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幅图与连环画——“图咏本”与“全图本”聊斋“女性篇”插图比较

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研究中,学界对绘本插图的研究较为薄弱,对独幅图到连环画性质的多幅图的流变关注不够。在不同版本插图的具体比较方法上,大多为多对多或一对一的比较,缺少一对多的比较。比较“图咏本”独幅与“全图本”多幅《聊斋志异》“女性篇”插图,可以发现,在相同图像主题的呈现上体现出它们对情节律的共同追求。在相同图像主题的不同细节处理中存在“全图本”插图对文本的逃逸现象,“图咏本”与“全图本”插图在构图风格上呈现出文人画与风俗画、简朴与繁华、保守性与灵活性的对比。两个版本插图对不同图像主题的取舍反映了它们的雅俗差异,“图咏本”插图强调情节性,对小说的诠释性强,风格偏雅,适合公共性阅读;“全图本”插图喜艳情,崇尚家庭日常生活与民俗表现,观赏性与娱乐性强,风格偏俗,适合私密性阅读。

电影编剧视域下《聊斋志异》叙事艺术考察

从电影编剧角度看,《聊斋志异》大量运用插叙、补叙,容易削弱小说的悬念感和吸引力,而一个叙事文本中出现多条情节线索时,作者未必仔细考虑了这些线索之间的互文或者对话关系,这就导致其文本缺乏情节设置上的严谨性和主题表达上的力度;缺乏结构意识或者说对叙事节奏把握的不理想,导致《聊斋志异》的叙事要么铺垫阶段过长,要么人物在“对抗”阶段遇到的障碍没有强度和挑战性,其障碍的解决方式则过分依赖“神迹”。此外,《聊斋志异》的叙事重心在于“事”,尤其是关注“事”之“奇异”,而对人物刻画似乎并不在意,其人物刻画方式单一。《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法在当时可能具有合理性甚至超前性,但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之后,才能符合电影编剧的要求。

赓续与革新: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继承与流变——以《龙族》《红楼梦》与《聊斋志异》为例

梦境叙事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叙事方式之一,在故事情节的建构上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媒介技术和市场导向的发展,网络小说作为古典小说在当代的赓续,对后者的梦境叙事手法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革新。网络小说在古典小说梦境叙事循环与回溯功能的基础上,对叙事视角和涵盖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创新,其在淡化古典小说中梦境叙事教化功能的同时,放大了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情节助力功用,进而完成了从梦境建构方式与梦境表现形式等方面对梦境叙事手法进行的突破性革新。

天使、妖妇及“人”——论《聊斋志异》中的三类女性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上,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被截然分为两大类型———“天使”与“妖妇”。“天使”一类的女性形象是男权社会审美理想的载体,而“妖妇”一类的女性形象则表达了男权社会对某些女性气质的厌恶。在《聊斋志异》这一男性文本中,“天使”与“妖妇”形象占据着重要位置,暗含了作者蒲松龄对男权文化的重申与强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还存在着一些“新女性”。这些“新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有着强烈的女性解放色彩。

精神分析视角下《聊斋志异》文本新解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高峰,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有些学者从西方的精神分析视角来剖析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创作心理动因等,而重新从精神分析视角对该小说进行研究,不难发现,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等还反映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人的两种“本能”,即“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其二,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积淀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其三,“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种不同的人格境界。

生态美学背景下的《聊斋志异》解读

在探索《聊斋志异》所蕴含的深层次生态美学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出发,解读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自然景象、动植物形象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描绘。蒲松龄通过其作品中丰富的自然描写和人与自然的互动,不仅展现了他对自然美的深度理解和热爱,而且表达了对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追求。这些故事中的神话色彩不仅反映出作者对于自然环境的深切关怀,同时也提出了对环境保护的生态警示,展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蒲松龄的作品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不仅为我们带来文学审美的享受,也深化了我们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认识。该文旨在通过对《聊斋志异》的深入解读,探讨如何通过文学表达生态美学理念,以及这一理念对当代社会实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义所在。

试论《聊斋志异》中狐精的“仁性”特征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描写狐精的集大成者,创造了一个独具人性和人情美的理想狐世界。蒲松龄既继承了前代文学所积累的狐创作经验,又吸收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核心思想,基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在《聊斋志异》中发展出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蒲氏仁学”,塑造出具有孝亲、友悌、知恩图报和乐善好施等“仁性”品质的完美狐精形象,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生发出人不如狐的哀叹。

《聊斋志异》科考方式及其影响因素考述

《聊斋志异》中科考小说的情节设计不但体现了当时士人对科考的看法,同时也反映了个人、社会、政治等因素对当时科举考试的巨大影响。蒲松龄通过设置小说中士子以正常方式参加科考或考中的情节,呈现了当时科考制度的严苛要求,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士子们对获得经济帮助、精神支持的渴望,对无奈的道德命运观的感喟,对良好的先天条件和巧合的期盼,富有现实性。《聊斋志异》通过仙家、志怪、鬼神等光怪陆离的情节呈现了诸多以非正常方式或途径参加科考或考中的故事,富有奇幻性。《聊斋志异》真实再现了科举制度下,考生辛酸而复杂的心理和生存样态,文史互证为今人以历史的同情观照古人提供了借鉴。

试论《聊斋志异》中的儿童教育观

蒲松龄既是文学家,也是教育家。他的《聊斋志异》蕴含的儿童教育观,涉及立德行善、因材施教、严慈相济、深思力学等诸多方面。他用情节曲折、形象生动、想象奇特、引人入胜的故事寓教于乐,促人警醒,成为宝贵的教育资源,启发我们认真反思儿童教育的弊端,不断改进儿童教育的方法,促进儿童成人成才,健康成长。

顺应理论视域下的小说对话翻译研究——以《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对话英译为例

顺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过程是为了满足最终的交际需要而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以这个理论观点来看,小说对话是为了满足小说世界的交际需要而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更具体地说,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形式,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对话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小说译文的整体性、可读性以及信息传递的完整性。同时,对话翻译还是一种间接交际活动,受到来自各方面语境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进行对话翻译活动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做出顺应性的选择。本文从顺应理论的视角出发,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对话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进一步分析顺应理论在对话翻译中的作用。

《聊斋志异》的医药思想研究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自幼好岐黄之术,在一生的创作中留给世人许多医药专著。其所撰《聊斋志异》中也穿插了很多的医药知识,具体地反映了蒲松龄的医药思想。这些医药知识和医药现象可归类为:实用便捷的民间偏方、药方;传统中医的针灸、按摩之术;大胆巧妙的医学幻想;夸大无据的民间传说和迷信。上述方面真实地反映了蒲松龄扎根百姓生活,医药为民所用的思想,对当时的一些所谓"名医"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中国古人对外邦的态度与豪侠文化——《聊斋志异·王司马》的主题学解读

《聊斋志异·王司马》突现了王霁宇以冒牌武勇服夷,以诡计服夷,以英雄魅力服夷,其直接来自隋唐豪侠文化。汉大赋即以"豪气服夷"为中央集权地位威望表现,中古汉译佛经比武赌技故事是该母题又一渊源。明代超凡武勇的中原战将让北方的外族人恐惧,对蒲松龄也可能产生影响。虽蒲公有意将背景和"北人"确指淡化,其主要人物的行为透露了其处境的尴尬,暗示出将领的无奈来自朝廷的昏庸和法令无常,体现了蒲松龄对明朝灭亡的深沉思考。

幻域与人间:《聊斋》爱情故事的空间隐喻

空间背景不仅仅是一个地点,而且是爱情故事发展的依托和载体。《聊斋志异》突破了传统小说和戏曲爱情故事展开以后花园为空间背景的模式,将空间背景的描绘进一步扩展到异域和梦境、寺庙与旷宅、郊野、书斋和馆驿等范围和领域。《聊斋》小说的空间背景,一方面是蒲松龄心灵场所的体验和想象,是他面对现实处境和精神苦闷时在内心构筑的虚幻空间;另一方面,它也是蒲松龄在现实世界中构建的既真实又不真实的"异托邦"。

士大夫的“劝惩遣怀”之作与落魄书生的“孤愤”之书——《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的比较

《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产生于大致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 ,但因为作者的身份、地位、人生经历的不同 ,导致了两部小说思想文化意蕴、美学风格上的巨大差异。《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劝惩遣怀”之作 ,富于浓郁的文化气息 ,而《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 ,表现的是强烈的“平民意识”。同时 ,两者在美学风格上亦存在明显的差别。

论文学翻译创造性的译介学表现范式——以Wilhelm和章鹏高《聊斋志异》德译版为例

译介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学,它是比较文学框架下的翻译研究。译者对他者形象的塑造和对异域文化因素的创造性吸收,成为译介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以Wilhelm和章鹏高《聊斋志异》德译版为例,分析在译介学视域下文学翻译创造性的三种主要表现,即为求同和存异的创造性翻译本质、译者的创造性语言想象力,以及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创造性互动。

从《聊斋志异》看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

一些文章认为,《聊斋志异》对女性的描写反映了妇女解放运动或男权主义意识,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思潮来看,它实际上只是表现了明末清初的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

《异史》:改名换姓的《聊斋》抄本

《异史》是《聊斋志异》的异名抄本,因抄写者效法《史记》体例命名,出现于雍正年间,是依据殿春亭本抄写而成,篇目较为齐全,文字较为接近手稿本,具有重要的文字校勘作用。

琴/色:《聊斋志异》及其图像作品中的性别空间

对琴和空间的描写,凝聚着琴与文学中性别叙事传统的构建,即存在着男性空间中的“琴-书房”图式和女性空间中的“琴-闺阁”图式。《聊斋志异》中的琴书写拓展了对存在于两性空间中性、情、色的“文学”表达,而其图像文本《聊斋图说》和《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也借助“琴”符号构建了新的“聊斋”故事的性别空间。由此,我们既可以探索图像系统背后的创作观念和意图,同时也开启了一个跨媒介视域下的解读小说《聊斋志异》的新路径。

《聊斋志异》品析四题

《聊斋志异》诸体兼备,各具特色。其多数篇章,是一个与实际生活相迥异的幻想世界,文中所描绘的虚幻世界,乃是现实世界的艺术投影。本篇选取唐人传奇式的《鸦头》《狐谐》,六朝志怪式的《雨钱》《小猎犬》加以品析,以见全书思想、艺术之一斑。

寻求现代意识:汪曾祺《聊斋新义》的立意根柢

汪曾祺把寻求现代意识作为《聊斋新义》的立意根柢,在遵循"参以己意,使成新篇"的前提下,从哲学的高度、审美的视角对《聊斋志异》进行了一次现代性的改写。就改写过的《石清虚》、《黄英》等作品来看,汪氏对原作有的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有的则进行了创造性的深度加工,从而使原作中的"石能择主"、"人即是花"等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主题得以彰显。这样的改写与其说是蒲松龄具有"相当现代"的思想,毋宁说是汪曾祺和原作者共同合谋的产物,或者径可认为是汪曾祺对原作进行有意识的"误读"的结果。概括地看来,汪氏对《聊斋志异》的改写方式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对原著所具有的"现代"思想表示认同,并在重写中强化这一立意;二是转换角度对原著进行重新审视,使改作的立意焕然一新。这种换一副眼光对旧小说进行重新定位和解读的做法不仅是旧篇新译式的语言转化,而且是旧貌换新颜的再创造。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在《聊斋志异》的传播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