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彝族男性体型分类及胸腰覆盖率研究

为研究并细分中国特定地区男性体型及服装标准体型覆盖率,选择中国四川、云南、贵州3个地区年龄在18~80岁的930名彝族男性作为人体测量样本。采用服装人体测量的质量控制规定进行手工测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K-均值聚类分析,将数据与GB/T 1335.1—2008《服装号型男子》中体型分类范围进行比较,对该地区彝族男性的体型特征重新分类,并计算出3个地区彝族男性不同体型胸腰覆盖率。研究结果丰富了中国西南地区的服装人体数据,对中国男性服装标准号型数据库进行了补充和细化,为服装企业和产品研发提供了更准确的数据支持。

汉代西南夷之“徼”与“边民”的华夷身份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

西南彝族传统聚落景观的环境适应特征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深处西南腹地的彝族传统聚落也正因城市资本的冲击而发生变化。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访谈和空间分析,对西南彝族传统聚落的周边环境特征及其构成要素进行深入的研究,明确了聚落空间特征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彝族传统聚落集中分布的凉山、滇中和红河3个地区的空间表征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与地域性环境特征深度耦合,其中凉山地区聚落主要以散居形式适应严酷的生存环境;滇中地区聚落主要沿山脚聚居以避让肥沃的生产耕地;红河地区聚落主要依山体密集布局以回应紧张的用地条件。通过研究,系统梳理了西南彝族传统聚落的环境适应及其空间特征,并为现代聚落的营建提供了实践依据和理论指导。

“娱人”与“娱神”:汉代西南夷乐舞中的“羽舞”探究

在汉代文献中出现的“四夷乐”之一的西南夷“羽舞”,以头戴羽冠、身着鸟尾长裙,作徒手或手持羽器等道具的人物形象被刻画在我国西南地区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上,有着对狩猎活动进行舞蹈化再现的特征,并且逐步衍生出以“娱人”为目的的戏剧化新模式。而广泛装饰于汉代西南地区铜鼓上的“羽人舞蹈纹”常伴随太阳纹、鸟纹组合出现,结合当地与舞蹈相关的神话样本发现“羽舞”作为一种祭祀手段,目的还在于达成当时人们沟通天地以“娱神”的信仰追求。

茶马古道的历史物证——马店

西南丝绸之路的文明已经走向过去,然而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它的一些物证。这些物证承载着丝路昔日的文明,马店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马店大都已经消失或被毁坏了,然而在云南驿仍然还有一些马店建筑存在着。以建筑学的角度看,从布局到细部,这些马店均脱胎于当地的传统民居,但又与民居有所区别,有自己的特点。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这些马店是我们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应妥善保护它们。

西南彝族传统体育及其文化内涵

西南彝族传统体育活动历史久远、丰富多彩、全民参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彝族群众的传统体育竞技项目既有共性,同时也各具特色。彝族体育竞技活动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其突出的特色是产生于现实生产劳动与社会互动实际,并具有健身、教育、娱乐、交往、凝聚、道德与历史熏陶等重要功能。

略论蜀与滇的文化关系

我国西南地区部族众多,是典型的多民族地区。蜀与滇因为地域相邻,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古蜀可能是西南地区最早创建的一个联盟之国,或称为宗主国。春秋战国时期,古蜀国的东方有巴国与楚国,北方有秦,这些都是当时势力比较强盛的列国。而在同时期的西南夷区域,夜郎与滇等依然是小邦,或者是"邑聚"之类的部族。古蜀国通过商贾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获取资源,此类商贸活动既有短程也有远程,产自于古蜀国的丝绸、青铜器、巴蜀的盐巴,以及其他很多物品,便通过商贸输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有些物品甚至经过远程贸易辗转贩卖到了南亚和中亚。与此同时,古蜀国成熟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商周之后随着商贸传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汉武帝大力经略西南夷,到东汉时期西南丝路已成为重要国际通道;后诸葛亮平定南中,有效地促进了汉族和西南各族的团结与融合,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

司马相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鸟居龙藏与西南中国——以其著《西南中国行纪》为中心

20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所进行的人类学调查之旅,其调查成果不仅受到当时在日中国学者的关注,对民国时期中国南方民族的分类等带来影响,并且鸟居提出中国西南诸族与日本的渊源关系等观点也成为战后日本民族起源论的滥觞。基于此次调查,鸟居龙藏先后出版了两部有关中国西南民族的重要著作,其中《苗族调查报告》一书1936年被译成中文出版,然另一本基于调查日志整理而成的《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中国》虽然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却一直未有完整的中译本问世。近期,《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中国》中译本即将由商务印书馆更名为《西南中国行纪》出版发行。值此之际,笔者拟以该书为中心,就其颇具“深描”功底呈现出的资料价值、鸟居龙藏一些重要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与本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若干回顾与介绍。

从彝文古籍探索西南农业文明的起源

拥有悠久的历史与古老的彝文典籍的彝族先民,记载下了西南农业经济的起源情况。从彝文古籍中,我们可以探索到母权制时期原始农业的产生,普通劳动者在荞、茶等栽培中的创造性作用,以及在赋税征收与粮仓建设活动中如何产生了国家政权。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丰富了我国早期农业文明研究的内容。

二胡曲《一枝花》对鲁西南鼓吹乐的传承与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物质生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间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来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已经刻不容缓。鲁西南鼓吹乐是流行于山东最具代表性的民间鼓吹乐种。二胡曲《一枝花》的创作流传过程中,无论音乐素材、音乐结构、演奏技法、音乐语汇等方面都显示了对鲁西南鼓吹乐的传播和继承。

昌宁出土铜镯的工艺及合金成分分析

铜镯是“西南夷”地区青铜时代最为常见的青铜器种类之一,考古发现数量众多,造型和纹饰因地而异。这种装饰品对于研究青铜时代西南先民的青铜艺术、技术等具有重要的价值。之前关于西南夷青铜器的研究,更多集中于铜鼓、铜兵器等主要铜器类型,而专门对铜镯展开的专题研究较少,因此目前对云南各地域铜镯的合金成分与制作技术特征缺乏整体性认识。与此同时,由于铜镯是一类常见的装饰品,对其进行研究可更直接地反映不同文化人群对金属资源的掌控、青铜技术的选择等考古学问题。根据文献记载,云南西部保山昌宁一带是西南夷中哀牢的主要分布区,近年来对该地展开的考古发掘工作为研究哀牢青铜文化提供了科学的实物资料。为了探讨昌宁地区哀牢青铜文化铜镯的合金成分及制作工艺特点,深化对云南不同地区出土铜镯技术特征的认识,本研究利用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能谱仪对昌宁出土的6件铜镯进行了成分分析和金相观察。结果显示,此批铜镯全部为锡青铜,含有少量的砷、硫、锑等杂质元素;其制作工艺多样,铸造、热锻和热锻后冷加工等多种方法并用。在此基础上,收集云南其他地区出土铜镯的科技分析数据,并结合类型学展开对比分析,把握各地铜镯制作技术的差异和联系。结果表明,云南各地出土铜镯,均以锡青铜为主,制作工艺上铸锻并重,这反映了西南夷青铜技术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进一步观察发现,铜镯的合金配比和加工方式又表现出明显的当地特色,如哀牢铜镯的平均含锡量最高且十分稳定,而滇、昆明夷铜镯的锡含量范围非常离散。各西南夷族群所采用的铜镯制作方法的同与异,究其原因,可能和铜镯造型、族群对资源的掌控能力、人的审美喜好等方面有关。本研究的创新性在于从铜镯这一被较少关注的青铜器类出发,结合成分、金相与类型学分析,综合以往研究对云南各地域出土铜镯工艺技术的共性及区别展开讨论。总之,铜镯作为云南地区常见的人体装饰品,不仅展现了不同区域少数民族对铜镯这一器型采用的合金配比与青铜制作工艺,而且从非实用器的角度反映了西南夷对资源的利用与掌控、审美思想等方面的信息。

论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夷道路的开发

汉武帝在秦朝"五尺道"的基础上,对西南夷的道路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和修建。所修西南夷道包括唐蒙道、西夷道、博南山道三段。对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民族矛盾、经济困难、山险石硬等种种情况,积极应对,采取"厚赂"、"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各以地比"对口援助、"募豪民田南夷"、"积薪烧岩"等政策措施,终于成功开辟了"西南夷道",加强了内地与西南夷地区的联系和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的发展,并为当今开发西南地区提供了借鉴。

试论彝族的宅居文化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 ,人口众多的民族 ,由于居住环境复杂 ,形成了不同区域宅居文化的差异性与多元化特征 ,从独特的宅居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光辉灿烂、丰富多采的彝族历史、文化。

万历武功的开启者——四川巡抚曾省吾在征服都蛮之役中的作用和评价

四川都蛮(都掌蛮)被认为是古代西南僰人的后裔。从明初至明中叶,都蛮在西南地区叛服不定,是明朝在西南地区的一大统治难题。万历元年,明朝再次出兵,最终彻底地征服了都蛮。是时主张用兵并具体谋划征都蛮之役的是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的湖广承天人曾省吾。其个人见识和能力是明朝得以顺利征服都蛮的重要原因,其于征服后采取的善后举措也是明朝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典型之一。

《西南彝志》关于马的科技与文明记述研究

《西南彝志》是最重要的彝文史籍,其中关于马的记述所用的篇幅之多在彝文古籍中十分罕见,堪称绝无仅有。该书详细记录了许多名马的品种、名称和部分名马的主要特征,区分了马在彝族社会中的主要功用。与汉文史志材料相比较,这些名马的特征是吻合的。书中所记录的彝族先民注意清理好马的谱系,精选马种要注意血统纯正,配马亲要选择名马的父本特别是繁殖力强的母本,通过杂交产马,避免近亲繁殖,精心饲养等,符合现代畜牧学的科学技术原理,体现了古代很高的养马科技水平,对研究西南地区古代畜牧史和科技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清时期西南彝族地区荞麦的种植与利用研究——以彝文史籍《西南彝志》及相关文献为对象

荞麦的研究和开发利用逐渐成为当下美好生活追求的热点,但是通过发掘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献来研究荞麦种植和利用的成果则十分稀少。珍本彝文史籍《西南彝志》主体完成于明代,全书完成于清代初年。它和一些其他的清代彝文文献,记载了西南地区明清时期的荞麦种植情况,包括荞麦种子的发现、选育、种植及其多方面的利用,其中还有独特的彝族传统荞麦文化。对彝族古文献有关荞麦记载进行研究,可以补汉语工具书之缺漏,特别是在新时代对农业景观与宁静生态的打造,文化转述与深度旅游的推进,非遗传承与体验经济的开发,寻找到切实可行的新途径。

论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的特殊性

东汉初期,面对复杂的边疆局势,边疆经略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东汉对南部边疆南蛮和西南夷的积极经略与北部边疆的消极防守形成强烈反差,在处理南部边疆事务时往往态度坚决、果断,手段也比较强硬。东汉之所以对南部边疆特殊关照,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部边疆战略地位提高,统治者经略南部边疆有着明显的“郡县意识”,且南部用兵相对规模较小、持续时间短,不会伤及东汉根本。

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定位、挑战与策略——以彝族乡土知识为例

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是当地人们智慧的结晶,也是当地特有的课程资源。以彝族乡土知识为例,将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有助于传承西南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师生乡土情感和民族情感,推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学校的特色发展。西南民族地区乡村课程建设面临着整体条件较为落后、乡村教师课程素养亟待提升、乡土知识合理性遭受质疑等现实挑战。因此,要加大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宣传力度,增加相应的经费投入,明确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的具体目标,采用灵活多样的融入方式,立足乡土特色提升教师课程素养,建设乡村课程资源库,从而确保西南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融入乡村课程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宜万铁路对鄂西南地区发展作用分析

鄂西南地区的交通问题一直是制约该地区发展的头等问题,这关系鄂西南地区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到关系到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因此,随着宜万铁路的开通,鄂西南地区的发展备受关注。本文以宜万铁路开通带来的机遇来分析鄂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