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远东中国高级列宁学校的建立及其影响

联共(布)为加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在苏联海参崴建立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该校是联系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平台,其历史使命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政治立场坚定、经得起考验的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其目标还包括提高远东地区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加强对华工的管理,进而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法制建设的民主特质及立法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方向。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了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尝试,在法制建设方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的原则,体现了充分的民主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和颁行的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训令,以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以解放中国社会的广大劳苦人民群众、建立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为根本目的,同时在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又特别注重人民对权力的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的法制建设实践,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民主政治理念,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源头所在。

从川陕苏区红色石刻标语看党的政治价值观

川陕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在这个区域曾镌刻了大量的红色石刻标语,这些石刻标语蕴含了党在革命时期坚持科学信仰、追求独立解放、加强团结联合、实现自由平等、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价值观,其现实启示是要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动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方针。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苏联叙事——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的考察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光荣模范。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俄为师,通过《红色中华》大力宣扬,构建了一个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的苏联形象。《红色中华》等红色报刊的苏联叙事,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革命斗志,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促进了苏维埃政权建设,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国内国际上的声势与影响力,有力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俄共(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1921—1949年党员吸收机制分析

党员吸收机制决定着一党党员的质量与数量,处理好质量和数量间的矛盾,决定着党组织的纯洁性、凝聚力和战斗力。俄共(布)的建党方式作为国共两党学习的模板,以“制度吸收为主,战时征收为辅”的方式党吸收党员,同时以进行“重新登记”的方式完成自我革新。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效仿俄共(布)的组织原则、组织结构等建立党员吸收机制,但存在要求不具体、实施不严格、泛滥式吸收党员、组织约束力不足等问题,蒋介石等右派发动的“清党”,使国民党遭受严重创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形式上借鉴俄共(布)的党员吸收机制,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对其进行完善,依据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来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比较视野中的党代会:从苏共二十大看中共二十大的历史转折

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作为重要转折点,其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都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苏共二十大是苏联迷失社会主义方向的开端,那么中共二十大则是中华民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里程碑,因而重温苏共二十大可以成为理解中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

厘清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逆流的来龙去脉,有利于深入剖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之因。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自身的内在矛盾。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腐化“主心骨”、攻陷“主阵地”、唱衰“主旋律”,对苏共执政合法性及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致命性打击。新时代,我们要汲取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沉痛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中央苏区时期的防灾救灾研究——以《红色中华》为视角

中央苏区时期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灾情形成的原因有:自然环境、气候等因素,国民党与反动地主奸商的加害,国民政府昔日在苏区统治的历史遗留,少数苏维埃政府官员失职渎职。苏区政府高度重视开展防灾救灾工作,如防灾关口前置的举措有:兴修水利、种植树木、开荒防虫;救灾机制灵敏,如赈济施助、生产自救、力防返灾。苏区在解民忧、惠民生、聚民心等方面,防灾救灾成效显著;而同时期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却是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得民心。苏区防灾救灾工作是马克思主义防灾救灾理论中国化的产物,通过认真研究,总结其历史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防灾救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湘鄂赣苏区研究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湘鄂赣苏区研究在文献资料收集与整理、苏维埃革命的叙事与阐释、局部执政视野下的治理体系与经验、革命历史人物、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拓展。同时,相比于中央苏区研究,湘鄂赣苏区研究存在未能突破传统革命史叙事,研究范式与问题意识不足,研究资料过于单一,缺乏对相关史料的考辨、互证与阐释,以及研究观点“同质化”现象严重等客观问题。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学界予以足够重视,以寻求新的突破。

皖北苏维埃政府的创建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皖北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安徽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皖北党组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皖北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始终以武装斗争为工作重心,同时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紧密结合,在建立人民政权、开辟新革命道路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大胆而可贵的探索,展示了在百年党史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和革命献身精神。皖北苏维埃政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提供多方面的重要历史经验。

塑造“新人”:中央苏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解读

中央苏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整军经武,将此前理论蓝图付诸实践的重要时期,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由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开端、形成而至逐步确立的关键阶段.党和苏区政府在此期间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颁布法律法规以确保其主要方向不至于偏离“航道”,并通过建立机制框架,营造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环境.总体而言,中央苏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塑造符合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要求的“新人”为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原理、苏区内部政策方针、国内外时事动态和个人思想道德律令等构成其主体内容.这些内容虽然带有浓厚的战时属性、显著的阶级色彩、醒目的苏俄印记等特征,却在短时期内有效培育了青少年的政治意识,提升了革命者的理论修养,改造了老百姓的落后观念,有力推动、促进了中央苏区内部的社会团结和人心稳定.在教育方法上,中央苏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讲究过程生活化、内容具像化、讲述通俗化,对我们仍能提供诸多有益借鉴和启示.

《红色中华》与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

《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喉舌”,承担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苏区建设和巩固及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为了寻求局部执政的合法性、破除负面形象,中国共产党把《红色中华》作为形象塑造的重要窗口。在《红色中华》的宣传和塑造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塑造了爱国御辱、先进政党、清正廉洁、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回顾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一些宝贵历史经验,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苏联共产党党报发行的历史脉络及当代警示

党报党刊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做好党报发行工作对维护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回望苏联共产党百年党报发行史,列宁时期奠定了党报发行的思想理论根基,斯大林时期将计划发行体制推向高峰,领导建成了国际共运史上规模最大的党报发行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党报发行成就。但戈尔巴乔夫时期放弃党报事业领导权,撕裂党报发行网,导致意识形态安全网破防,教训极为惨痛。苏联共产党近百年党报发行史表明,一部党报发行史亦是一部意识形态斗争史,深蕴党报兴则意识形态稳、党报发行网强则意识形态网牢、党报发行衰则意识形态破防的基本历史规律。因此,必须遵循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铁律,不断探寻党报发行的新增长点,应对新挑战,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

中央苏区文艺制度与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传播

中央苏区文艺制度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苏维埃政府组织领导文艺工作的最初尝试,其文艺实践一定程度上对于延安文艺、解放区文艺乃至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起到了规范引领作用。中国现代文艺制度建设处于尚不成熟的发展阶段时,中央苏区率先建立起完整的文艺制度,其制度建设紧扣“文艺是革命武器和阶级斗争工具”的时代主题、响应“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发展苏维埃文化”的现实号召,强化“文艺组织政治化”的层级结构,这种独特的文艺制度创设理路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实施体制化管理和运作的成果。至此,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起文艺在整个革命宣传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并将体现其政党意识的文艺思想整合进相关文艺活动和论争等层面,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早期传播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此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传播也不断将党对文艺工作的认识提升至新的理论高度,使中央苏区文艺制度建设走出了一条符合革命发展需要,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文艺发展道路,为中国形态文艺理论的建立和中国文艺实践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中央苏区模范支部建设述论

模范支部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先进党支部建设的历史源头,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央苏区模范支部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发挥红军党组织引领作用的内在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模范支部的培育和指导,苏区党员的积极参与,是模范支部形成的重要条件。模范支部建设的内容体现在党员教育管理的模范、党员先锋作用发挥的模范、战斗堡垒构建的模范。模范支部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时期进行党的先进性建设最早实践探索,促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红军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促进红军的政治建军;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促进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保证党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任务的完成,支持苏维埃的革命和建设。在加强党对基层组织的领导,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创造第一等工作方面提供了经验启示,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央苏区小学的劳动教育探析

中央苏区小学劳动教育以知识学习与劳动实践为主,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国语、算术、游艺(手工、园艺等)、自然常识等。在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仍然尽可能地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小学的劳动教育中,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教育事业的进步。中央苏区小学劳动教育的探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成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理念,对中国共产党的劳动教育发展起到了奠基性、开拓性的作用。

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研究评析

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有关档案公布后,学术界围绕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中共早期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或其领导机构、隶属于俄共(布)组织系统、共产国际在华一级机关、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联络与协调方式等方面。这些观点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均值得商榷。革命委员会不同于中共早期组织,且与中共早期组织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为实现在中国建立一个隶属于俄共(布)系统、受俄共(布)领导或掌控的中国共产党而催生的组织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建党,厌恶或排斥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建党路线及实践,致使以革命委员会为基础的建党活动无疾而终。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镜鉴——基于中苏两国共产党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同为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二者的命运之所以截然不同,与其各自的政治建设密切相关。前者高度重视自身政治建设,取得许多成功经验,后者长期忽视自身政治建设,留下不少失败教训。认真汲取二者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新时代落实政治强党战略有重要意义:必须准确把握党的政治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丰富和拓展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体系;必须高度重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力保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大力加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不断提升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和号召力;必须紧紧扣住赢得民心民意这个最大的政治性工程来抓紧抓实抓牢党的政治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通过建章立制来端正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积极构建“三不腐”一体推进的体制机制,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政治原则和底线,有策略地进行惩治腐败实践活动;必须严格防范党内政治风险,决不能犯下战略性、颠覆性的错误;必须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政治能力,持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总之,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任重道远,任何时候都要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作为一个永恒的重大课题来抓实抓牢,做好坚决打赢攻坚战和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与行动准备。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三种形态——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而实际上“耕者有其田”可以有多种理解和认识。中共中央主张土地重新分配和土地国有分耕政策,反对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分配方式。但是,部分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三种土地分配方式,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原佃农耕种”;实行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土地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实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归农民所有。“立三路线”前,中共中央重新肯定三种土地分配方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反“立三路线”后,中共中央因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原佃农耕种”是有利于富农利益的,再次否定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分配政策;也因为主张“土地国有”政策反对没收土地归农民私有,最终确定了“国有分耕”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的主要形式。

十余年来国内关于中央苏区史的研究述评

中央苏区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十余年来,传统的政治史、革命史呈现的是作为“历史”的中央苏区史实体研究,并聚焦于革命动员与传播、根据地建设、历史事件的深化与新解、革命群体研究。随着学科畛域的逐渐打破,中央苏区史研究呈现出更加纵深、拓展的特点。作为“方法”的中央苏区史研究展现出强烈的学术生长,概念史、纪念史、心灵史、社会学等新方法也在中央苏区史研究中博得一席之地。从作为“历史对象”的史实建构到作为“方法”的理论建构,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央苏区史研究。对这一变化的重新梳理,也将使我们对中央苏区史研究有新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