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塑造现代国民的国家建构逻辑

以人民性为核心原则与伦理基础整合国民、凝聚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遵循。作为统合国家、民族与人民三维一体的政治领导与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承继传统“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创造性地运用整体性的“人民”概念整合全社会人口以塑造现代国民。在以全体国民为基础、以确立国民身份为途径推动中华现代国家建构的征程中,党坚持人民立场、认识把握社会矛盾、紧扣时代发展命题,开展系统的人民性实践。以人民性塑造整体的现代国民有力回应中华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社会政治基石。

主权国家的“一体化”类型及其比较

主权国家的一体化包括两个方面:对外,它意味着打破帝国的一统天下,在建立和捍卫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与外部世界进行切割;对内,它意味着打破多元多样而等级分明的帝国王朝格局,致力于国家的单一同质性建构。主权国家迄今为止的一体化建构大体包含宗教/君主国家、族裔/民族国家和人民/公民国家等不同类型,相应地出现过同化/融合、切割/排他、混合直至包容共生的各种一体化政策与实践过程。从本质上来说,一体化实践中出现的这些纵向演进过程,及其在横向上不同地区和国家各具特色的实践,是“微分”与“积分”的辨证原理在国家及其民族结构关系上的一种体现,既是主权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在纵向与横向上的不断叠加和相互继承,并不断扬弃过程的写照,也将继续谱写面向包容共生未来的人类一体化演进史。

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中的核心问题、风险与应对

国家外部安全环境涉及一国的自然权利、衍生性权利和建构性权利及其所受到的威胁。目前,中国的自然权利,即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已经不再面临严重威胁。衍生性权利,主要指经济发展权和国际事务参与权,也基本可以得到保障。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中面临的威胁,主要存在于衍生性权利中的高科技交流权等个别领域。同时,建构性权利也有待提升。大国不自败者,胜。战略选择陷阱是中国在外部安全环境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未来,我国要继续坚持经济发展优先、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大国外交行稳致远,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海洋保护区类型、边界与多边管控——生态保护、公众参与和规划决策的文献综合视角

海洋保护区是通过限制人类活动为海洋生态保育与恢复提供时间和空间的区划工具.开放的海洋环境使得海洋保护区存在边界模糊、功能区重叠等问题,弱化了海洋保护区的实际效果.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海洋保护区界定与保护区划决策模式差异,诊断出海洋保护与管理困境:(1)全球海洋保护区的分类标准与边界划分差异大,海洋保护强度与管控水平迥异,不利于评估全球海洋保护的实际效果;(2)海洋环境缺少明显的分界线,开发并普及保护区规划决策支持工具与系统,发展大规模海洋环境探测技术,有利于海洋保护区优化其管控措施;(3)推动区域联合的海洋环境保护规制,学习跨界海洋保护区的建设经验,参与国际海洋保护与远洋保护区设计,是海洋保护区的全球发展态势.未来,海洋保护区应加强相关理论探索,优化其规划决策流程,推动中国毗邻海域的跨界海洋保护,以期为海洋保护区选划和管控提供决策依据.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主权国家及其关系

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类视为终极主体,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命运,但当前个体的人仍从属于主权国家。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主权国家的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从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当前仍处于主权国家时代。主权国家时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生成机理。主权国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主体。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工程。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关键在于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内涵的新型国际关系,而新型国际关系也为建设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奠定基础。

欧洲主权国家债CDS的风险溢出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权债务危机频频发生,并且从墨西哥、俄罗斯、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国家逐渐转向德国、英国、法国、希腊等欧洲发达国家。影响范围也从最初的区域性演化为全球性的,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羁绊。在此期间,不仅欧美发达国家债台高筑,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债务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各国的债务负担愈发沉重。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进一步加大了全球主权债务风险及欧洲主权国家债信用违约互换风险。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除了自身主权债务风险上升以外,国家间的风险溢出也会进一步推高其主权债务风险水平,信用违约互换风险亦是如此的。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结合广义误差方差分解(GEVD)和DY溢出效应指数分析研究不同时期的欧洲主权国家债CDS的风险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希腊不管处于哪个时期,日度CDS的价格一直是这七个国家中最高的。相比金融危机前,欧元区危机之后各国的CDS价格的相关性普遍为正相关,且相关性明显普遍比金融危机前更高。在金融危机期间,各国主权债的CDS价格都普遍要比其它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高度相关。

博丹与霍布斯的主权国家方法论:普遍历史与抽象建构

本文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是,霍布斯在分享了博丹主权国家理论中某些关键思想的同时,如何又建构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学说。霍布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博丹的绝对主权理论,但博丹的国家始终是具体的历史国家,而霍布斯的国家则具有非历史性与抽象性质。为解释二人学说间的根本差别,本文首先考察了历史在博丹与霍布斯建构政治科学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然后分析了二人理论中作为国家质料的人的性质,最后展示了这两种国家理论模式如何影响现代西方世界对于政治的理解:博丹奠定了比较政治学的可能基础,而霍布斯则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历史与时空、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理论。

如何界定太平洋岛屿国家

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内涵及其数量一直是困扰人们认知甚至是学术研究的两大难题。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地位及其属性有着极其复杂的情形,而且还与人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认知习惯、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界定太平洋岛屿国家概念的前提是要厘清与此相关的若干地理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统摄其他共同属性,如政治属性、历史文化属性、发展道路及其水平等。只有这样,太平洋岛屿国家概念的内涵和数量才能得以清晰地诠释和界定。

20世纪上半叶国际性难民组织与难民保护考察

1950年的联合国难民署、1951年的《难民公约》及1967年修订的《难民地位公约议定书》从制度与法律上对难民进行保护,是当今国际难民保护机制的核心角色。它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成立的国际性难民组织的难民保护实践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当今国际难民保护机制与早期难民组织提供难民保护面临的困境大体相似。本文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叶成立的4个国际性的难民组织在难民保护上所起到的作用,并试图分析其局限性,以期为我们考察当今国际难民保护机制的持久性与它延续的可能性提供历史的与国际关系的分析视角。

不对称的全球化——国际移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贸易和资本的自由化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对称现象。自由移民虽然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合理性,但是由于主权国家体系的存在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由此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南方与北方、资本与劳动、人权与主权的根本矛盾,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理念受到了挑战。长远看,自由移民的实现将服从于资本运动的需要,发达国家的国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少数精英分子将率先实现自由移民。

论主权国家边疆的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

主权国家及其主权、领土、边界和时空表现是框定其边疆内涵、形态和特征的根本依据。临界性(靠近边界并随边界的变化而变化)、边缘性(不断解构和再造的多维度重叠的边沿或前沿)、交集性(诸多要素、关系和势力在其中相遇、融合、共生)交织在一起,凸显出边疆区别于非边疆的显著标志,对于揭示边疆的本质起着决定性作用。主权国家的边疆在较严格的意义上指靠近边界的边缘性领土;在较宽泛的意义上指复杂矛盾关系所形成的国家主权、利益、能力所及的边缘性场域。从最一般意义上说,边疆是"我"与"他者"既相互区别、冲突、对抗又相互影响、互动、互构的一种场域、关系或过程。抓住了"交汇处"这一规定性,也就抓住了一般边疆概念的核心意蕴。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应该把这样的边疆作为完整的对象,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综合研究。

全球化:人权及其保障的陷阱

人权的核心价值在于对普遍平等性的强调。在当前世界结构中,人权保障的主要负担者依然离不开主权国家。然而全球化下出于不同竞争地位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差距只能愈加扩大。这导致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人们之间的贫富悬殊固定化。这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没有力量为其民众提供最基本服务。全球化是人权及其保障的陷阱。

略论WTO体制的“一国四席”

根据WTO体制有关成员资格的规定 ,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中国和台湾地区相继加入WTO ,形成了“一国四席”的局面。“一国四席”之间的关系既是WTO体制平等成员之间的关系 ,也是一国不同关税区之间的关系。“一国四席”的重要意义是反映国际法的新发展 ,强化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

国际条约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实证连结:评述与思考

既然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具备国际法主体地位,从理论上讲,就不能直接享有及承担国际条约对国际法主体所设定的权利及义务。但从实证的角度不难发现,在众多的国际条约里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权利和义务都予以设定。这种与国际法基本理论不符的现象一方面表明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中的重要性,向外界传达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国际非政府组织寻求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努力有一定的国际法律依据;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种法律依据存在着其先天不足的缺陷。只有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其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先天不足的局面。当然,这需要主权国家、国际政府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

美国国家豁免法的新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国家豁免法在豁免主体的认定和《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溯及力问题上出现了重要发展,对中国在美被诉的个案利益甚至整体形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中国的应对策略是:根据不同性质的案件重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即对于政治性案件,主要运用外交途径;对于商业纠纷,充分主张国家豁免主体资格;对于历史性案件,综合运用多种制度和规则摆脱美国法院的管辖。

从战争和改革的视角看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

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为基础而建立的主权国家,国家主权和民族一体性是其建立的两个必备要素。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程,14、15世纪,英吉利民族经历了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动荡,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王权逐渐战胜封建割据势力,民族国家建立的条件日益具备;16世纪,经过宗教改革和政府改革,王权得以最终摆脱教皇控制,国家机构进一步完善,英国民族国家最终形成。

中国政府及国有企业在美国法院面临的主权豁免问题分析——兼评美国Walters夫妇就“中国制造”手枪质量问题导致儿子死亡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缺席判决执行案

美国Walters夫妇就"中国制造"手枪质量问题导致儿子死亡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美国密苏里州西区联邦法院用缺席判决判中国政府赔偿1000万美元。美国Walters夫妇要求扣留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等3家银行中相应的中国政府财产,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法院以该财产不在美国境内为由,驳回原告要求。2010年3月,美国原告提起上诉。本案仍然在进行中。本文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引出中国政府及国有企业在美国法院面临的主权豁免问题的分析,如中国政府在主权豁免案中可引用的抗辩理由;中国国有企业援引主权豁免的利弊;执行国有企业中相应财产问题。本文旨在引起学术界进一步关注在司法实践中涉及中国的主权豁免问题。

国家主权平等与“领袖型国家”的正当性

如果正确理解国家现象与国家平等,就可看出国家主权平等有最高限度、最低限度,以及从最低限度到最高限度的连续统。我们有义务在为差别作公允辩护的同时捍卫平等的最低限度并促进更大的平等。一个国家在已遵守主权平等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下,(1)依差别论衡量设法正当地取得了一个特权或强势地位,不过是一个强势国家;(2)正当地成为一个强势国家,且取得了大国地位,并尊重国际体系的价值,以及真正成功地担负起对国际体系所负之重大责任,不过是一个伟大国家;(3)尊重国际体系的价值,且真正成功地担负起对国际体系所负之重大责任,不仅素来都在诚信地甚至是模范地遵守现存合法规则,而更重要的是,已帮助规划或提炼出一个合适的国际体系远景,并努力将之构建起来,以使人类繁荣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就是一个领袖型国家。

从主权国家的兴衰看权力博弈形态的转型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还是科学行为主义理论,都是把主权国家抽象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这一行为主体有一致的利益,也自然要有一致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在20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概念抽象是非常准确的。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概念抽象逐渐与国际关系的现实相违背。一方面,国家综合实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具体领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在内,其对外政策的主要阻力可能不是所谓的竞争对手,而是其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导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假设到概念和推理层面,都已经无法解释和预测今天的世界,而权力小博弈理论可以为认识多元复杂互动博弈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试析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豁免问题

主权财富基金因为其特殊的国家背景而备受注目。依据2004年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不同组织架构下的主权财富基金可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待遇各不相同。因此,管辖豁免的问题也应该成为中国新成立的国家财富基金考虑其组织架构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