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歌谣在中央苏区宣传动员中的历史作用

红色歌谣是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中的瑰宝,是党宣传动员的重要工具,它以丰富的内容、独特的方式,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根据地的大众化进程,增强了苏区军民对党领导的革命认同,满足了苏区军民精神文化的需求,在巩固红色政权和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与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外来优秀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累了经验,创造了典范。

沙可夫在中央苏区的红色音乐与戏剧活动考论

沙可夫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和艺术家,他曾对中央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目前学界对沙可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延安时期及以后,而对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艺术贡献关注很少。实际上,沙可夫在中央苏区时期对红色艺术的兴盛起到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比如他倡导“为革命服务”的艺术观、推动“工农剧社”开展有组织的红色艺术活动、通过蓝衫团学校培养红色艺术创演人才、创编了20余首红色歌曲及多部红色戏剧等,他的这些红色艺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央苏区红色文艺的发展,并为后来延安时期红色文艺的繁荣提供了宝贵经验。

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的教育功能探析

红色歌谣在鄂豫皖苏区诞生是出于大众教育的需要,鄂豫皖苏区革命领导人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对当地传统歌谣进行了改编,并将改编之后的红色歌谣以全面、立体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传播到人民群众当中。人民群众通过传唱红色歌谣,在无形之中接收到相应的思想教育,并且外化于行动,因此鄂豫皖苏区革命根据地得到不断的扩充,成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的教育功能具体由辨别真假的调控功能、激发斗志的激励功能、坚定信仰的导向功能,以及自我革命的调控功能构成。红色歌谣是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窥探红色歌谣的教育功能,有利于培养文化自信和促进红色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为新时代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供经验启示。

川陕苏区红色歌谣初探

川陕苏区建设时期,根据地军民创作了数以万计脍炙人口的红色歌谣。红色歌谣反映的内容丰富,涉及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红色歌谣特征十分鲜明,达到了革命性和群众性的有机结合。红色歌谣对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革命宣传的号角和革命动员的鼓手。在价值上,红色歌谣不仅是革命年代革命友谊的见证,也是红军文化和红军精神的载体。

客家山歌与中央苏区红色歌谣孕育关系浅析

红色歌谣是民间叙事抒情这一传统体裁政治转化和嫁接的直接结果,至今仍以其鲜活的思想、深厚的感情感染着人民。它承载和展示的是一幅党领导人民争取幸福、自由而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重温和梳理这一历史,有助于我们深刻领悟革命伊始,党和军队和人民就血肉相连。从而也对江泽民同志在新时期郑重提起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更深入透彻的学习。

宋庆龄与苏联关系新探(1927—1929)

文章利用刚刚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对1927～1929这一时期宋庆龄与前苏联的关系进行分析。作者认为1927年宋庆龄的苏联之行是她一生中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动,这对理解宋庆龄的革命思想很有意义。

川陕苏区的红军歌谣和歌谣化的政治宣传——川陕苏区红色歌谣简论之二

红军入川,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川陕省苏维埃政权,由此带来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催生了大量以"红军"为主角的红色歌谣。为配合当时的武装斗争和苏区建设,一些歌谣成为政治宣传的有效工具。这些史诗般的歌谣,是歌谣发展史上的绝唱,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永久的艺术魅力。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及其代表作品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是苏联著名歌曲作家,他写作了如《海港之夜》《共青团员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一系列优秀的歌曲作品。他的创作具有很高的价值,是苏联歌曲创作中不容忽视的一位重要作曲家。他一生的歌曲作品有几百首,为电影戏剧配乐也达四十余首,多次获得苏联国家级奖项,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为人们所喜爱。

中央苏区客家妇女的山歌动员

客家妇女的山歌因其亲和力、表现力与感召力而被卓有成效地纳入到中央苏区的动员之中,成为动员方式的优秀范例。中央苏区客家妇女运用山歌,紧紧围绕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需要,通过"四全"特色的山歌动员,有效地动员了妇女解放,发动群众踊跃参加革命,发展生产,快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成了革命文化宣传的重要组成内容,甚至演变为苏区文化内容的核心,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新局面。

从赣南民歌到陕北秧歌——论苏区-延安文艺形态建构的内在理路及其当代意义

政治理念艺术化、艺术行为大众化、艺术话语民间化是苏区-延安文艺形态的基本特征。苏区-延安文艺形态建构的主要规律是:践行民族利益与政治目标的结合,增强了文艺形态的感召力;实施文艺大众化策略,突显了文艺形态的社会价值;达成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契合,彰显了文艺形态的生命力。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苏区-延安文艺形态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建设具有以下启示意义:民间性与大众化的有机结合,可有效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政治性与艺术性相互结合,能够有效地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进而也能够有效地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展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助于树立民族尊严、确立民族性地位。

浅论大冶苏区歌谣的思想艺术特色

大冶苏区歌谣是扎根于人民斗争生活土壤的红色歌谣,它真实地反映了在党的领导下,大冶人民在土地革命、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斗历程,强烈地表现了群众的感情、愿望和要求,并以其深刻的思想和艺术魅力给人以教育和感染。

音乐与教化:革命歌曲在鄂豫皖苏区教育中的运用及成效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区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到革命歌曲对于普通民众的特殊教化意义,因地制宜将传统音乐元素进行革命化改造。在鄂豫皖苏区,经过改造的革命歌曲广泛运用于普通教育、工农教育以及红军教育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教育工作中,在音乐教学的形式、教材和内容方面都有新的创举,在提升苏区民众文化水平和识字能力,宣传革命思想,激发参军热情,鼓舞红军斗志,推动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方面发挥了显著成效。

简论川陕苏区红色歌谣的产生——以川陕苏区时政歌为例

川陕苏区曾经产生过大量惊天动地、气贯长虹、富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歌谣。作为民间口头文学样式,它生动地记录了那一段光耀史册的巨大社会变革;率真地讴歌了民众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热爱之情;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武装斗争和苏区建设。这些歌谣是革命的思想内容和耳熟能详的民间歌谣形式的完美结合,其中的时政歌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民众对现实生活的评价与批判。

川陕苏区的妇女解放与妇女歌谣

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婚姻法》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把苏区妇女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获得了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权利。这些惊世骇俗的巨变,激发了她们参政议政的革命热情,在拥军、支前、扩红和武装斗争中,巾帼不让须眉,真正顶起了"半边天"。同时,也激发了妇女们的才情,她们用自己擅长的歌谣形式,唱出了自己的爱与恨、苦与乐、觉醒与追求,展现了苏区妇女艰苦卓绝的壮丽人生。

鄂东南苏区革命民歌探析

鄂东南苏区革命民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历史民歌,主要包括红军歌曲和传统民间歌曲。其具有全民参与、专业创作、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传播特点,同时呈现出音调特色鲜明、群众喜闻乐见、追求审美品位、彰显文化生命等艺术创作特点。

红色儿童歌谣的童年指向——中央苏区红色儿童歌谣的另一种阐释

中央苏区的红色儿童歌谣作为配合当时革命斗争的一种宣传鼓动式的创作,长期在政治和社会层面被一再解读,其童年性指向一直被遮蔽。作为儿童文学,红色儿童歌谣的创作在潜隐的层面和儿童的精神心理世界是相通的。从儿童的精神、心理需求角度入手,可以把握红色儿童歌谣与儿童文学传统的承接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童年指向。

新疆经验、苏联文学影响与“意识流”小说——重读王蒙小说《歌神》

创作于1978年的小说《歌神》写的是新疆伊犁的故事。小说用大量笔墨描写歌声,其中包含着作者在1978年北京所感受到的情绪体验。小说风格上追随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小说,不完全是写实的,形成"心理主题",与之后的意识流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对小说的细读,辨析其中的新疆经验、苏联文学与意识流小说之间的联系,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对作家的裹挟,以及作家身在其中的顺应和选择,从而形成观察和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时代之间关系的一个具体角度。

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又一里程碑

万长松教授的新作《歧路中的探求》与龚育之先生的《历史的足迹》、孙慕天先生的《跋涉的理性》一起,构成了我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三部曲",是这一研究方向上的又一里程碑。该书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俄罗斯科技哲学,而是将之置于俄苏哲学的历史背景中,重点分析了20世纪60至80年代苏联"新哲学运动"对俄罗斯科技哲学范式转换的影响,并基于新的研究范式和俄罗斯当代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俄罗斯科技哲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该书观点新颖、分析透彻、视角独特、文笔流畅,是一部自然辩证法领域的上乘之作。

“伏尔加之声”为何有久远的魅力

文章从半个世纪来苏俄歌曲在中国传唱不衰的现象入手 ,分析了它产生的原因 :不同的民族苦难基础上的文化认同 ;相同的社会制度目标下的价值趋向 ;相同的情意心理结构中的审美谐同 ;由此形成了中国人内心深处浓郁的“苏俄文化情结”。

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与当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探析

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是当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本文首先分析了当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教育价值,进而分析了中央苏区红色歌谣对当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了一些发挥中央苏区红色歌谣对当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