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对象的基本权利保障

完善监察对象基本权利保障,既是明确监察机关职责和权限,加强对监察机关监督制约的现实要求,也是规范监察权力运行,推进监察工作法治化的应有之义。当前理论研究对监察对象自身及其基本权利保障的特殊性认识不足,监察法规范和监察实践也更侧重于实现监察权力的有效运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监察对象基本权利的保障。实际上,公权力授权和党员身份使监察对象及其基本权利保障具有特殊性。监察法律规范和监察对象的基本权利共同构筑了监察权力的行使空间。针对监察监督、调查和处置过程中,监察对象人身、财产权利受侵害的风险,有必要从法规范体系完善、监察活动规制和监察对象权利救济等方面探索监察对象基本权利的保障进路。

高校教育惩戒权法理依据之反思与修正

传统观点认为,高校惩戒权是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一种非对等性权力,这种权力排除了被惩戒人的人权保障及司法救济。该观点显然与依法治教的顶层设计不符,也无法解释当前行政权、司法权对高校管理权的介入和干预。从法律关系上来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具有内部性,应定性为特别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理论二分下,教育惩戒权属于行政处分,应当依据行政处分的基本法理来行使。但这种行政处分与《公务员法》中的行政处分不同,可依据是否“足以改变学生身份”“对学生有重大影响”的标准来判断是否可提起司法救济。

医患强制法律关系研究

在医患强制法律关系中,医疗机构基于法律的授权,除了具有一般医疗的权利和义务外,还可行使一系列医疗强制权利(力)和措施,强制患者接受治疗。这是公权力的行使,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特别权力关系。在这种行政法律关系中,医疗机构处于行政主体(公法人)的地位,与患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具有强制性。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兼谈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的未来方位

在我国,对特别权力关系的研究可以实证法的相关沿革以及司法审查的实践为线索,尽管在相关立法以及司法审查实践中并不都是自觉地接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指导的。我国行政法学界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除了"否定观""改良观"外,还存在"无视观"。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历史命运,行政法学界已经不可回避。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完善,除了立法的明确、解释的补充、判例的促进外,对裁量权的规制,特别是强化程序规制,则是现代行政法治理论与实践,促进传统特别权力关系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新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实质上是对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从而也是对整个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以及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和完善。

论特别权力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排斥法律保留原则、否定司法审查,有侵犯人权、蔑视人性尊严之弊端,应予以彻底检讨与反思;要修正与抛弃不合时宜的落后理论,以维护人性尊严,保障基本权利,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关于确立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有限自治原则的思考

司法介入竞技体育纠纷的理论障碍主要在于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德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给该原则以理论支持,然而今天,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势微,我国体育纠纷解决自治原则缺乏中立的体育仲裁制度保证,且其本身过于绝对,再加上我国现行体育社团内部解决机制因受体育行政权的制约而缺乏独立性。故应当确立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有限自治原则,并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和章程、设立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和体育法院来实现。

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研究

我国警辅人员的惩戒制度不完善,导致对警辅人员的惩戒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需要从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细化研究。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的建构,既不能全盘地接受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更不能一概地拒绝,而应考虑到该理论在警辅人员管理中的适用性,并确立相应的规则。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的建构,应当遵循惩戒与职业收益的比例性、惩戒的明确合理性和惩戒的合法性等原则,进而完善惩戒机构的模式、违纪行为的形式和惩戒的种类等各方面的内容。最终,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的建构,既要有效保障警辅人员的合法权益,也要实现警辅人员利用的目的。

高校管理法治化趋向中的观念碰撞和权利冲突——当前讼案引发的思考

不断出现的高校管理讼案 ,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问题。伴随我国的法治进程 ,高校管理的法治化似已成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向。本文从高校的内部管理秩序、学术管理与学术权力、高校与学生的特别权力关系、高校管理的基本理念等四个方面 ,对当前高校管理讼案中出现的观念碰撞和权利冲突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剖析了在走向依法治国大环境下我国高校管理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历史根源、观念因素和发展趋势。揭示出缺少法治的学校管理关系以及那些不符合法治精神的传统观念和旧的行为方式 ,正在被迫经历一场适应整个国家法治发展的深刻变革。

试论条理法在调整特别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以公立高校管理行为争议解决机制为例

在大陆法系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特别权力关系已不断变异和逐渐式微,应当积极探索和发展更符合行政法制实践要求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和行政法规范体系。实践证明,仅用一般法规范调整特别权力关系有许多局限和无力感,重新认识条理法已成为行政法制建设的新课题,不仅运用一般法规范而且兼用条理法来调整特别权力关系就体现出特殊优势并具有特殊功用。公立高校管理行为关系尚属具有特殊性的一类特别权力关系,许多典型事例表明公立高校管理行为争议解决具有复杂性和特殊困难。积极运用条理法有助于系统和妥善地解决公立高校管理行为争议,有助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推动公立高校和谐发展。

高校行政权略论

以往的诸多关于高校行政权的理论虽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高校行政权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但都未能揭示高校行政权的实质。高校行政权本质上是大学自治权,其既是一种公共行政权,同时也具有权利的属性。因此,应建立与其性质相适应的高校管理制度和权利救济制度。

特别权力关系法治化研究

特别权力关系是受公法调整的特别法律关系之一种。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发端于19世纪君主立宪时代的德国,并在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经历了一个不同程度的发展和修正过程。我国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特别权力关系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撑和立法规范,游离于法治之外,因而有必要从我国行政法治并不理想的现实出发,引进“修正后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积极、合理因素,顺应我国法治发展的趋势,以现代法治理念为指导,将特别权力关系纳入法治轨道,使之逐步法治化。具体进路为:优先保护特别权力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尽力规制特别权力的配置;对特别权力主体的自治行为进行程序控制;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司法审查体现特殊性。

解构与重塑:大学自治视野中的特别权力关系与法律保留——对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684号”的分析与反思

随着基本权利保障观念的兴起并日益成为法教义学的重心,制造法外空间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逐渐失去其影响。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第684号"通过基本权利的解释路径彻底解除了对大学生诉权的限制,加速瓦解了大学校园领域的特别权力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保留原则对该领域的顺利接管,相反,大学自治、特别权力关系与法律保留原则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而有趣的关系。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特别权力关系的变迁史考察

本文通过对民国至今我国教育法和相关政策文件的分析,考察了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的特别权力关系的变迁,揭示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特别权力关系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为探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当代的价值和研究教育类行政诉讼的特点提供历史参考。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作为大陆法系传统行政法学中的重要理论,特别权力关系具有相对人义务的不确定性、特别规则的存在及纠纷不能通过行政争讼解决等特征。自二战结束以后,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出现了诸多新的变化,其适用范围日渐缩小,运作逐步受到法律保留、司法审查等原则的制约。在我国行政法学中适度引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公法人的行政主体地位

公法人应作为行政主体纳入行政法学研究范畴 ,其行为符合公法中的公务原理 ,公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别权力关系。随着现代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理应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探讨

随着国家公务员法的颁布,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继而促进行政机关人事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已成为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通过对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现状解析,分析了我国该项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分别从公务员立法,行政诉讼救济的确立和行政系统内部救济体制的完善几方面提出改进的建议,为保障我国公务员的权益实现提供更加完备的救济机制。

高校学生管理权的行使与制约——兼论受处分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

基于管理权的行使高校与学生之间构成一种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囿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我国教育行政法学研究滞后,相关法律法规缺失,高校学生管理权过度膨胀,学生权利救济的路径相对狭窄,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学生合法权利的维护。有效制约高校学生管理权的行使,对受处分学生的权利进行司法救济,构建二元制权利救济机制是依法治校的必由路径。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完善

论述了传统公立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理论基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提出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调整公立学校与学生关系的法律中的体现及其弊端,分析了公立学校与学生关系的转变——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提出了改进特别权利关系理论的途径,以更好维护公立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

论内部行政行为外部化的标准

内部行政权力主要分为两项,即命令权和惩罚权。随着人权保障的兴起和法治国家的强调,内部行政行为越发与之显得不协调。内部行政行为的外部化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才有了各种理论的支撑。我国在这方面得以突破并有望进一步发展的是教育行政案件领域。

行政诉权——公务员权利的救济

公务员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具体执行者。在传统理论中,其从属于行政机关,相应权利受到侵犯时也不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这违背了法治的理念和原则。所以赋予公务员以行政诉权是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