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主体间性思想

《文心雕龙》对创作主体与“物”主体、他者主体、内在主体以及语言主体之间主体间性关系的描述,变主客体关系为主体间性关系,将仅描述人与人的主体间性关系拓展至人与世界万物,这种将情感投射于对象使其主体化、人格化并与之交往的思想,正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独创性所在。创作主体与“物”主体邀游交流生成的“思理”、与他者主体研阅沟通产生的“穷照”、与内在主体资养交往达成的“虚静”状态,以及与语言主体精微对话形成的“焕然”的艺术境界,都阐明了主体间性思想的意义所在:主体在与另一主体沟通交往过程中,彼此都获得了超越单一封闭主体的新内涵,生成了主体与主体融会后的新意义。

新时期布依族小说创作视野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以《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布依族卷》为中心

“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一直是作家表现的中心。而基于身份认同的需要和自我发展的要求,“民族国家观”在边地少数民族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出现于各类文学创作中。新时期以来,布依族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布依族作家以人民性原则诠释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民族国家的观念发展进入了深化期。这种深化主要表现为布依族作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景观的描绘更多带上了人与社会的烙印;布依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更多地带上了“与时代合奏”的特质。

情景分列:王国维之“境界”创造对象观——《人间词话》“境界涵义论”献解之一

王国维的境界创造对象观是《人间词话》"境界涵义论"的基本内容之一。解析"境界涵义论"的文本语义,并综合王氏其他相关论说可以发现,在王国维观念中,不论外在的客观景物,还是主体的内在情感均可作为境界创造者观照和把握的对象。这一异乎前人且饶有创意的独特认识,是王国维取近代西方新观念与我国诗学遗产及诗词创作实践相互参证而获致的一份理论成果,借此可从一个层面透视王氏"境界说"融合中西、突破传统、别开生面的近代新质。

朱熹诗学思想的渊源与诗歌创作

朱熹不仅是理学家 ,也是一位诗人 ,他的诗学思想源于北宋周、程有关文艺的看法 ,但又受家学师承的直接影响。他的诗歌创作 ,除了以抒写自我情怀为主外 ,还有忧国忧民的感愤之作 ,以及自适自持的酬唱 ,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一位大儒的真性情和精神面貌。

“破缺”的文学观——贾平凹创作新论

短篇小说《满月儿》发表以后很长时间,贾平凹一直保持着清新典雅的文风和自然美好的艺术追求。然而到了《废都》,其艺术风格为之一变。从此,贾平凹从审美走向审丑,从清新隽永转向追求"破缺"。细究这一问题会发现,"破缺"文学观首先源于作家自身生命情感的裂变,包括名人之累与患病体验;表现在作品中,则是残缺的生命体验、丰富的疾病书写以及悲剧爱情的表达。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破缺"文学观背后,贾平凹秉持着独特的生命气质以及对艺术"大境界"的求索。

“探求者”的不懈探索——试析高晓声象征性小说的创作心态

高晓声创作道路中象征性小说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作家自身走出创作困境的需要、创作思想转变的促发、作家扎实丰富的学识经验的积累、外国文化的影响等。高晓声的象征性小说并不排斥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手法,而是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宋濂入明后为何难有杰出作品

宋濂在元末文坛已声誉鹊起，入明后，却黯然失色。朱元璋实行钳制思想、摧残文人的政策，使文士们一个个如惊弓之鸟。宋濂没有才尽，但明初的思想文化政策、学术氛围以及他自己的庙堂心态，限制了他的文学才能的充分发挥。

柳建伟长篇小说创作散论

当下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凸现,既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文学传统发展的必然。主流意识形态代表作家柳建伟的系列长篇,以崭新的题材视角,近距离反映当下社会生活,塑造系列当代英雄,提出富有挑战性的社会难题,充分体现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顽强生命力。但小说非审美倾向也很严重,真正的时代英雄形象依然缺席。究其原因,当与创作主体对生活的感悟及创作心态密切相关。

论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历史生成与式微

新派武侠小说的生成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在当时中西方政治矛盾尖锐对立、而港英政府采取"无政策"的政策的背景中,香港的文学语境既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是相对开放与自由的。这不仅要求作家具有较敏锐的政治视角,而且也为其创作思考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此时的南来文人满怀被放逐的失意,在文学中展开了对现代国家、民族的想象,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梁羽生与金庸因家变等因素亦产生类似的心态。种种原因加之一定的"触媒"作用,他们终在传统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但这一小说流派在经历了繁荣期之后,却逐渐走向衰落,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论清代“涉倭小说”的思想内涵及其展现的文人心态

清代的"涉倭小说"体式、类型不一,但对"倭患"的反映却采用了大体相同的书写方式,即将"倭患"发生的背景放置于明代,尤以嘉靖朝为多,"抗倭"成为小说主人公事功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涉倭小说"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多重思想内涵和一定的认识意义,同时也展现了清代文人复杂的心态。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长篇小说

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因肩负反对封建农奴制和抵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任务而独秀于世界长篇小说之林。它重视文艺复兴和启蒙文学中冷静地观察、如实地描写、客观地反映社会面貌的现实主义传统,又表现出对充满人文精神的光明未来深深的求索。与西方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所宣扬的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决定人的原则不同,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家承认个体的精神自主性,并把它凌驾于物质世界和周围环境之上,但不割断人和社会环境的联系,而是深刻地、精细地展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溢美”型狭邪小说及其创作心态

"溢美"型狭邪小说是晚清小说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这类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青楼生活理想化,主要表现为将妓女形象佳人化,嫖客形象才子化。它们在创作上受到了《红楼梦》等作品的影响,同时也与当时的创作风气、社会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主要表现了文人对前朝风流的想象和追忆。这类小说之所以能在晚清时期盛行,还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它们是末世的一种白日梦。

精神的消解——新写实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的探讨

“新写实小说”作家们不是自觉结盟的创作群体 ,这个群体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中国作家的心态。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的商业化进程高速推进 ,社会风尚转向了实用化与世俗化 ,新写实作家们对他们一向承担的启蒙、引导事业感到了迷惑 ,于是把眼光落在了在庸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身上 ,他们在貌似零度情感的叙事中表述了他们的生存哲学。他们的新的“写实主义”是作家们对“小人物”式的自我身份的体认。对这种创作心态作深入研究可发现它与中国当代作家的两种特质有关

文艺心理研究——意境与心境的联系

根据目前研究资料显示,本文第一次运用作者心境“内容”的概念,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中文艺作品意境与作者心境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了历史性的揣摩、研究、探讨和论证。文中三个论点以文艺创作“三环论”为基础,结合文艺创作实践和文艺史料逐步推理而出。弄清作品意境与作者心境之间的联系,对深入进行文艺作品的创作、赏析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愁苦之言易巧——古代作家愁苦心态中的创作探析

中国古代诗词中最能动人心魄的往往是那些表现悲剧性人生体验的愁苦之作。忧生之嗟,伤时之叹,均是诗人人生无常、命运无奈、理想失落的感悟。这种愁苦的心态深深影响了古代文人的创作,使他们的作品流露出深重的感伤情绪、难于消释的社会责任感和深深的仕宦情结。

《野叟曝言》中的水夫人形象及其形成原因探析

水夫人是《野叟曝言》中最为重要人物形象之一。作为主人公文素臣之母,她的故事贯穿全书,她对主人公性格的形成、小说情节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水夫人在不同场合、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各具特色:作为一名女性,她博学多才、深明大义、智慧机警;作为一位母亲,她慈祥而威严,身上笼罩了一层严父的色彩;最终,她从一家之母逐渐登上帝王师的宝座,成为天下苍生共同敬仰的"圣母"。水夫人形象的形成既有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方面的原因,也和作者自身的经历和创作心态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