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及当代启示

1927年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十年间经历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强调在根据地的社会治理中必须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民主选举,依靠人民推动根据地建设;必须要发展生产力,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必须要普及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知识水平,推动根据地的社会建设;必须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关心群众利益,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苏联叙事——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的考察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光荣模范。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俄为师,通过《红色中华》大力宣扬,构建了一个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的苏联形象。《红色中华》等红色报刊的苏联叙事,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革命斗志,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促进了苏维埃政权建设,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国内国际上的声势与影响力,有力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权的博弈与建构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不仅在军事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话语体系建构方面更是举步维艰。为打破俄式革命话语主宰支配、回击国民党话语专制统治、争取白军士兵认同革命话语,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挖掘话语资源,丰富话语内容,根据话语客体的话语特点创新话语形式,开展话语传播,进行对外话语叙事,逐步建构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和对外话语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权的博弈与建构,消除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歪曲话语宣传、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在中国广泛传播、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展现给外界,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更大舞台起了巨大奠基作用。

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研究——以《红色中华》为基础的考察

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这一时期,《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机关报,在“五一”纪念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色中华》报道“五一”纪念的形式主要有三种:文本纪念、会议纪念和行为纪念;宣传“五一”纪念的主要内容有: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积极加入共产党、共产青年团和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反对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从舆论动员的角度看,《红色中华》“五一”纪念的宣传报道在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方针策略、推动苏区根据地的发展,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和教育工农群众、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的防灾救灾研究——以《红色中华》为视角

中央苏区时期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灾情形成的原因有:自然环境、气候等因素,国民党与反动地主奸商的加害,国民政府昔日在苏区统治的历史遗留,少数苏维埃政府官员失职渎职。苏区政府高度重视开展防灾救灾工作,如防灾关口前置的举措有:兴修水利、种植树木、开荒防虫;救灾机制灵敏,如赈济施助、生产自救、力防返灾。苏区在解民忧、惠民生、聚民心等方面,防灾救灾成效显著;而同时期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却是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得民心。苏区防灾救灾工作是马克思主义防灾救灾理论中国化的产物,通过认真研究,总结其历史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防灾救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预演:中央苏区党的民主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人民民主是其始终高举的旗帜。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走出了一条人民民主的新路,创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民主新形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经验,领导人民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进行了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民主实践探索,不仅保障和改善了人民的权益和生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且形成了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雏形样态的核心特质,这对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苏区时期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述论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有力组织下,苏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始终围绕着中国革命逻辑而展开,并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视角论证中共开展民主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自觉将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与文化使命相融合,所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表征出“革命话语”中的学术诉求及其使命。苏区时期,在中共“思想创新”引领下,马克思主义者们积极研究并阐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以“学术创造”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表现出“思想创新”与“学术创造”的互动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学术方针政策引导下,这一时期形成了“文化发展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学术运行机制。苏区时期中共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成就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入新阶段,在百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进程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破围与限界:对中央苏区时期妇女角色的再考察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运动紧密结合,通过开展一系列社会革命让妇女取得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自主等方面全面的解放,从而启发妇女的政治意识,使妇女成为支持苏维埃运动的中流砥柱群体。然而,妇女在整个革命中扮演的不仅只有革命支持者与被解放者这两重身份,受限于革命政权的生存压力,妇女自身的女性角色常常处于失语状态。革命中的妇女角色的“破围”与“限界”需要全新的考察。

《红色中华》与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

《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喉舌”,承担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苏区建设和巩固及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为了寻求局部执政的合法性、破除负面形象,中国共产党把《红色中华》作为形象塑造的重要窗口。在《红色中华》的宣传和塑造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塑造了爱国御辱、先进政党、清正廉洁、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回顾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一些宝贵历史经验,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央苏区时期机关党建的实践探索、基本经验与现实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机关党的建设逐步展开,并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系列宝贵的历史经验,具体表现为: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构建完善的机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明确党支部的功能性地位,优化机关党的组织体系;保障规章制度的基础性地位,推动机关党的政治生活健康发展;发挥优良作风的重要地位,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作风;筑牢党报党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活跃机关党的思想文化阵地。梳理和总结中央苏区时期机关党建的探索历程及基本经验,对于准确把握机关党建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全面提高新时代机关党建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中苏“蜜月期”(1954-1960)钢琴家李赫特访华音乐外交考

文章用音乐政治学原理与方法,通过当时官媒报道、档案史料、各界评论史料,回顾与论述中苏"蜜月期"(1954-1960)所发生的音乐外交事件,还原钢琴大师李赫特访华演出的始末,阐述其访华演出的政治意义、社会影响。文章认为,李赫特在中国的演出,强化与促进了我国音乐创演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与中国音乐的民族性。文章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苏联时期音乐外交逻辑,来丰富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中国音乐维度,以促进中国音乐的民族性("中国风味")创演风格的传承。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对图书馆建设的探索与贡献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开创者,高度重视和关心图书馆建设,通过积极动员群众读书学习、集书建馆、组建文化工作者队伍、规范图书借阅工作、建设基层图书馆等丰富实践,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事业,为图书馆特色化、正规化、大众化、科学化和政治化建设贡献了独创性智慧。系统梳理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对图书馆事业的探索与贡献,对缅怀伟人、感悟红色思想、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和推进新时代图书馆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闽西苏区时期红色体育发展研究

闽西苏区时期红色体育为提升全体军民的身体素质和作战本领,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作出了重要贡献。闽西苏区时期红色体育开展的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以部队士兵训练为主的军事体育项目,以培养军事人才及后备人才为主的学校体育训练,以加强军民沟通交流及提升身体素质为主的群众体育活动。闽西苏区时期红色体育承载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启示,对于弘扬红色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推进体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促进体育与教育、政治、文化的融合,实现体育社会化,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都可起到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社会调查观及新时代价值

毛泽东向来重视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其中著名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与才溪乡调查集中体现其社会调查的实践轨迹,与此同时,逐渐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社会调查观。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社会调查观作为理论体系主要体现在:调查研究的基本理念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社会调查的根本途径是贯彻群众路线;社会调查的关键在于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态度是社会调查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在新时代,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社会调查观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探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社会调查观,不仅有助于促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制度化、有助于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观体系,还可以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提供行动指南。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政府预决算制度新论——基于预决算偏离度的视角

中央苏区早期,各地苏维埃政府和各级红军皆无财政收支计划,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土豪。1930年,中央苏区开始出台预决算制度,下级政府编制预决算,上级政府审核预决算,中共试图通过行政系统实现财政统一。预算和决算的制定在理论上可做到收支相抵,但在实践中,随着反“围剿”战争的深入和政府行政人员的增加,军费支出和行政经费支出越来越大,预算和决算的偏离差问题越来越凸显。有些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开始截留经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库、支库和分库建立后,中央政府冀图通过行政系统和财政系统实现财政统一。为避免预决算偏离度过大,中央政府压缩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杜绝基层政府截留财政收入。建立预决算制度,中央苏区各级政府财政开支有章可循,抑制政府部门贪污腐败现象,减少财政上不必要的浪费,保障红军的军费和政府的行政经费供给。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地方武装的形成与演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起源于大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时期不断发展壮大。中央苏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形成了一套制度化体系,在土地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补充兵员,为正规军扩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协助红军作战,如扰敌、诱敌、牵制敌人兵力等;三是维持苏区内部秩序,主要是对地主豪绅形成威慑。地方武装是中国共产党军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梳理清楚这一环节的起源与演变过程,有助于深化对土地革命战争的理解。

武汉高校苏式建筑形式与艺术研究初探(1949—1976)

要作为新中国的首批八大重点工业城市之一,武汉受到建国初期苏联援华的持续性影响,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诞生了一批重要的高校苏式建筑,见证了中苏建筑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该文通过归纳这批武汉高校苏式建筑的类型,分析其在思潮背景、形式内涵、装饰细部等方面的特点,加深对这一特定时期的建筑文化认识,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建筑设计提供历史依据。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年)中国高校“苏式主楼”立面特征及差异探讨

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年)国内诞生的一批具有苏联建筑特色的高校主楼调研,分析其立面特征及类型,并从主楼类型、比例关系、装饰细部三个方面探讨了与苏联“源形式”的差异性。揭示出国内高校苏式主楼体现为构图相似而非比例相似,且国立莫斯科大学主楼这一构图范式在传入国内的过程中实际上演变出了另外两种本土化的主楼形式。研究既为高校文化延续提供背景支撑和科学依据,也有助于完善新中国成立后建筑文化研究。

革命化的仪式运作:基于中央苏区时期纪念活动的考察

纪念仪式是政治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纪念仪式能够有效宣传革命理念,激发群众的政治认同和主动参与意识。中央苏区时期,为了有效开展革命动员工作,中国共产党以纪念活动为载体,通过对诸多纪念日的革命化仪式运作,如纪念日的确立、纪念活动的筹备和与预动员、纪念活动的展演等一系列行为,使纪念活动成为宣传革命理念和增进群众凝聚力的有效方式,激发调动了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增强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为苏维埃革命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青年运动的措施、特点及启示

苏区时期,党领导下的苏区青年运动蓬勃开展。中国共产党通过保障青年利益,开展青年政治动员,改进青年工作方法,激发青年革命意识等措施,积极开展苏区的青年运动。该时期的青年运动呈现出重视青年地位、把握青年工作方法、加强青年团组织建设及科学制定青年教育内容等方面的特点。新时代,开展青年运动应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关注青年的成长需要,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青年工作的方式方法,团结带领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