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years of reform of China's state-owned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of China’s state-owned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but also a key factor in rejuvenating the national economy.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summarized the reform process and discussed related question on how to deepen the reform.

关于基础设施领域盘存量促投资的思考--基于国资运营平台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视角

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外部环境与国内改革引发的问题与挑战日趋复杂,当前主要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尤其地方政府面临防风险、稳投资、补短板的复杂局面。为更好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独特功能,加大盘活存量资产力度、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试图解决投融资领域资金需求与供给端的结构性错配等问题。文章把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结果表明国资运营公司通过财务性投资、资本运作驱动、融投管退全周期管理助力国资领域的存量盘整与新增投资。在实践操作层面,通过发起设立国资存量盘整领域的投资基金发挥独特作用,提升基础设施领域存量资产盘活、带动有效投资的能级。因此,应当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独特功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国有资本合理布局、调整结构与提升配置效率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发挥积极作用。

国有资产改革对自然资源资产“两权”分离的启示与借鉴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经过了从统一到分散再到统一的改革历程。在此过程中,国务院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并逐步推动国有资产管理方式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探索了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监管权“两权”分离的路径。鉴于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与国有资产管理存在较强相似性,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在促进国有资产“两权”分离中的关键作用,为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监管权的分离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在完成委托代理机制试点后,建议管理方式由“资源管理”逐步转向“资产管理”,授权设立自然资源投资运营公司,以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两权”的有效分离,从“自然资源部门—自然资源资产”的二级管理体制转变为“自然资源部门—自然资源投资运营公司—自然资源资产”的三级管理体制,以期为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的有效监管和资产增值提供改革思路与参考。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企资产保值增值--来自董事会投票的经验证据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引入的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参与治理是否有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3-2018年商业类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非国有董事投非赞成票行为代理其治理积极性,实证分析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并借助公司层面投资者保护程度的调节效应检验来论证非国有董事投票行为的合理性,即非国有董事治理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并且公司层面投资者保护程度越低,非国有董事投票行为的保值增值效应越显著,即非国有董事治理是理性的,其在公司投资者保护不足时可以起到替代保护作用,从而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进一步研究其保值增值效应实现的机制路径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可以通过提高投资效率和内部控制质量来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本文结论对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正确对待非国有董事投非赞成票行为、完善治理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府审计官员任期会影响国家审计效率吗?--基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经验证据

我国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国家审计在整个审计体系中的重要性。国家审计机关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审计,发挥其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作用。基于国家审计视角,以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地方审计厅厅长任职和个人履历信息,检验了地方审计官员任期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审计厅厅长的任期越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越低。上述关系受审计厅厅长任期特征、个人特征和被审计企业政治关系特征的影响。进一步检验表明,随地方审计厅厅长任期的增加,地方国企的过度投资、在职消费和盈余管理程度均显著提高,从而影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

高校院所共建型新型研发机构的国资管理问题及其对策--基于东莞市5家机构的多案例研究

目前新型研发机构已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力量。其中,由地方政府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合作共建是新型研发机构的主要组建模式之一。但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该类新型研发机构的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管理效率不高、资产容易流失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其高质量发展。为此,文章采用探索性与解释性结合的多案例研究方法,结合法人属性视角,系统剖析了高校院所共建型新型研发机构国资管理的典型问题,并由此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1)长期股权投资不明、无形资产价值不清和国资管理权力受限是该类新型研发机构国资管理的主要问题;(2)现有国资管理的法律法规对事业单位法人性质机构的束缚,是产生上述问题的关键;(3)应采取评估处置前的长期股权投资、建立健全无形资产管理体系、完善国有资产登记管理工作等策略来化解。

国有资产的监管与委托-代理、激励-约束分析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以及双方利益的不一致性,使得委托-代理问题难以避免。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使得委托-代理问题更加复杂化。

国资纾困有效性研究--以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本文以清新环境为例,选取财务指标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分析,同时参考“和讯网社会责任评级体系”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剖析,以此来说明国资纾困对清新环境综合能力改善的效果。研究发现:清新环境在引入四川省国资委的投资后,企业股权质押比例有所下降,股权结构有所调整,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有所下降综合来看,国资纾困对于企业综合能力有所改善。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新时代基础设施投资企业战略转型路径研究--以地级市国有交通投资公司为例

近年来,国企改革转型已成为新一轮深化体制机制布局的重要研究方向,在“十三五规划”收官和谋篇“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时期,作为承担交通建设运营的地级市国有交通投资企业,承担着市域内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公共交通服务和物流运输等社会责任。基于对地市国有交通投资企业的研究,深入剖析企业发展战略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局和机遇,探究在新发展格局和区域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的大背景下,如何创新思维模式,精准把握发展战略转型的方向、时机、路径与风险控制策略,实现企业发展战略高质量、跨越式转型和长远可持续发展。

公立医院国有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基于流程设计

基于业财融合视角,通过对公立医院国有资产管理现状与问题的梳理,重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制度体系和管理模式,并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再造,明确实施路径,提升公立医院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上海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回眸与发展取向:1993-2013年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国家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上海于1993年率先开启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历程,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释放国企发展的弹性和空间,提高了国有企业综合能力和国有经济整体竞争力。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上海国资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发展取向应为:坚持"管资本"为主的改革方向、构建国资管理权责体系、创新国资监管方式以及完善国资管理机制等。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下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研究--以福建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为例

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所占比例较大,对于促进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以及维持国家日常工作正常运转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营性资产管理现状并不乐观,存在政府职能越位、经营管理动能不足,效率低下、缺乏专职机构及专业化集中管理、历史遗留问题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等诸多问题。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是因为管理缺乏相应的法规制度依据、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意识偏差、缺乏绩效评价体系、管理机制不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完善机制体系、改革预算管理制度、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发挥资产效益、完善并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拓展经营、加强内控管理和监督、优化信息化网络管理、实行绩效考评制度。

公立医院数据资产入表财务管理路径与框架研究

目的在遵循国家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财政部《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数据资产管理的通知》的前提下,探索公立医院数据资产财务管理的路径。方法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和数据资产相关业务模式的特性,借鉴企业数据资产入表的路径,构建公立医院数据资产入表、会计核算、报告全流程财务管理框架。结果通过构建公立医院数据资产财务管理框架,切实保障了公立医院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完整,规范了医院数据资产的财务管理。结论医院数据资产入表的财务管理路径与框架的创新构建,对后续出台相关政策、开展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国资监管体制已由“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代理成本降低与政府干预弱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西部地区和金字塔层级低的国有企业中,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其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了国有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如何影响地方国企现金持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其中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筹是深入推进现代预算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基于此,选取2004—2019年中国A股地方国企与民企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地方国企现金持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增加了地方国企的现金持有,其主要途径源于对过度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抑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显著存在于位于国有资本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和东中部地区、控制链距离较短、内部控制较弱的地方国企中。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增加地方国企现金持有,能够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最终提升企业价值。因此,地方国企应把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的契机,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增加创新投入,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有企业审计意见决策

如何发挥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以提高国有企业审计意见质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亟需研究的问题。以2013—2022年A股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离散选择模型,以投非赞成票代理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越高,越能够提示应计盈余管理风险,审计师越倾向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混改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越低,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审计意见谨慎性的关系越显著。经过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不变。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积极履行治理职能导致审计意见质量提高有利于混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国有企业混改主要目标。研究结论对于国有企业审计师正确决策审计意见、非国有董事有效维权、政府监管部门和混改国有企业充分尊重非国有董事治理的积极性、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均具有启示意义。

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分享与共同养老金制度设计

落实以全民所有制为根基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现实具体的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分享机制,让全体人民分享归他们所有的国有资产收益。将部分国有资产收益用于建立共同养老金制度,平等地为达到一定年龄(依据国家一般退休年龄确定)的全体老年人发放一份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养老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分享的可行方式。以国有资产收益建立的共同养老金制度具有国有企业产品消费倾向增长效应,不仅为老年人提供可持续、均等和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还能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证其自身的可持续性。并且,与直接动用国有资本补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比,建立共同养老金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基本养老保险的给付差距问题。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合养老保障体系,即共同养老金和基本养老保险相辅相成的新型养老制度,提出新思路。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企费用粘性——来自“两类公司”改革试点的证据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下简称“两类公司”)是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从成本费用管控视角,利用2008—2021年“两类公司”改革试点数据,探讨以设立“两类公司”为核心的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类公司”改革能够显著降低控股国有企业的费用粘性,其内在机制是“两类公司”改革通过强化经营预算管理和嵌入党组织治理实现控股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的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两类公司”改革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在由多家“两类公司”协同控股、控股链条较短、股权制衡度较高以及所属类型为中央企业时更显著;限制政府债务大规模扩张和加强产品市场竞争,均能有效提高“两类公司”改革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文章从政治观和经理人观视角揭示了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降低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的内在机理,为完善“两类公司”改革、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降低国有企业费用粘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利润上缴政策改革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

近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的“脱实向虚”趋势,对企业的风险管控与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以2003—2019年中国A股中央企业控股公司和非国有公司为样本,本文考察了国有资本管理改革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企业利润上缴政策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且主要表现为对投机性金融资产的抑制;(2)随着上缴比例的不断调高,政策效果愈发明显;(3)当企业资源丰富、行业盈利能力较弱以及高管业绩偏好较高时,政策效果受到一定削弱;(4)政策实施降低了金融资产中的“投机”成分,进而缓解了企业经营风险。本文从宏观政策角度丰富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丰富了国有资本管理改革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本文的结论对于完善国有资本管理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较为重要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