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幅图与连环画——“图咏本”与“全图本”聊斋“女性篇”插图比较

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研究中,学界对绘本插图的研究较为薄弱,对独幅图到连环画性质的多幅图的流变关注不够。在不同版本插图的具体比较方法上,大多为多对多或一对一的比较,缺少一对多的比较。比较“图咏本”独幅与“全图本”多幅《聊斋志异》“女性篇”插图,可以发现,在相同图像主题的呈现上体现出它们对情节律的共同追求。在相同图像主题的不同细节处理中存在“全图本”插图对文本的逃逸现象,“图咏本”与“全图本”插图在构图风格上呈现出文人画与风俗画、简朴与繁华、保守性与灵活性的对比。两个版本插图对不同图像主题的取舍反映了它们的雅俗差异,“图咏本”插图强调情节性,对小说的诠释性强,风格偏雅,适合公共性阅读;“全图本”插图喜艳情,崇尚家庭日常生活与民俗表现,观赏性与娱乐性强,风格偏俗,适合私密性阅读。

论冯骥才小说《俗世奇人》的语言艺术

冯骥才是一位运用天津语言艺术的大师,其《俗世奇人》《三寸金莲》《神鞭》等作品的语言独具特色,颇具“津味”。天津地域特色对冯骥才创作的影响很大,该文从《俗世奇人》的用词特点、句式结构及修辞手法三方面入手,结合作品原文与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揭示其作品中蕴含的深厚地域情感。《俗世奇人》融入口语化、形象化表达,用词简练精准,突出作品特色;句式灵活多变,设问布置巧妙,融汇相声艺术;善用修辞手法,凸显幽默讽刺,传达情感道理。对《俗世奇人》的“津味”语言艺术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部作品,也为研究冯骥才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电影编剧视域下《聊斋志异》叙事艺术考察

从电影编剧角度看,《聊斋志异》大量运用插叙、补叙,容易削弱小说的悬念感和吸引力,而一个叙事文本中出现多条情节线索时,作者未必仔细考虑了这些线索之间的互文或者对话关系,这就导致其文本缺乏情节设置上的严谨性和主题表达上的力度;缺乏结构意识或者说对叙事节奏把握的不理想,导致《聊斋志异》的叙事要么铺垫阶段过长,要么人物在“对抗”阶段遇到的障碍没有强度和挑战性,其障碍的解决方式则过分依赖“神迹”。此外,《聊斋志异》的叙事重心在于“事”,尤其是关注“事”之“奇异”,而对人物刻画似乎并不在意,其人物刻画方式单一。《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法在当时可能具有合理性甚至超前性,但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之后,才能符合电影编剧的要求。

赓续与革新: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继承与流变——以《龙族》《红楼梦》与《聊斋志异》为例

梦境叙事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叙事方式之一,在故事情节的建构上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媒介技术和市场导向的发展,网络小说作为古典小说在当代的赓续,对后者的梦境叙事手法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革新。网络小说在古典小说梦境叙事循环与回溯功能的基础上,对叙事视角和涵盖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创新,其在淡化古典小说中梦境叙事教化功能的同时,放大了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情节助力功用,进而完成了从梦境建构方式与梦境表现形式等方面对梦境叙事手法进行的突破性革新。

精神分析视角下《聊斋志异》文本新解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高峰,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有些学者从西方的精神分析视角来剖析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创作心理动因等,而重新从精神分析视角对该小说进行研究,不难发现,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等还反映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人的两种“本能”,即“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其二,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积淀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其三,“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种不同的人格境界。

犹抱琵琶半遮面--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文化话语重构研究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是第一个以完整译本形式出版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在英语世界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对后世《聊斋志异》的英语重译和其他语种外译产生了重要影响。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对《聊斋志异》原文的文化话语进行了重构,本文从文本内容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参与者再定位三方面,分析了翟译本的文化话语重构策略,并进一步探索译者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寻求译本被英语世界成功接受的有效翻译模式,对当代的中国文学外译和中华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天使、妖妇及“人”——论《聊斋志异》中的三类女性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上,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被截然分为两大类型———“天使”与“妖妇”。“天使”一类的女性形象是男权社会审美理想的载体,而“妖妇”一类的女性形象则表达了男权社会对某些女性气质的厌恶。在《聊斋志异》这一男性文本中,“天使”与“妖妇”形象占据着重要位置,暗含了作者蒲松龄对男权文化的重申与强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还存在着一些“新女性”。这些“新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有着强烈的女性解放色彩。

《聊斋志异》的劝善主旨研究

当代学者对《聊斋志异》的研究重心多在其才学方面,而缺少对其道德方面的关注,忽视了它的劝善目的。从小说内容看,其劝人向善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从书中“花妖狐媚、鬼魅精怪”幻想故事并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看,其不仅反映了现实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而且蕴藏着丰富的劝善思想。蒲松龄将自己对社会、家庭、个人所应具有的道德观念与奇闻异事相融合,通过《聊斋志异》传达给世人。小说通过一则则光怪陆离的短篇小说,以寓庄于谐的方式达成其劝善的主旨。

由新见日藏汉籍《十二家灯谜稿》论晚清灯谜对《聊斋志异》的措用

新见日本实践女子大学庋藏晚清《十二家灯谜稿》为国内缺藏的谜稿版本,共辑录十二位谜家所做灯谜。就所引小说而言,谜稿中与《聊斋志异》相关的灯谜数量最多,且措用形式多样,对《聊斋志异》的篇目、人物、文句与作者俱有涉及。《十二家灯谜稿》体现了《聊斋志异》在晚清通俗化的接受取向,表明《聊斋志异》在晚清时期流传的广度与深度已非其他清代小说可比。

生态美学背景下的《聊斋志异》解读

在探索《聊斋志异》所蕴含的深层次生态美学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出发,解读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自然景象、动植物形象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描绘。蒲松龄通过其作品中丰富的自然描写和人与自然的互动,不仅展现了他对自然美的深度理解和热爱,而且表达了对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追求。这些故事中的神话色彩不仅反映出作者对于自然环境的深切关怀,同时也提出了对环境保护的生态警示,展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蒲松龄的作品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不仅为我们带来文学审美的享受,也深化了我们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认识。该文旨在通过对《聊斋志异》的深入解读,探讨如何通过文学表达生态美学理念,以及这一理念对当代社会实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义所在。

徐訏小说创作与《聊斋志异》的互文研究

徐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鬼才”作家,他笔下神秘曲折的惊情故事,如《鬼恋》《离魂》等,与中国古典志怪巅峰之作《聊斋志异》有明显的互文性。具体表现在徐訏的小说与《聊斋志异》在空间意象、人物形象和情节模式上都有很强的相似性。同时因徐訏受过新式教育,受到过西方文学与哲学的影响,相比于《聊斋志异》,徐訏的小说在思想上表现出深刻的哲思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及男女平等的意识,并在美学风格上呈现“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倾向。新旧交融、中西合璧的写作风格让徐訏小说有了雅俗共赏的特质,这使得他在名家云集的现代文坛开辟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空间。

聊斋连环画《胭脂》的空间叙事

根据《聊斋志异》之《胭脂》改编的同名连环画,精准把握了原著文本的叙事机巧,并运用空间叙事的多种手法,呈现与原著在形式上颇具通感的连环画面。融合的视角、并置的场景、连续的画面,充分利用空间的深度构造与时间暗示,连环画的空间叙事艺术别具一格,耐人寻味。

翟理斯译《聊斋志异》的古代中国形象建构及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

翟理斯译《聊斋志异》不仅是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志怪和传奇故事,更重要的是建构了客观、真实的古代中国形象。对此,本文通过两个途径来研究:(1)根据注释分析十个侧面的中国人和社会形象;(2)根据对性、暴力、污秽叙事的改写,分析他对中国形象的美化。整体上,翟理斯建构的是一个虽有贪腐愚昧,却是孝悌仁爱、睿智旷逸、古香淳朴的中国(人)形象。翟理斯译文及其中国形象建构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在于:(1)得到当时西方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广泛赞誉和认同;(2)被多种语言转译乃至英语回译;(3)影响后世三位汉学家的文化立场和诗学策略。通过后两个机制,翟理斯建构的中国形象绵续传播于今天的西方世界。

清代文言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去同质化”写作

《聊斋志异》在清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后的小说家难免会创作出与《聊斋志异》“同质化”的作品,于此,“去同质化”便成为后来者们革新文本与展现自我艺术追求的重要写作路径。在“去同质化”的过程中,小说家或试图改造润饰作品的细节,或致力于将模糊之处进行化虚为实的明确与弥缝,抑或扭转小说既有的情节走势。如此多样化的“去同质化”写作不仅为清代文言小说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更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聊斋志异》的突破与超越。

试论《聊斋志异》中狐精的“仁性”特征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描写狐精的集大成者,创造了一个独具人性和人情美的理想狐世界。蒲松龄既继承了前代文学所积累的狐创作经验,又吸收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核心思想,基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在《聊斋志异》中发展出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蒲氏仁学”,塑造出具有孝亲、友悌、知恩图报和乐善好施等“仁性”品质的完美狐精形象,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生发出人不如狐的哀叹。

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的中国形象建构

翟理斯寓华20余年,一直致力于汉学研究和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传播,其所译《聊斋志异》是英译本中的经典之作。翟理斯译本对《聊斋志异》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为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通过研究分析他对原文的选取、译介语言的使用、注释的使用,能够看到翟理斯译本呈现出较为客观与真实的中国形象;但受其身份、所处时代和思想所限,其中仍不免带有译者主观的想象与对中国文化的曲解。

《聊斋志异》篇名命题研究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搭建起了以“专有名称”、“行为事件”与“代称称谓”命题法为核心的篇名命名体系,以此为小说集松散的文本赋予了凝合之力。同时,《聊斋志异》中不同小说的题名对内容的彰显、小说应题的时机以及文本间的以题相聚,都反映了小说文题间的有效互动。此外,创作手稿能够揭示题名在小说编创流播过程中的异动情况。《聊斋志异》手稿本的题名更迭状况复杂,或非一人一时之举,然多数题名修正皆展现了修改者为完善小说集之篇题所做出的努力。

试论《聊斋志异》中的儿童教育观

蒲松龄既是文学家,也是教育家。他的《聊斋志异》蕴含的儿童教育观,涉及立德行善、因材施教、严慈相济、深思力学等诸多方面。他用情节曲折、形象生动、想象奇特、引人入胜的故事寓教于乐,促人警醒,成为宝贵的教育资源,启发我们认真反思儿童教育的弊端,不断改进儿童教育的方法,促进儿童成人成才,健康成长。

《聊斋志异》科考方式及其影响因素考述

《聊斋志异》中科考小说的情节设计不但体现了当时士人对科考的看法,同时也反映了个人、社会、政治等因素对当时科举考试的巨大影响。蒲松龄通过设置小说中士子以正常方式参加科考或考中的情节,呈现了当时科考制度的严苛要求,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士子们对获得经济帮助、精神支持的渴望,对无奈的道德命运观的感喟,对良好的先天条件和巧合的期盼,富有现实性。《聊斋志异》通过仙家、志怪、鬼神等光怪陆离的情节呈现了诸多以非正常方式或途径参加科考或考中的故事,富有奇幻性。《聊斋志异》真实再现了科举制度下,考生辛酸而复杂的心理和生存样态,文史互证为今人以历史的同情观照古人提供了借鉴。

翟理斯《聊斋志异选》自我改译研究

翟理斯非常重视译文的自我改译,经常利用译文再版的机会仔细修改其中的错误或缺陷,但学界鲜有人对此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比翟理斯《聊斋志异选》1880年首版和1909年修订版,研究了《聊斋志异选》修订版中的自我改译。研究发现,《聊斋志异选》修订版中的自我改译主要分为误译纠正、译文完善、改亦误者3类。本文认为,大部分自我改译质量比原译更佳,这归功于翟理斯对译文精益求精的精神。但是,小部分自我改译仍然没能纠正原译中的错误,这是翟理斯中国语言文化水平相对有限所致。对此,我们要有理解之同情,但也应该坦诚指谬,让后来汉学家译者从中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