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道”制起源新论

战国时期,秦国在统一进程中,根据被征服地区的顺逆程度,对新征服的非秦族群地区采取置郡县直辖和设立附属臣邦两种模式。秦属臣邦在保留原有“王侯君长”的同时,设置官员进行监督导化,秦“道”制即起源于臣邦中的“道官”系统,并在臣邦秦制化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发展为管理非华夏族群地区的与县平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从秦简文与封泥材料看,“道”即“導”,“道”制本意就是导化蛮夷,与交通道路无关。臣邦与“道”的主官为“丞”,意为辅佐,隐含“導”义,与县、都官主官称呼有别。

秦国东周青铜器矿料来源研究

甘肃东部及关中地区是秦文化遗址分布的密集区,这一地区发现的秦国青铜器对于研究其风格、冶铸技术、矿料来源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对已发表的礼县、凤翔、陇县、陈仓、秦陵等地秦国青铜器铅同位素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结果表明:春秋时期,秦国青铜器矿料特征相近,主要来自大冶铜绿山、皖南沿江及小秦岭一带。春秋早、中、晚期表现出明显的交替,这一变化与中原及汉淮地区趋于同步。战国晚期秦陵出土青铜器的矿源不同于秦国其它遗址,这一时期矿料来源地与小秦岭一带关系密切。研究结论揭示了东周时期秦国与南方地区的楚国、曾国在青铜资源流通方面的交流互动。

论秦国墨者的逻辑学贡献

论文用E考据与元研究方法,论述秦国墨者的逻辑学贡献。E考据,即数字电子化考据。元研究,即总体超越的研究。秦国墨者,是活动于战国末期秦国的墨家支派,是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的重要人力资源,应吕氏征召参编撰稿,收入《离谓》《淫辞》《别类》等多篇论文,继承发展《墨经》逻辑学,是《墨经》逻辑学沦为“绝学”前的最后辉煌,是《墨经》研究史中的重要事件,其所呈现的逻辑范畴与原理,具有积极的历史、理论与实践意义,值得传承弘扬。

襄阳邓城区域周代考古学文化的嬗变

以邓城城址为中心的邓城区域发掘了自西周中期至战国晚期的30余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分别在春秋早、中期之际和战国中、晚期之际经历了两次突变,各以楚灭邓、秦拔邓为标志。同时,文化的突变也伴随着文化的渐变,并经历了文化交流、影响到主体文化控制的变化过程。此外,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还与统治者及其治下的人群族属相关。

《尚书·秦誓》与早期秦国礼乐政治

《秦誓》与“穆公之霸”有关,是穆公“遂霸西戎”之后用于秦宗庙的仪式文本。此篇短短二百多字,既有批判和自省,亦流露出造就强盛秦国的成就感,又见文化担当的责任感。其言说指向是省思国君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和任用人才,以达成国家治理的完善。《秦誓》标志着穆公时期秦国学习周礼的巨大成就,可视为早期秦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总结性文本。早期秦国诗书礼乐建设的成功,证明西周礼乐政治对“非我族类”的强大吸引力及其所赋有的文化改造功能。《尚书·秦誓》和《诗·秦风》共同体现了早期秦国在诗书礼乐法度方面的成果,意味着秦国在未来本有可能继续礼乐政治的道路。

“犬”“豚”辨异——兼论勾践生育奖励政策中蕴含的性别观

传世名篇《勾践灭吴》中有关生育奖励的措施影响深远,但生男生女分别奖励犬豚的做法却广受争议,颇多分歧。从语言、历史、文化多角度辨析“犬”“豚”之异,明确先秦时期犬、豚同为重要肉食来源,但越人纵狗行猎,在越国,犬的地位高于豚;犬阳豚阴的动物阴阳观念乃汉人习气,并不适用于当时的越国;勾践分别奖励是出于犬、豚的不同文化蕴含,体现的是男尊女卑思想下男女分工的不同。勾践各尽其用的性别观对当今社会亦有借鉴启示意义。

战国秦汉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编织工艺研究

本文以战国秦汉时期的两件斜向互绞编织物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复原的方法对战国秦汉时期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组织结构与编织工艺进行分析与探究。对比两者在结构、格眼、纹理、组边上的异同,发现通过变化基础结构中经线交织的方向和次数可以形成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纹理效果。在编织工艺上,两者都使用斜向穿绞编法。其中普通组各编线间的编结变化和排列顺序以2个经线数为循环,编线在各行编结时的状态与编线数的奇偶和第一行编结时各编线的编结状态有关。

泾渭秦墓出土战国时期彩绘陶器绘彩工艺分析

泾渭秦墓战国中期至晚期早段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彩绘陶器,是研究秦人绘彩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本文采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及激光拉曼光谱仪对其微观形貌和颜料组成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红、白、黑色颜料分别为赤铁矿、高岭土及炭黑,绘彩工具为毛刷等软质工具,这批彩绘陶器绘彩工艺较为粗糙,推测为民间作坊所制。但较纯高岭土作为白色颜料的发现,反映了秦人对颜料的认知和使用有一定发展。

洛川月家庄战国秦墓初步研究

月家庄墓地是战国中晚期一处秦人大型公共墓地,文化面貌以秦文化为主,另包含少量其它文化因素,代表了魏国、西戎、白狄等遗存。辨识出的“月家庄类遗存”可能是李家崖文化在战国时期的孑遗,是鬼方或西落鬼戎后裔遗存。月家庄墓地是陕北南部战国中期秦、魏势力进、退和民族交流融合的具体体现。

秦献公、孝公时期军事地理探述

秦献公即位之初秦国边域四至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军事危机。为摆脱对外发展的困境、重振国势,秦国在变法改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军事活动,注重攻取或压制河西去往河东、渭水南岸去往豫西的交通战略点,疏通蓝武道构建南向军事路线;同时,通过镇抚边境并力挫关中以北的魏军,秦国后方与都城区域的安全得以保障。受军事形势变化的影响,秦最终定都咸阳,开启以关中为根基谋取天下的战略进程。

天回医简《疗马书》校释及其抄写年代考略

以天回医简《疗马书》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学、音韵训诂学的方法对天回医简《疗马书》的抄写成书年代加以探究,经考辨后认为其抄录于秦统一以前,是书体风格与睡虎地秦简类似的秦系文献。通过分析《疗马书》的秦方言特征,认为它有可能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秦地。将《疗马书》简二二与简一二〇缀合,补释“印”“初”“能”“恒”“过”等字,将原释“楼”的字改释为“擣”,同时分析衍文“如”字的产生。最后,初步讨论《六骜》的篇章性质,认为其是与睡虎地秦简《马禖》性质接近的祷祝辞。

Connotations and Internal Cultural Meanings of Chinese Jade in Chu Culture at Pre-Qin Period

The thesis conducts its analysis from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u state of Pre-Qin period in ancient China.The culture of Chu,usually focusing on ceremony sacrifice and several other activities,presen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Actually,the jade artifact at that time shows cultural features both at artistic and spiritual level and bears prominent cultural connotations like national spirit of solemnness and generosity.Chinese jade of Chu state of Pre-Qin period due to its abundant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meanings,poses to be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which shows artistic and national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jade culture and can directly influenc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and culture.

兼容并包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因素——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的启示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结束诸侯长期征战的出路在于统一局面的出现,并给中国带来向前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在战国向秦汉统一局面的转折中,承担了重大使命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正是“战国七雄”中的秦、楚两国。与“七雄”中其他五国相比较,秦、楚的共同特点是地处边僻,并大量吸纳戎狄、蛮夷成份,这使他们的“华夏”身份较模糊和边缘化,但唯其如此,赋予他们开创“新传统”的可能性与力量。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充分印证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对“西戎”“蛮夷”等新的相对于“华夏”的异质性因素的吸纳与兼容并包。这一进程不但拓展了“华夏”内涵与地域,也成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势的关键性因素。

西汉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承秦”“过秦”探析

“承秦”与“过秦”二者看似矛盾,却内存于西汉国家建构过程中。刘邦集团在秦末与群雄逐鹿以及随后的“汉制”构筑过程中,一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对秦政的暴行酷施以及其官僚制度中所存在的组织结构缺陷予以指斥批判。探究其由,一方面,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政体乃其时最适宜的制度,“承秦”可谓是刘邦集因应现实格局的最优选择。此外,秦制的核心在于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承秦”可以实现并满足人性中对于权力尤其是皇权的觊觎,故其亦成为刘邦政权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过秦”不仅旨在以秦为鉴,纠秦之偏,避秦之祸,而且还可以使得原本凭“力”而胜的刘氏政权由此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蒲家寨战国秦瓮棺葬墓发掘简报

2017—2018年,为配合西咸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位于陕西西咸新区蒲家寨村的一处战国秦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墓葬、围沟、水井等遗迹340余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及玉器等。墓地内散布有10座瓮棺葬,均属于秦文化范畴,其墓葬形制、结构各异,出土器物丰富,墓葬年代属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前后,是研究秦瓮棺葬及秦人丧葬习俗演变的重要资料。

战国时期——秦、燕、楚和巴泽雷克:历史的脚注

南西伯利亚的三个巴泽雷克墓葬中,发掘出土了中国的古代文物,其历史年代相当于中国战国时期,其出土实物的辨析,与其时中国战国时期秦国的文物相类似。这与秦国不断西扩,与其时的中国北方并西北游牧民族建立联系,使其物产不断西进,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西伯利亚地区的原住民间,往返交流,建立起常态的经济文化交往的历史机遇关系密切。另外,也有部分原因是在这一历史时段内,开启了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发动中亚征伐战争,迫使月氏等诸多游牧部落向东迁徙的直接后果所致。

《公羊》学理念与司马迁对厉世政治的书写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周厉王出奔次年为纪年之始,凸显了周厉王在《史记》叙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司马迁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其在汉代《公羊》学“拨乱世而反诸正”及“大一统”尊王思想的影响下,希望仿照孔子修撰《春秋》的行为,在所撰史著中呈现出由乱达治的历史运动过程。司马迁在凸显周王室“天下共主”政治地位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并忠实记录春秋以来周王室丧失上述地位的历史现实。为缓和观念与事实分离所形成的张力,司马迁又从西汉王朝承秦而来这一实际状况出发,将春秋战国时期僻居西陲的秦国列为《史记》十二本纪之一,以春秋以来秦国的纪年上接西周王年,从而在历史书写中倡导并践行了“以秦继周”的历史观。

区域史视角的义渠都城地望再探

义渠都城地望是北方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界基于传世文献记载、地理条件分析、遗址参照和出土文物支撑,对其提出诸多观点,但尚未达成一致见解。“宁县焦村乡西沟村”说受到多数学者赞同,却也存在传世文献运用不够严谨等问题。从区域史视角看,与疆域内其他城市的联系、与秦国关系转变导致的疆域变迁都可能影响义渠都城地望。义渠势力兴衰可能导致都城迁徙,前期都城应位于宁县西北,更加接近关中的米桥乡蒙家村,这里或许是后期都城所在。

陕西洛川月家庄秦墓发掘简报

2020年3~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洛川县月家庄墓地发掘了363座战国中晚期秦墓,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文化遗物。月家庄墓地的发掘丰富了陕北南部地区战国时期的考古内容,对探讨秦人对陕北的经略,秦与戎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

秦封泥中苑囿职官结构勘考——以“御弄”为中心

秦代的苑囿职官在历史文献中有一定记载,随着秦封泥的出土和研究,对秦汉苑囿职官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同研究者对秦封泥中相关苑囿职官的释读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定误解。在此前出土秦封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新近所见文献器物,对“御弄”等与之相近的苑囿职官结构进行新的勘考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