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nd State Institutions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Chin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involves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t is described as a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作为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以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为考察中心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两种独立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实则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通过考察斯考切波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可以发现这两种研究范式的联系与区别。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对比凸显了国家理论、阶级分析法和比较历史分析法的学术价值。历史制度主义采用结构性的视角、多变量因果分析推进了革命研究。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新观点,推动了国家自主性问题的研究。在动态维度,历史制度主义提出的路径依赖、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有助于推进历史演变规律的总结;在价值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都强调对制度变迁、革命爆发原因的阐述离不开观念。由此,中国政治学应当启发于历史制度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承袭和发展,站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立场,将研究着眼于以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践、路径、特点为基本内容的本土国家建构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翻译与治理:贞观时期的国家翻译实践

国家翻译实践古已有之,其表现形态、实施模式和治理之用在不同政治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唐代的译史、译述、译论表明,贞观时期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对内、对外翻译事件体现出国家翻译实践特征,国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通过翻译机构国家化、资源配备集约化、翻译流程协同化、译者身份制度化、翻译产品经典化五种手段,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发挥其维护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国家形象的治理功能。贞观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这一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特征和功能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制度化翻译与翻译治理的形态和模式,可为当今国家实施翻译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案。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 was successfully founded

Recently,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Desert and Oasis Ecology of 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 （XIE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as approved b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be founded.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1设计理念弗吉尼亚理工太阳能住宅的设计包含了多学科研究方法,着力于用实际建造检验科研成果.它充分利用了计算与直觉、技术革新与建筑表现、优化性能与合理材料、客观存在与心理影响之间的双重性所产生的矛盾对立.同时,考虑技术设计与建筑设计成为Lumenhaus自身标志性特点,包括数量标准在内的所有决策都依照它们对于空间质量的贡献而定.对技术的思考导致新形式的出现,能源节约与资源保护也体现出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逻辑与演进

为了适应新发展阶段科技体系转型需求,探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演化规律,以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科技力量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演化”模型,梳理不同历史背景下,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次上的演化路径,并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建设视角,剖析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当前发展情况及存在问题,提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治理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不同历史阶段特征差异显著,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集聚方式的变化是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转型的关键动力。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重点国有林区管理体制变迁分析——以伊春重点国有林区为例

以伊春重点国有林区为例,梳理了我国林区管理体制变迁“分-合-分”的历史脉络,并结合历史制度主义范式划分为两个关键时期,以探究重点国有林区管理体制变革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其变迁机制呈现出多层次、多主体互动等特征,本质是在新发展形势下对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框架的重新调整。制度变迁萌生于宏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伊春两次管理体制变革背后是截然不同的路径和特征:在第一次转型时期,路径依赖效应弱而由基层行动者产生的行动压力较强,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第二次转型时期,路径依赖较强但国家行动者强势介入,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最后,在建立改革历史观、结构观和动态观的基础上,要正确认识“合-分”的本质、树立改革的动态意识及形成改革的行动者思维,从而推动改革再深入,助力东北再振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国家中心范式中的新制度主义——一项对理论演进的分析

作为政治学的标志性主题,制度研究在知识传统中绵亘不绝而又不断革新演进。以行为主义政治学批评者出现的国家中心范式在重新找回国家的知识进程中,为制度研究开放出了新领域和新进路。国家中心范式中的“托克维尔式进路”重点考察制度结构的作用机制,其所具有的宏观主题的中层理论、制度结构的比较分析、因果探求的历史向度等范式特征,构成了历史制度主义生发演进的直接知识渊源。该范式在具体分析中所秉持的“利益算计”和“价值规范”分析逻辑,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具有范式特质上的一致性。国家中心范式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提供了极富启发意义的知识资源,成为“重新发现制度”理论主张的践行表达,构成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确立并发展的理论基石和范式导引。从理论演进的角度分析国家中心范式中的新制度主义,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国家的组织本质和运作机制,进而为推进国家治理的基础性研究提供重要的知识借鉴。

新制度主义对国家治理制度化的启悟

国家治理是一项非常纷繁复杂的过程,而真正有效的治理最终必然要体现在制度化层面,即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通过客观、可操作的制度来使整个国家的治理和谐、有序。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创新、制度完善、制度绩效衡量及制度绩效差异等方面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均对国家治理制度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分。

世界、民族国家与现代学校:重思我国学校教育制度的产生

既有的解释我国学校教育制度产生原因的分析视角,或淡化了世界因素的影响,或未能深入地回答"为什么晚清政府选择教育作为回应挑战的重要手段"、"为什么模仿其他国家的教育模式"等问题。它们倾向于将我国学校教育制度的产生,理解为政治自觉的结果。然而,表面上的政治自觉,实则根源于意识不及的文化-认知因素,它与晚清时期世界观的转变深深勾连,正是新的世界观合法化了民族国家模式。而支撑民族国家模式的各种信念又使晚清士大夫相信,建立学校教育制度是造就政治人才,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

发展主义的发展: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理论探索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实际扮演的角色及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发展主义的第一波浪潮强调社会结构性因素的重要作用。随着新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政府不再被视为社会力量的工具或者社会互动的平台,而是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立力量。在新国家主义的背景下,早期的发展型政府理论基于东亚经济奇迹的案例研究,塑造了一种唯理性主义和唯道德主义色彩的政府形象。在各种反对、质疑和挑战声浪的冲击下,发展主义理论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修正版,修正的焦点在于矫正早期发展型政府理论的"新国家主义"倾向,转而借鉴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思路,注重分析促使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制度组合。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纵向配置:制度困境与变革思路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涉及一国权力配置的原则、制度、方式等一系列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所呈现的不规范性、非制度化,迫切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找到中央与地方间集权、分权的合理均衡点,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民主、高效、充满活力的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体系。

国家海洋局重组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国家海洋局是我国海洋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考察2013年国家海洋局重组的因果逻辑,研究发现国家海洋局制度变迁缘于特定行动者的倡议,不过,宏观脉络的发展在为行动者创造"机会"的同时也对其行为选择产生了制约。在"结构—行动者"的互动以及"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下,国家海洋局的早期改革主要体现为一种渐进制度变迁。而在2012年前后的"关键时刻",国家海洋战略的发展、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海洋局提升自身组织利益的诉求以及对海洋综合管理理念的倡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则促成了国家海洋局制度的重大变革。

我国基本国策的实施机制:面临问题及政策建议

基本国策应是基本国情决定的某类具有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意义的问题的系统对策。但现阶段我国的这类政策从命名标准到实施机制都缺少制度性规定,导致基本国策存在名称被乱用、实施被搁置和冲突待协调等问题。根据实然标准下七个基本国策相关问题的制度成因分析,完善基本国策制定和实施机制,应从标准法定、过程完整;国策上位、保障健全等方面入手。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比较制度分析

中国国有银行经历了多次改革而未能实现预期的商业化改革目标,甚至在其股份制改革后也很难说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本文利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从制度互补视角对此原因进行分析,本文的结论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只是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国有银行改革是在与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中实现的。

国家整合理论新发展:三种方法论视域的进路分析

国家整合理论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与国家整合之间的互动,整合远非仅仅是单向自动外溢的逻辑,而是国家与社会诸要素互动关系中的多向度互嵌进程。对国家整合理论的三种进路:辩证功能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政治-经济的方法论分析,统合了国家中心角度和社会中心角度的视角。国家的整合进路不是一维线性的外溢过程,也不是某一要素作用的单项回应过程,而是国家整合行为的输入和社会反馈的回应之间互嵌的双旋耦合结构。此二者不是分离对立的,而是共生的关系。

社会中的马来西亚国家:意象与实践

本文旨在以第13届国会选举之后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状况为主要依据,对作为意象的马来西亚国家和作为实践的马来西亚国家进行考察,进而展开以下两方面的论证:(1)马来西亚国家各组成部分的实践过程如何形塑着马来西亚国家的主导原则与主导功能;(2)马来西亚国家建构与政治制度化的不足及其出路。

国家介入背景下的底层环境抗争研究

在底层的环境抗争中,国家介入表现为积极介入、消极介入与消解性介入三种类型,不同的介入类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作为"中国海洋污染索赔第一案","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开创了维护国家海洋生态权益的先例。在此次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是底层环境抗争成功的关键。虽然国家介入的主旨在于保护海洋环境,但它为底层环境抗争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渠道和专业技术支持,提高了抗争维权的组织化程度,并为判决结果的执行提供了机制保障。而从整体上看,国家介入具有选择性,导致底层社会权益维护的制度保障不足。只有建立健全制度化介入机制,才能有效维护底层群体权益,进而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福利国家三重考:过程、谱系与转型

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发展中的一个主要政治分析流派,它继承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与旧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形成了结构与历史的双层嵌入式分析框架,为研究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以及福利国家的运行逻辑提供了较为契合的新思路与新空间。福利国家自萌芽期至今历经长达四百多年的变迁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对于不同阶段的典型福利国家演化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福利国家发展轨迹与规律的认知,开拓研究视野。以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福利国家谱系、福利国家的危机与转型进行三重考证,探寻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发展的必然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