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

本文考察了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审视了俄罗斯东正教对中亚五国的意义并展望了它在中亚五国的发展前景。本文认为,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它在中亚五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沙俄时期的扩张阶段、苏联时期的沉浮阶段和中亚五国独立后的复兴阶段。尽管它在宗教规模和影响力上都远不及伊斯兰教,但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它在中亚五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未来,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不仅不会消亡,而且将拥有更令人瞩目的发展前景。

列宁时期的中亚伊斯兰教政策及其影响

十月革命后,中亚的苏维埃政府遵循苏俄中央政府法令,迅速颁布实施有关中亚伊斯兰教的政策法令。随着中亚卷入持续三年的内战和中亚各政治势力的博弈,在中央政府和列宁指导下,中亚苏维埃政府灵活调整了在瓦克夫、宗教学校和宗教法庭等方面的宗教政策。苏维埃政府实施的宗教政策有助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缓和苏维埃政权与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及穆斯林间的关系。

苏联时期中亚伊斯兰教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比较重视苏联时期中亚伊斯兰教研究,成果较多。冷战时期,西方学者主要关注伊斯兰教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伊斯兰教在苏维埃国家反宗教和无神论宣传中得以存活的原因,以及伊斯兰教能否构成苏维埃政权的潜在威胁等;苏联解体后,主要关注中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及其与中亚民族主义的关系。国内学者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和无神论教育的前提,关注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发展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对中亚伊斯兰教史缺乏深入研究。无神论教育、官方伊斯兰教、民间伊斯兰教及其相互关系应是研究苏联时期中亚伊斯兰教史的重点,我国学者还需充分利用苏联和西方学者的田野调查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以推动中亚伊斯兰教研究的深入开展,进而借鉴苏联时期无神论教育的经验教训,开拓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新途径。

论杨增新对苏俄中亚政策的演变

文章认为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其苏俄中亚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在俄国内战中严守中立,到与苏俄中亚新政权合作直至全面发展关系的过程。这一政策的推行、演变是从维护新疆实际利益出发的,是相对独立于当时北京中央政府的苏俄政策的,同时它对中苏邦交的建立客观上起到了先导作用。

浅析英国干涉苏俄中亚的经过

文章以苏俄时期（1917～1924年）的中亚为背景,论述了英国向中亚推行干涉政策的经过。苏俄人民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粉碎了它们的干涉和叛乱。英国企图控制中亚,绞杀苏俄革命的计划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及其历史地位

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临时政府在中亚的统治,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中亚地区先后组建了4个共和国: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本文简称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吉尔吉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花剌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对巩固中亚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做出了贡献。

苏俄时期英国对中亚的干涉外交及其影响

苏俄时期,英国向中亚推行干涉外交,即军事上采用入侵、收买、策反,颠覆中亚苏维埃政权;双边关系上通过向中亚派遣官方使团,培植亲英势力;经济上通过对中亚棉花的专控和经济渗透,扰乱苏俄国内经济,以谋取在中亚更大的经济实惠;宗教上鼓吹泛伊斯兰教思想,并通过建立“泛伊斯兰同盟”,企图将中亚据为己有;当然,英国的干涉外交是难以得逞的,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前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水资源管理问题

水资源问题越来越成为困扰中亚五国政府的重要问题,而中亚五国的水资源问题或多或少地受到前苏联的影响。文章就是通过研究前苏联时期对中亚地区水资源管理的历史来探讨其对中亚五国水资源状况所产生的影响。

试论中亚的民族主义

本文根据中亚民族和国家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变迁，分析了该地区民族主义的内容、特征、性质及演变，文中指出，中亚的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发生过由亚民族性质的部落传统向超民族性质的突厥或伊斯兰民族主义（沙皇俄国时期）、以及由要求民族自治、争主权到带有一定民族独立性质的民族主义（前苏联时期）的转变。

1918-1931年的巴斯马奇运动与苏维埃政权的应对

1917年俄国革命后,苏维埃政权进入中亚,其政策引发了中亚本土居民的不满,中亚出现了"巴斯马奇运动"。1918年,该运动登上历史舞台,并在1921年达到高潮。1923-1924年,苏维埃政权调整之前过激的政策,红军也得到了重组和加强,巴斯马奇运动迅速崩溃,部分巴斯马奇转入阿富汗北部,继续骚扰中亚。1931年这股巴斯马奇的头目被擒,运动结束。巴斯马奇运动是一股主要由封建首领领导,以强盗惯匪为骨干,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群众广泛支持和参与,带有朴素伊斯兰教色彩的反苏维埃抵抗运动。其特点是分散性、内部关系的复杂性和作战方式的游击性,其失败原因是苏维埃政权的力量优势和自身的局限性。

EPC水泥厂项目的国际贸易管理

该文在哈萨克斯坦3 000t/d水泥总承包项目的基础上,根据项目准备阶段、出口清关阶段和收尾等阶段特点,结合中文海关的税则,总结了中亚和前苏联等地区EPC水泥项目的出口贸易流程、过程控制和特点。

中亚库尔德人:离散民族的历史迁徙与融合困境

20世纪30~40年代,外高加索的库尔德人作为“特殊移民”被苏联政府强制迁徙至中亚。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对“特殊移民”库尔德人进行了接收和管理。由于政治上受压制,经济上被封闭,库尔德人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5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虽然对库尔德人进行了平反,但却不允许他们返回故地。为重归外高加索并恢复民族自治,库尔德人与多方力量展开了博弈,但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回迁问题一直未能解决。苏联解体以后,库尔德人回迁已不再可能,因此他们开始艰难地融入。库尔德人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从自我坚守到适应改变,再到族群身份和国民身份重构的普遍的文化适应过程。主流群体的不同态度对库尔德人日后在中亚各国的处境及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制度、观念与网络:苏联对中亚社会影响诸面相考察

该文认为苏联的建立和解体不仅对中亚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也使部分研究者采取断裂式眼光考察苏联前后中亚社会的变迁。作者采取过程和整体视野观察苏联对中亚社会的影响,讨论了中亚社会制度、观念以及欧亚大陆之间的联系在苏联建立与解体过程中延续的某些面相。

东欧中亚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

东欧中亚国家的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阶级结构的变化便是这其中的重要内容。在推动阶级结构发生改变的诸多因素中 ,这些国家的历史传统、所确立的目标模式以及所推行的实际政策和具体操作方式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今天东欧中亚国家阶级结构的面貌可以概括为 :两大基本板块 (即“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的二元格局 )、四个主要阶级 (即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雇佣劳动阶级 )。无论是就种类还是就属性而言 ,这些社会集团时下都带有鲜明的转型社会的特征。

“分而治之”还是“自下而上”——再议苏联初期的中亚民族划界

当今中亚的政治版图,主要由20世纪20至30年代苏联的民族划界工作所奠定。关于该事件性质及其历史影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民族划界首先具有满足中亚各民族自决诉求、巩固新社会制度的意义;其次,俄共(布)中央同时有着对中亚边疆居民分而治之的考虑,即以塑造民族共和国的方式强化民族间差异,消解宗教传统和“双泛”思潮的历史影响。本文在综合各国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档案研究成果,提出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界进程可以分为1924-1925 年的初次划界和1929 年、1936年两次调整。初次划界进程主要由中亚本地各族党员干部提议,并通过反复争论,达成中亚南部划界方案。俄共(布)中央在这一阶段并未对划界进程进行积极干预,所谓“分而治之”的意图在初次划界过程中并无显著表现。但1926年以后,苏联对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三个民族自治单位行政隶属和行政级别的变更,则更多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意志。2016年末以来,苏联初期民族划界遗留的费尔干纳盆地飞地问题,在乌、吉、塔三国外交关系升温的背景下出现积极变化。

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的原因及影响

本文从中亚各国与俄罗斯历史关系、十月革命与中亚各国、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作用等方面 ,探讨了苏联时期中亚加盟共和国向分裂演变的主要原因 ,并就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对周边国家 ,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影响提出看法 ,有助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及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