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风险的溢出效应与溢回效应——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有效管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风险溢出效应与溢回效应能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保障。文章构建了正常市场条件及极端市场条件下的风险溢出与溢回效应度量模型,并以2013—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股票市场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正常市场条件下,中国股票市场对其他单一市场的溢出效应以及对其他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形成的共同溢出效应和即期的共同溢回效应均显著;而在极端市场条件下,中国股票市场对其他市场的溢出效应和溢回效应均显著,且体现出时变性、非对称性和地区聚集性等特点。这些结论对“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管理及构建国际协同监管体系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回溢效应

本文通过建立短期两国开放经济模型和SVAR模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新兴市场国家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回溢效应。理论分析表明,在量化宽松政策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会通过变动外汇储备、国内货币政策以及汇率等渠道对量化宽松政策产生明显的回溢效应。实证分析进一步发现,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整体上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存在回溢效应,且中国的回溢效应最为显著。但是,对于日本及欧洲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回溢效应并不明显。从分变量来看,新兴市场国家GDP的冲击作用及贡献程度均高于其他变量;中国各类变量均存在明显的冲击作用,其中,国债收益率和外汇储备规模是短期冲击,GDP和汇率则存在长期稳定冲击。

基于货币群落视角的人民币汇率全球溢出效应研究

在对世界货币群落体系论述基础上,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和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测算了1997—2015年人民币与其他22种主要货币的双向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近二十年人民币溢出效应提高,溢回效应下降,在货币群落中的地位提升。SDR货币中,人民币全球净溢出效应低于美元、欧元和英镑,高于日元。人民币溢出效应集中在港元、印度尼西亚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中国台湾新台币以及以色列新谢克尔等货币上。溢回效应集中在新加坡元、澳大利亚元、马来西亚林吉特、新西兰元以及巴西雷亚尔等货币上。在贬值周期中,CNH汇率对其他货币的影响大于CNY汇率。进一步对作用渠道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贸易渠道是人民币净溢出效应的主渠道,中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市场份额越大、波动接收国对华贸易依存度越高、中国对波动接收国贸易依存度越低,人民币净溢出效应越大;资本渠道有正反两方面影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对净溢出效应有利,而资本账户开放对其不利。本文研究为我国汇率政策制定和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理论界的学术反思与研究进展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学界对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取得积极进展,主要包括把金融因素系统性地引入一般均衡模型框架、重视微观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关注宏观审慎管理以及探索新全球化理论。同时,有关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也实现了新突破,政策外溢分析从单向维度向双向维度转变,政策外溢影响渠道的分析更加强调预期因素,关于政策协调方式和内容的研究不断扩展。

量化宽松溢出与通货膨胀的回溢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TVP-SV-VAR模型,分析量化宽松政策溢出背景下中国物价变动的回溢效应。研究发现,中国通货膨胀对美国通胀具有显著的正向冲击,量化宽松政策向中国输出的通货膨胀会通过国际贸易价格传递回美国,回溢强度存在时变差异。对汇率因素在回溢渠道中的作用以及CPI和PPI回溢效应的非对称性、不同行业PPI回溢效应的异质性的研究表明:任何单边的、以邻为壑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可能导致“损人不利己”的双输局面,开展多边合作是未来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大国货币政策实施对东南亚国家溢出效应的比较研究

随着东亚经济的兴起,东南亚地区逐渐成为大国的重要博弈之地和拓展加固经济软实力的关键所在。文章利用面板模型检验了大国货币政策实施对东南亚国家的“平均”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中美欧日四大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整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皆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但比较而言,中美两国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比数量型货币政策更强。此外,利用贝叶斯VAR模型评估大国货币政策实施对东南亚国家的“整体”溢出效应以及是否存在“回溢效应”,发现大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依然显著,但未找到证据显示东南亚国家对大国货币政策调整存在“回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