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研究

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的粮赋征收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对于财政收入和战争物资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分析与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的制度安排,可知征收政策大致分为加强党的领导、根据土地质量制定征收粮赋标准、征收粮赋时采取累进率、粮租田草田粮赋由业佃双方共同负担、特殊情形实行减征与免征并实行粮管制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在扎实的乡村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依据根据地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整,照顾各方的利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当今做好民生工作仍具有深刻启示。

论任弼时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时期对党的贡献

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期间,任弼时先后出任中央代表团负责人、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组织部长等职务,在富田事件的处理中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党内不少同志,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客观上有利于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筹划两次会议,对于苏区党政组织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主持后方工作,为前方战事开展提供了后勤保障。在这一系列工作中,任弼时展现了其良好的工作能力,也逐渐成长为党的优秀领导人。

中央苏区粮食调剂局成立的背景及原因探析

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是一个工商业不发达且农业相对落后、粮食生产不足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占领当地之后曾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并使得当地的粮食生产有了一定的增长,但粮食供应仍然不足。迫于粮价的猛降、硬通货的流失、粮食出口的需要等原因,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了对粮食的全面控制,粮食调剂局应运而生。它不仅完成了多次粮食征集的任务,为维持政权的生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自身也逐步成为除军事部门之外最核心的机构之一。

中央苏区粮食调剂局与粮食合作社之关系研究

1930年后,中央苏区设立了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两个机构。前者是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的粮食问题而自上而下设立的专门机构,后者是群众性粮食互助组织。前者作为政府机构虽先行在闽西建立,但发展缓慢,后者因其为社员带来的实际利益而很快在全苏区铺展。当粮食调剂局在1933年7月作为苏维埃政府行政部门普遍设立时,即与粮食合作社就职能进行了划分,将作为群众性组织的粮食合作社纳入到其体系之中,为其权力之扩张和向下延伸提供了基本保障,使其得以完成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诸多经济职能。

中央苏区后期粮食调剂局的作用

中央苏区粮食调剂局通过贱买平卖、贱买贵卖等方式起到了稳定物价、调节米价的作用,但也因为中央苏区粮食总量不足、粮食供需紧张而只能进行末端调剂,经济作用有限;随着反"围剿"斗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为了优先保证军队和政府的粮食供给,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很多办法,粮食调剂局借助粮食合作社等群众性互助组织,通过借谷运动等尽一切努力收集和集中粮食,对政权起到了有效的辅助作用。粮食调剂局虽然因苏维埃政权的瓦解而随之走到了尽头,但借助强有力的政权控制粮食的类似粮食调剂局的机构却在此后再次出现。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

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有许多是正确的,推动了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也有些并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苏区的军事行动。它们反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并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战法并力求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共产国际派李德任中共军事顾问,在中央苏区掌控军事指挥大权。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又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清算。

多方互动视角下的宁都会议再研究

宁都会议的起因既有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关于前方军事部署的分歧,也有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组织领导的问题,而1932年9月26日朱德、毛泽东发布的《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则是促成宁都会议召开的直接因素。会上及会后,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互有批评,但主要批评毛泽东的所谓“右倾”和周恩来的所谓“调和”,并通过毛泽东暂时回后方的决定。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起初是不同意公开批评和召回毛泽东的,不过临时中央出于前方领导一致地执行进攻路线的考虑,后来同意此决定,以至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

共产国际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县小布赤坎村新屋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机构。最先提出"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参与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的酝酿,并且决定除中央苏区外,其他苏区也须建立党的中央局。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曾催促中共苏区中央局早日成立。1931年5月至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先后3次开会,批准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增补进苏区中央局,并且于1931年11月正式批准毛泽东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苏区时期红军筹款自给问题脞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从诞生之日起就实行筹款自给,从根本上区别于反动军队。苏区时期,筹款成为红军三大任务之一。随着苏区不断扩大,一方面红军筹款自给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又需集中红军主力以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胜利,加之中央苏区财政统一、税收开征、生产发展等因素,遂有解除主力红军筹款任务,由政府供给战费之举。但此举受制于主客观条件,亦难以持续,半年后中央苏区不得不恢复主力红军筹款任务。由于客观形势发生变化,恢复红军筹款之举作用有限。总而言之,对苏区时期红军筹款自给问题,不宜仅从“路线斗争”角度去认识,而应着眼其全过程去考察,得出客观公允的评判,并看到中共领导苏区军民为之作出的巨大努力与取得的成就。

任弼时与苏区中央局的创建

从1931年4月,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来到中央苏区到1933年4月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在这两年工作的过程中,任弼时为苏区中央局的筹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中央局和各苏区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同时通过广泛的联系群众、深入的调查研究,任弼时在土地改革和反"围剿"作战的过程中,认识到了毛泽东、朱德的建议是合理的,并支持了他们的正确意见。任弼时还参与筹备组织苏区党代大会和中华苏维埃"一大",为大会指导选举代表、组织起草文件,付出了大量心血,被代表们称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家"。

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基本特点——基于领导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实践

周恩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后,面对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左"的"进攻路线",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领导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所作出的军事决策,都力求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从而能够指导苏区军民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也呈现出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基本特点。这些基本的特点主要包括:坚持军事决策的实践标准;贯彻军事决策的全程指导原则;确保军事决策机制的有效性;作战决策着眼于贯彻既定的作战方针;紧急时刻果断独立地作出战场决策;等等。深刻认识和把握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基本特点,对于全面研究周恩来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深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苏区集中统一军事指挥权的曲折历程

1930年国民党大规模派系战争给中共的发展带来机遇,红军在集中整编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成立了共同前委,然后又在中央支持下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但红军各自为战的情况仍很严重,不同来源的红军会合时,常常爆发激烈争论。毛泽东努力克服决策困难,集中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龙冈大捷和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中央局的建立是革命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关键一步,中共中央力图借此解决矛盾冲突,整合各种力量,在苏区建立党、政、军一体化的军事政治体系。但是,随着项英、任弼时、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相继进入苏区,中央局内部发生了严重争论,导致毛泽东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1933年10月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进入苏区后,在博古的支持下独掌军事指挥权,给红军和苏区的命运带来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