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春秋时期鲁公室公族作家群体与世族文学考论

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态逐渐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渐次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就公族作家群体的构成成分而言,“孝族”“桓族”皆为春秋前期逐渐形成的早期世族,至春秋中期开始,“桓族”不仅在政治上逐渐开始专权,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成果亦非常突出,而“孝族”“庄族”“文族”及其他公族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亦渐次淡出;就公族作家群体的创作动机而言,完成了从维护公室为基本宗旨向认为公室“天禄不再”的转变,进而认可“三桓”专权;就其创作话语而言,以“礼”“德”“孝”为中心话语,彰显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文化氛围;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而言,提出了“鬼道”“人道”之别说、“二德”说、“三德”说、“六德”说、“七德”说、“飨义以昭德”说、“吉德”“凶德”之别说、“男”“女”之别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说;就散文体类而言,以“议”体、“对”体为主,兼及“上书”体、“讼辞”体、“载书”体等文体。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探析

春秋战国时代是统一下的大分裂时代,也是酝酿着统一基因的大分裂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三阶层结构;通过变法图强,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在重民思想的影响下,民众支持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由于分封制、宗法制等制度的变革,阶层的上下流动成为维护政权安全的历史选择;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领土安全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新的形态,战败国以土地换和平成为新的诉求;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催生了弭兵运动,成为古代历史上追求共同安全的伟大尝试;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塑造了密不可分的安全共同体。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它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当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注入丰富的历史养分。

Food Basin from the State of Xi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C.)

The State of Xi was a small kingdom in ancient times located between the Yangtze River and Huaihe River. It was overturned by leaders from the State of Chu in 680 B.C. This bronze basin, the only unearthed relic from the State of Xi, is 21 centimeters in girth, has a lid with a bugle-shaped handle and two symmetrical handles on the sides. The bottom of the basin is engraved with the characters meaning "Xing, the king of the State Xi has this as his food basin."

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粮食作物与储藏

粮食是国家生存的保障,贮藏粮食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十分重视粮食作物的生产,是著名的旱作农业区。燕国主要以种植旱地作物为主,粟、黍、菽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麦、麻等处于从属地位,而粮食作物的种植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燕人多用石制的杵、臼、磨盘、磨棒对谷物去皮脱壳,战国时期石磨极可能已经被使用。燕国的储粮方式多样,贮藏技术较高,主要通过障侯城堡、窖穴、仓廪进行大规模的贮藏,容器多用于临时贮存。“右廪”是燕国重要的储粮和管理机构,同时兼具制器功能。司徒极可能主管燕国农业,下设直接管理仓廪的官员。粮食作物的多样化和大规模的储粮成为燕国备荒、备战的重要手段。

浅析春秋战国间筑堤理念的转变

水患从古至今一直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筑堤是一种直接有效的防治方法。战国中期以前,人们普遍持反对筑堤的理念。大禹治水传说表达的就是筑堤失败、疏导有效;“川壅而溃”是被广泛应用于劝谏的一个比喻;不筑堤被写入春秋列国公约,要求各国共同遵守。到战国中期,反对筑堤的理念发生转变。齐、赵、魏等国纷纷大规模筑堤;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记载了大量的筑堤经验;出现白圭等筑堤专家。影响理念转变的重要因素包括:周王室衰微、秩序失衡导致各国自利;诸侯国争相发展带来土地紧张;筑堤技术的提升、实用化思想的兴盛减小了筑堤的阻力;上游生态环境破坏、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和战争破坏导致水文情况恶化等。

敖汉旗水泉晚期青铜时代墓地发掘简报

水泉墓地位于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水泉自然村西。199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系1993级文博大专班以田野考古实习为目的全员参与。此次发掘共清理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110座,出土陶、铜、石、骨、铁等各类遗物百余件,年代处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依照叠唇单双耳罐的形态及以葬俗等因素来看,水泉北区墓葬更像是来自北方长城沿线的人群与凌河流域人群融合后留下的遗存,水泉南区墓葬也体现出与凌河文化较为密切的联系。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褚家村南墓地2018年发掘简报

201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临淄文物部门对褚家村南墓地进行发掘,发现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向多为北向或东向,墓主以仰身直肢为主,葬具多为一棺,并常见腰坑、二层台,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少量青铜器。本文选取其中11座典型墓葬进行介绍,根据其出土器物的组合关系、器型变化以及与邻近地区同时期文化遗存的比较,推定年代约为春秋时期。褚家村南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春秋时期齐国的物质文化遗存、丧葬制度以及鲁北地区周代墓葬的分期增添了重要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审美特征及现代应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使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审美特征表现为独特和多样化的造型、繁复华丽的纹饰、先进精湛的制作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今,人们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应用,体现于造型的现代演绎、纹饰图案的现代转化、工艺技术的现代传承、精神功能的现代拓展和文化的现代启蒙与传承等方面。

先王遗说与春秋邦交政治

春秋时期,包括先王之制、先王之命、先王之训等在内的先王遗说在诸侯邦交领域的作用主要是调节诸侯之间关系,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维持着诸侯之间的平衡,维护着周王室的利益。只是先王所确立的种种原则逐渐不再是春秋时期各邦国所严格遵循的规范,人们对于先王遗说并非照行不移,而是通过对先王遗说的内容进行新的解释、直接从根本上否定言辞的作用、不回应先王遗说的内容这三种方式,来降低或减少先王遗说的政治影响力,从而降低先王遗说对邦交活动的影响力。先王遗说逐渐不再是一种信仰,而是沦为各诸侯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工具。但总体而言,先王遗说作为邦交政治活动合法性的来源,并未被直接抛弃。

从钱刀到圜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的标准化与多样性

先秦时期的生产工具——钱、刀,在失去实用工具功能之时,通过铭铸“匕”“化”“釿”“刀”等价值单位,标明所代表的交换价值——面值,完成了第一次标准化,成为了最早的金属铸币。然而作为铸币的钱、刀,很快减重或含铜量下降成为“虚价”大钱,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差异扩大,价值体系陷入危机。历经梁布、“比”布、三孔布、三晋两周圜钱、齐国“賹化”圜钱的探索,青铜铸币含铜量稳中有升,逐步以新的重量单位——寽、两、铢等,标明币值,探索重建新的价值体系。而秦国“半两”圜钱的设计,更返朴归真,直接以新的重量单位为铭。“重如其文”,体现了青铜铸币再次走向标准化的基本方向。先秦时期青铜铸币,通过铭铸货币单位,把交换价值与青铜金属体融为一体,经过了一个标准化走向多样化、再次转向标准化的演变历程。

匠师巧思——楚国漆器设计的文化语义探析

楚漆器器型和纹饰设计中都遵循了“制器尚象”原则,制器中大量使用“凤鸟”造型和纹饰,且漆器造型和纹饰设计写实与变形、抽象相结合,另有大量呈现楚人生活场景和巫术活动的漆彩绘独具特色。这些器物符号其实言说的是重巫、信祀和崇神的楚文化以及楚人的凤鸟崇拜等文化心理和精神信仰,器物史就是文化史,器物本身就是文化的凝结。

陕西黄龙界子河遗址发掘简报

为配合黄(龙)蒲(城)高速公路建设,201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陕北黄龙县界子河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一批春秋早期的灰坑和墓葬。该遗址出土器物类型和组合与刘家洼遗址类同,且两个遗址距离较近,推测界子河遗址应是刘家洼芮国的一处低等级边邑聚落遗址。此外,界子河遗址墓葬出土的金丝耳环与玉玦组合使用为首次发现,体现出北方和中原文化的结合。界子河遗址为探讨芮国社会层级、北部边界以及与北方族群的关系提供了新线索。

仁民与义战:论董仲舒的战争观

董仲舒在对正义战争的判定上提出了三个原则,以仁爱为原则,以爱民为原则,以血亲复仇为原则。在对春秋时期战争的判定上,根据以仁爱为原则、以爱民为原则,他判定《春秋》中的战争大多数是非正义的。根据血亲复仇的原则,董仲舒认为“春秋无义战”的看法并不准确。在汉匈和战上,董仲舒主张和亲。根据爱民原则,汉匈之间的和平有利于边民的利益。他的这些观点对我们现代世界仍有着重要的启示。

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结构分为两类,出土了大量器物。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为标准器,可将墓葬分为早、晚两期,其年代应处于战国早期,此墓葬为研究浙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过渡及战国时期墓葬葬期提供了新的材料。

符号学视域下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丝绸上凤鸟纹研究

楚墓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中大多以凤鸟纹为主题,对其装饰艺术特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文章以考古类型学、符号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将楚国丝绸上的凤鸟纹进行分类,分析对比不同造型样式、不同题材组合、不同构图布局的凤鸟纹装饰语言和艺术特点,并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实物二元互证探讨其中的内涵寓意和象征意义。研究表明:楚墓出土的丝织品上的凤鸟纹已成为当时表达浪漫主义思想感情的载体和追求自由生命信仰的寄托,也是早期楚人精神文化和审美意趣的象征,为后世凤纹等禽鸟类动物纹样的演变和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

《春秋》为鲁国天文历法的研究提供了纵向对勘的资料 ,春秋时期是由观象授历到科学历法过渡的重要阶段。春秋鲁国人在确定岁首和探索置闰规律上功不可没 ,但却未能取得重大突破 ,春秋鲁国历法仍然是一部正自不拘、闰余乖次、有失规范的历法。同时春秋人在天文观测方面亦成果显著。

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阖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传承与当代战略选择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关系国家安全、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粮食安全化与政治化是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鉴于此,重新发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的粮食安全思想,从粮食对国家安全、国家权力以及国家道义层次考察彼时粮食安全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生粟之国亡",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富国以粟",粮食是国家富强的保证;粮食关乎人心向背和国家道义。齐桓公为建立霸业实施了粮食外交与粮食战略,开创了现代粮食战争的先河。"不生粟之国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核心和根本,也是对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再发现的落脚点。基于此,当代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应立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障国内粮食生产,积极开展粮食外交,实行粮食"走出去"战略,在全球化背景下确保实现国家粮食安全。这不仅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最重要的物质基石。

中国侠起源问题的再考索

侠的起源是探讨侠的历史演变和侠文化、侠文学不可回避的问题。考察了前辈时彦在侠的起源问题上的诸种说法,并联系先秦社会历史文化实际和中国侠自身的人格精神及行为规范,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是中国古代侠的直接源头,其人格精神和行为规范中包含了中国古代侠的最原始的、最稳定的质素。刺客人格类型经历了由宗法性武士到非宗法性武士、由成为游民中的一部分到以行刺为手段依附于权贵的角色转换。在由刺客向侠的过渡中,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其服务于权贵的依附性大大减弱,由"失位"而进一步演变为民众的英雄,加之古代"任"的行为观念的滋养、诸子思想文化的人格哺育,形成了中国原始侠的人格精神和侠义观念,遂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初的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