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国资监管体制已由“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代理成本降低与政府干预弱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西部地区和金字塔层级低的国有企业中,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其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了国有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家笔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要求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生态、文化诸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壮大民营企业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五年发展民营经济、壮大民营企业的重要任务有五方面:市场准入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受到同等法律保护;完善社会信用;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建构中国式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经验是以党建引领赋能多元一体的社会合作治理结构,以全过程基层民主激活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以多元治理机制的互嵌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框架体系中,生态文明基础体制是“地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支柱”,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就是“栋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保障机制需要主体合作、激励相容和监督巡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考核评价标准的建立和健全,把国有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绩效考核挂钩,使社会效益“软指标”有可能真正成为“硬指标”。这有利于通过发挥“指挥棒”的引导作用把两个效益相统一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特征分析与指标维度优化

业绩考核制度是落实企业责任、激发企业活力,并由此推动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在对比股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业绩考核逻辑,分析、认知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的基础上,探究了业绩考核制度的本质特征,即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是一项以考核为抓手的产权管理体系,是以目标设定与过程管理为核心的“自驱式”机制设计。强调应唯经营(而非考核)出业绩,并且正向激励与风险容错是业绩考核赋能企业发展的重要属性。现行业绩考核指标体系还难以引导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议围绕“产业布局、经营生态、创新驱动、风险管理、财务收益”五个维度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且以年度考核为核心,形成导向明确、相对稳定、可预期的考核指标体系,并赋予企业负责人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提高考核制度效果,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作为“特殊市场主体”:事实、理论与政策

国有企业具有其特殊性,与作为一般市场主体的私人企业有本质区别,故不能用私人企业标准去评估、判断国有企业,这使得其实质性地成为“特殊市场主体”。从分析“国有企业为什么存在”的理论元问题入手,才能理解和把握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从“现代企业制度”向“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关键逻辑。当前国有企业存在的“盈利悖论”,来源于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过程,特别是1990年代的“国退民进”改革和21世纪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让国有经济聚焦特定范围、特定领域,平台特征增强,企业数量减少,盈利能力逐步改善。但国有企业“不是什么赚钱干什么”,而是必须面向国家战略性布局与整体需要。国有企业的典型“特殊市场主体”特征表现为有限营利性、经济事业性、国家使命性三个方面。“特殊市场主体”发生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法定性和有限性,体现竞争中性,受到诸多限定。面向未来,国有企业作为“特殊市场主体”的法定性有待提高,国际化程度需不断加强。

异质资本持股、内外部治理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鉴于股价崩盘风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联性,以2014~2020年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不同性质的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企业内外部治理对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民营资本参股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机构投资者参股增加了股价崩盘风险,而外资参股不存在显著影响。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仍然成立。就内外部治理而言,内部治理水平仅对民营资本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外部治理环境仅对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国企发展历程中党的领导力的调适机制研究

文章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以党和政府的政策文献及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为主要分析材料,探究了国企发展历程中党的领导力的调适机制。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党领导下的国企实现的具体政策目标,特别是新时代背景下党在国企改革中作出的重大努力,揭示国企改革的各项措施如何映射出党的领导力的动态变化。文章总结了每个阶段党在国企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所选择的制度解决路径,发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过程中展现出了显著的制度韧性与组织韧性。这种韧性使得党能够嵌入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有效引导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国有企业市场化薪酬分配体系构建的基层实践——以某地市级通信运营商为例

国有企业薪酬体系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破除薪酬分配“大锅饭”“板结化”的弊端,实现按能力、按业绩分配,留住有价值的员工,激励员工提高效率与绩效,全面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动性。Q公司在探索市场化薪酬分配的过程中,逐步打破论资排辈的分配观念,基于一体化的职位晋升体系,薪酬分配向绩优者、高技能人才倾斜,合理拉开薪酬差距,形成能多能少、能增能减的薪酬分配格局。Q公司经过多年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强了员工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向心力;吸引和留住了优秀人才,推进了公司整体实力的提升。

技术执行的结构整合:数字化监督体系运行的逻辑分析

数字化监督体系构建本质是利用大数据等技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内在逻辑可概括为“技术执行的结构整合”。通过剖析广发集团“大监督平台”案例发现,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嵌入可以实现对领导干部廉洁风险动态监督和对权力运行全过程、实时监督。在实践上,消除信息壁垒、增加部门合力、强化主体责任是技术得以实施的前提;从基本结构看,技术嵌入监督治理推动信息整合、职能整合、制度整合;从内在逻辑看,信息共建共享是信息整合的必由之路,职责扩展是职能整合的关键环节,责任落实是制度整合的重要基础。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法律制度建构的应然选择——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例

作为三层级国资监管体制的核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简称国有投资运营公司或两类公司,其中包括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制度建构是当前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任务,是实现向管资本转变的重要制度抓手。其制度体系由相互联系的三部分组成:授权经营制度是整个制度体系的基础和起点,独立董事会的市场化运作制度是关键,全方位监管制度是国资安全运作的保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作为河南省特大型能源化工企业,转型任务和市场化改革深化的要求决定了其必然嬗变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其制度嬗变应遵守政企分开、市场化和安全原则,政府或国资监管部门的充分授权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制度建构的关键,独立运作董事会制度的设计是制度运作的核心,全方位监督制度体系的构建是国有资本安全运作的保障。

经营投资问责与国有企业风险防范--基于股价崩盘风险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股价崩盘风险为研究视角,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经营投资问责制度对国有企业风险防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营投资问责制度实施之后,国有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降低,而提高投资决策稳健性、降低代理成本和改善信息不透明度是经营投资问责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拓展性研究发现,经营投资问责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高管激励更强、法治环境更好和行政层级更高的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的经济后果分析发现,经营投资问责缓解股价崩盘风险后显著提升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研究结论不仅为经营投资问责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证据,还为健全国有企业问责体系、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国有企业人事培训的着力点及实践分析

国有企业人事培训可以帮助员工提升专业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强化创新能力、协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但目前国有企业人事培训工作仍面临员工参与动力不强、培训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部分企业对培训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培训投入相对不足,培训计划和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培训方式和方法较为单一,不能满足员工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也有待提高。提高国有企业人事培训质量,应着眼于提升员工素质,明确培训目标,完善培训体系,创新培训方式,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中国国有企业估值体系优化研究

西方传统估值体系没有充分反映中国基本国情,存在中国资产尤其是国有资产被低估的现象。建立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体现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和长期价值的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十分必要。本文在分析我国A股市场的估值特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的基础上,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并对其实际运用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A股市场国企估值普遍低于非国企,其根本原因在于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企业性质差异的影响,西方传统估值模型不能很好地反映企业社会价值。通过建立中国特色估值指标体系,将社会责任因子纳入估值模型,国有企业的估值将得到优化。同时,本文从企业端、资金端、市场端提出了完善我国国有企业估值体系的政策建议。本文丰富了企业估值体系的研究,为国有企业估值体系优化提供了经验借鉴。

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考核体系构建思路探讨

在社会大变革、科技大发展背景下,生产力水平、企业经营目标完成情况都与人力资源开发有着很大关联。企业内部加大人才技能培训、道德素质培养都是为了储备更多优秀人才,以更好地顺应企业发展需求。多数企业内部人力资源都处于半开发、半利用状态,并没有最大化地挖掘人员潜能,体现人员价值,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是为了改善这一状况,通过绩效考核方式加大激励、惩罚力度,全面开发人才、挖掘人才潜能。然而企业实际构建人力资源绩效考核体系并非易事,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弊端。基于此,文章主要研究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绩效考核管理的诸多问题,如缺乏有机统一系统、绩效考核重点把握不准、绩效考核不够科学、考核仅限于上级对下级、考核周期设置不严谨等,并对其问题存在原因展开分析,最后提出可行的人力资源绩效考核体系构建路径,以供参考。

浅谈信息化助力内控执行力的提升

信息化技术改善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工作环境,提高了内部控制的执行效率,但也引发了新的挑战,例如内部控制内容不全面、信息化技术应用不规范、内部控制信息化组织架构与实际不符等。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导致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受损、资源浪费、风险增加以及合规性问题。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内部控制管理环境、加强内部控制内容细化管理、强化信息技术应用、科学建设内部控制信息化组织架构等措施来提高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执行力。

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市场经济环境下,为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实施薪酬管理体系改革是确保企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国有企业实施了薪酬管理体系改革,但是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存在薪酬不公平、激励机制不足、绩效考核不合理以及薪酬体系不灵活的问题。为有效发挥薪酬管理的重要作用,解决薪酬管理体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建立公平激励机制、优化绩效考核体系、设立薪酬合理化标准以及引入多元化激励手段。这对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为推动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即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改革成为优化经济整体趋势和改善政策环境的关键要素。通过综合阐述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目标,分析改革对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评估改革面临的人事改革阻力、分配因素复杂、经营体制约束、外部环境影响、产权制度欠缺等问题与挑战,提出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内部分配制度、强化管理制度创新、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等对策建议,展望其未来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重塑国有企业在国内外市场核心竞争力,推动国有企业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

关于建立健全国有企业保密规章制度体系的几点思考

建立健全保密规章制度体系是国有企业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从建立保密规章制度体系的基本原则入手,重点分析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系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和意见建议,以促进各项保密规定要求真正融入实际业务工作中,不断提升国有企业保密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和科学化管理水平。

国企信息化实施的挑战与对策

在企业管理组织中,管理信息系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企业发展会产生直接影响。而当今国企的信息化实施仍存在诸多的问题与挑战。本文将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分析国企信息系统建设的架构,影响信息化建设推进的关键原因以及如何迎接信息化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新时期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性路径探析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发展水平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新时期国有经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做好国有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和优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国有企业应加强对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将经济管理创新性发展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目标,从而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基于此,文章首先对新时期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创新发展的必要性做出阐述,并分析当前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新时期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创新发展的实践策略。

国有农用地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体系优化研究

基于农用地样点价格测算清查价格结果的合理性,以及不同农用地价格体系间价格水平的衔接性等因素,对于准确估算国有农用地价值至关重要。本文尝试从当前国有农用地处置配置相关政策研究入手,分析不同权利类型、不同测算标准对清查价格造成差异的原因,最后针对技术流程、价格内涵、参数指标等构建清查价格体系的关键技术要点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