开始普遍食盐,文明与国家的诞生又与铜器时代相伴随,因此,西南边疆实际上也是孕育文明的温床。检索西南边疆从旧石器时代代表性遗址到新石器时代代表性遗址,以及新石器时代代表性遗址再到早期青铜时代代表性遗址的分布特点和变迁特征,可以看到其间闪烁着人类向丰富盐泉资源区和丰富铜矿资源区转移的自发趋势。这个趋势弥补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突然开始普遍食盐与青铜时代早期突然成功掌握采铜冶铜术的逻辑缺环,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主动食盐与对铜矿、天然铜的识别利用本身也应当是“新石器革命”的重要内容。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抵缅城市收缩问题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经济全球化、新型城镇化以及缅北战乱等因素综合作用下,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抵缅城市收缩趋势凸显,边境安全面临极大风险,社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从整体上来看,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抵缅城市收缩问题的发生,是大规模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和地区冲突综合作用导致的结果。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抵缅城市收缩治理必须抛弃惯性增长理念,顺应城市兴衰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在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理念指导下,遵循精明收缩、定向治理、融合发展原则。

西南边疆参与澜湄合作:成就、问题与提升策略

澜湄合作是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次区域合作最富有成效的机制之一。自澜湄合作启动以来,以云南和广西为代表的西南边疆省区与湄公河国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及优先合作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但仍存在合作优势不突出、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国际交通枢纽支撑力不足、合作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为此,西南边疆省区应聚焦下一个“金色五年”的六大重点合作方向,打造澜湄合作的地方品牌,同时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统领,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推动澜湄合作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现高效对接,深化澜湄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融合,并加强合作支撑体系建设,保障多领域务实合作。

岷州总管府辖区盈缩与唐和吐谷浑关系考察

岷州总管府是唐与吐谷浑从合作走向冲突的产物。武德时期,其辖区由北向南扩大,是吐攻唐守的结果。唐廷旨在建立以岷州为节点连接洮水、羌水流域各州和以武州为节点连接羌水、白水流域各州的防御网络,以保护长安至西域的渭河谷地通道和益州至长安的散关道。贞观年间,其辖区从南向北、从西向东缩小。缩小岷州都督府(由总管府演变而成)辖区,并与松州都督府地域分工,唐廷得以招抚党项,更迭吐谷浑。此辖区盈缩、彼此攻守的形势表明唐、吐关系只能是暂时合作,冲突才是主旋律。

西南边疆农村学校教学效度困境与成因分析

教与学是教育的两个面,是教学有效性的衡量指标。我国西南边疆农村学校教学效度困境实则缘于既存的文化根基和现实的生活土壤。教育的城乡差异、民族文化差异、教育远离生活等都是导致教学效度困境的根源。应准确把握西南边疆农村学校教学效度困境的表现和成因,让西南边疆农村教育回归多元、回归日常、回应时代、回归初心。

现实主义的三重变奏——论冯良《西南边》的边地书写及其意义

冯良彝族题材长篇小说《西南边》创造性地融汇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新历史小说以及寻根文学的思想质素和叙事策略,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三重变奏。小说将日常生活叙事与彝汉交融等历史主题巧妙缠绕在一起,在历史意识、人性探索以及审美形式等多个维度呈现出新意,对于破解传统现实主义写法模式以及克服新历史小说和少数民族寻根文学等的既有困局,皆有启示意义。

“安边”与“谋边”:西南边疆治理视角下蔡锷治滇实践研究

蔡锷在昆明“重九起义后”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针对云南在地缘政治、社会民生和经济等方面的内外交困形势,蔡锷以“建设”为目标,重在“安边”,同步实施政治、社会、经济三方面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主动缓和与英法方面关系,使革命后的云南快速恢复秩序。为更好应对持续的边疆危机,为云南的发展争取更多外部资源支持,蔡锷又提出了修筑滇桂铁路、完善边地治理、组建西南军事联盟的“谋边”设想,试图将云南一隅之发展与国家整体治理战略相融合。蔡锷“治滇”在促进云南现代化转型、西南边疆稳固和五族共和理论发展上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但仍在革命的彻底性上存在局限。

边地书写中的伦理向度、伦理困境和救赎可能——以冯良《西南边》为考察对象

冯良的《西南边》经由对多元文化背景下人民伦理、个体自由伦理和政治伦理的指认、反思和超越,不仅完成了对边地叙事伦理的延展、补充和丰富,更彰显了一名少数民族作家直面官方与民间、个体与族群、边地与中国、传统与现代等复杂关系的伦理勇气和伦理期待,建构了边地族群乃至全人类从精神伦理和生态伦理中重获救赎的可能。这种可能,既是边地书写的伦理进路,更是文学发展的原动力和方向感。

西南边疆公共治理资源悬浮分析

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形势来看,西南边疆少有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典范。除了先天的历史因素和地缘因素以外,公共治理资源悬浮是西南边疆难以全面振兴的重要原因之一。结合川西地区与西南边疆地区的共同点,采用实地全面调查的研究方法,对川西公共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走访和调查,力图从地缘政治和历史变迁视角透视西南边疆公共资源悬浮的原因,并尝试提出西南边疆公共治理资源下沉的途径,这对于促进和改善我国边疆治理、构建西南边疆多元文化交汇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新边疆公共治理模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西南边疆书院发展与文化治理

明清时期,书院在西南边疆各地广泛建设,并且不断朝向官学化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文教中心。中原王朝一直有“重文德,兴学校”的文化治理传统,因此书院建设成为明清政府文化治边的重要路径之一。统治者依靠名贤遗迹推进书院的文化建设,凝聚西南边疆士人的精神信仰;利用书院祭祀仪式促进儒学在西南边疆的传播;借助书院教育笼络西南边疆英才;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书院建设的数量和规模,深化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这种边疆的文化治理路径,对现今边疆文教的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秦边郡禁苑牧场及林业经济资源管理研究

秦设牧师苑令掌管边郡禁苑。秦边郡禁苑禁止百姓在公家牧场放牧,并禁止在公马、牛等牲畜放牧所经过的地方设置陷阱和其他狩猎装置,违犯者皆以罪论处。秦边郡禁苑的林业经济资源管理,具体到经济价值较小的草料、薪柴等,这与私人同类资源被他人采取的宽松规定形成鲜明对比;严格管控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较大的林木及其树叶、树皮,违者“与盗同法”;对于可用以制作棺木的林木,唯百姓不幸亡者,才可按照一定数量标准采伐。

明代湘黔交界地带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方略与成果——以天柱改所为县为例

万历年间,明廷于天柱一地实施改所为县。该县县治策略围绕着重建官、军、苗、民四者的关系而设并成功实施,为流官提供了一套可供参考的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方案。同时,各民族对天柱建县的共同支持不仅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良性交往,也为古代民族地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西南边境实战演习中的精准卫勤保障组织

军队医院是我军卫勤保障的主体力量,直接影响我军战斗力保障力的生成提高和有效发挥,随着现代战争作战方式的转变,军队卫勤保障模式也必须顺势而变。本文从本院野战医疗所参加西南边境地区实兵实弹演习,实施精准卫勤保障经验出发,阐述实施精准卫勤保障的必要性、具体做法和建议。

西南边疆民族村农户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居住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特殊性,西南边疆民族村的农户行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农户,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可能存在差异。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23个村、2280户农户收入的微观数据集,使用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方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并提出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经验研究的结果发现:在农户资本要素禀赋中,农户生产性资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劳动力数量对收入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在农户生产经营结构中,种植结构对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而农户是否兼业及非农就业对收入的影响无显著性。村庄的外部环境对农户收入有较大影响。

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

边疆是一个国家特殊的区域,中国古代由于没有确定的边界,所以把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地带视为边疆,这样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所以也被视为民族地区。近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有了确定的边界,因而形成了以边界界定边疆的方式。由此界定的边疆,就是国家邻近边界的地区。中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边疆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旧有的边疆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因此,边疆治理是一个不断常新的过程。今天,中国还面临着发展、稳定和安全三大边疆问题,不仅要进行边疆治理,而且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边疆治理进行重构,促进和加强边疆治理。

土司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土司体育文化"附属于"土司制度"而生,特指土司统治地区的体育形态,形成于元明清时期。在土司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将土司制度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整合,从体育学科的特殊角度对土司社会的体育现象进行全新的综合研究和解读,提出"土司体育文化"的新概念,并对土司体育文化的理论概念、内涵结构、外延形态、核心本质进行探析研究,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土司体育文化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边疆危机与行政应对——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西南治边策略探析

中法战争后中国西南边疆面临深刻的危机,清政府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还对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积极调整,在西南沿边地区设置了三个边道。边道道员除了拥有广泛的行政司法权外,清政府还赋予其兼管海关事务、中外交涉和防卫边疆等权限,提高了边道应对边疆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有利于加强对边疆的治理。广西迁移省会的失败反映了清政府治边行政对策上的局限性,但同时也反映了边疆重臣试图通过改变行政中心以强化边防的努力,为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近年来西方对中国边疆与西南土司的研究

近年来西方对中国边疆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从人类学的中国族群研究逐步向历史学的中国边疆社会与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在海外中国边疆研究的热潮中,中国西南土司制度成了一个热点,对一些关键性概念的讨论,如帝制时代多元文化政治、中心-边缘、文明进程、朝贡-朝圣体系、地方主体性建构等,产生了建设性与挑战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