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U-BIM的项目管理平台研究

本文从SKETCHUP软件和BIM的特点入手,拟对建设项目采用基于SKETCHUP的建筑信息模型(SU-BIM)平台对工程项目进行辅助管理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探讨SU-BIM在实际工程项目中的应用思路和前景,以期对工程项目基于SU-BIM的管理起到一个探索作用。

禹鼎“于将朕肃慕”补释

禹鼎铭文中“于将朕肃慕”一句,旧有不同的释读意见。如“于”字,有虚词与动词两种不同意见。“于”后一字,有不识字、释读作“■/匡”或“■”三类意见。“慕”,或解释作爱慕,或认为是《说文》的慔字,或读作训谋的谟。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相关金文资料,认为“于”训作往,“于”后面一字从“爿”声,读作将,解释为奉行。据字形与用字习惯,“慕”应该看作是“谟”的异体。“于将朕肃慕”大意即“去执行我严整的谋略”。

宋代道教传奇刍议

宋代道教兴盛,关涉道教的传奇数量众多,描写逼真,简洁生动。这些传奇或直接宣讲道教经义和思想,或记述道士们祛妖降魔、预知吉凶、使物治病的事迹,展示道法功能的神异,还有一些是自传性作品,但也不乏对道士负面行为的秉笔直书。这与传奇作者直笔无隐、崇实尚理的创作心态直接相关。

苏轼词《定风波》解析——兼论苏词中的退隐情结

苏轼创作于黄州时期的词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运用显与隐、实与虚、明与暗的艺术结构法,不仅表现了一种不怕眼前风雨、超然旷达的乐观精神,而且表达了企望超脱政治风雨,退避政治、退避社会,退隐江湖、归隐田园的出世思想。这种思想构成了苏轼一生中挥之不去内心情结。

苏东坡在黄州的三处寓所及所游快哉亭故址考

通过对大量宋明史料的辨析和对出土文物及实地的考查,纠正了某些不正确的说法,以确凿的证据指出了苏轼当年在黄州三处居所定惠院、临皋亭、南堂及其游迹快哉亭诸遗址今天所在的具体位置。

海南首位贬官考议

海南岛从早期的荒服之表、象郡外徼发展成明清时的"海滨邹鲁",其原因与海南的贬官文化息息相关。唐以前中原礼乐文化对海岛影响甚小。唐以降,明文史载的贬官不下一百三十人,主要集中在唐宋。唐宋是海南文化由蛮荒到粲然的过渡阶段,贬官则是期间的关键播种者和主要培育人。有史载后汉初苏定贬谪儋耳郡,但材料多处失实,且与其他史实相抵牾,故不可信。第一个贬官是入唐后封为怀国公的隋代王室滕穆王杨纶。杨纶贬谪珠崖之因果事迹正好昭示了此后近千年流贬的主要特征:帝王忌刻寡恩,贬官位高身显。

苍颉造字传说的源流考辨及其真相推测

我们剥除有关苍颉造字传说的层累堆积,论证《荀子》记述之苍颉造字不可能早于尧舜时代。我们认为,“刑名从商”是指象形字及形声字等必须遵从商文字,否定将其释为刑法之名从商;苍颉文字不是原始社会漫长而分散的符号创作的累积,而是一个或几个天才人物为殷朝政治需要而独创的一个文字系统;苍颉文字就是殷商文字,故也就是汉字的始祖。我们考证“苍颉”为殷始祖契的别名,“契”与“颉”本为同音异写,“苍颉”亦即“商契”。我们否定胡适等对《荀子》文字的“约定俗成”的误解。其实书契的本义就是王者制定之国法大约。

从历法的角度看逨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

从历法的角度探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逨鼎的历法关系,可以得出"既生霸"是初九的认识。该器符合厉王时期的历法。西周铭文中的王号生称、死称相同,具体铭文应分别对待。共和行政十四年应归属于厉王纪年范围之内,即37+14=51年。逨鼎诸器和晋侯稣钟同属于厉王时期的器物。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词语是定点的,各指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

“东坡帽”与丁仙现——与苏轼相关的戏剧资料发覆之一

很多资料记载了苏轼与宋杂剧的关联,有两条涉及到了宋杂剧艺人丁仙现和他演出时的道具"东坡帽"。资料中丁仙现所戴,既不是画像中的"东坡帽",也非图像中乐伎人所戴的"幞头",而是有所改造,如同雕砖人物所戴形状的帽子。丁仙现在苏轼道说之后才被众多的文献记载,一方面是因为与苏轼的交集而引发注意,另一方面也与丁仙现本人的品性和表演才艺相关,但我们仍然感谢苏轼为丁仙现留下的首道痕迹。

苏轼对《文心雕龙·定势》的继承和发展——以“随物赋形”说与“辞达”说为中心

《文心雕龙·定势》提出的"定势"理论对古代文论的发展影响深远。苏轼提出的"随物赋形"说与"辞达"说就贯彻了"定势",即情之"势"、体之"势"与言之"势"的理论,并予情之"势"一个完美的注脚、为体之"势"注入新的内容、使言之"势"达到一个新高度,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创见。

论刘熙语言观及其与荀子“约定俗成”论的关系

在探究刘熙《释名》中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对刘熙的语言观予以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刘熙的"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的学术观点与荀子的"约定俗成"论并无本质上的对立,只是对语词的不同发展阶段所作出的客观认识。

论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经典化历程及其古今差异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苏轼贬谪黄州期间的代表作之一,备受当下大众与学者的关注。但这首词的经典化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自问世起便一直寂寂无闻,直至进入20世纪才受到肯定与重视,最终成就经典地位。关于此词经典化之古今差异,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体现鲜明时代性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由现当代阐释深入挖掘的思想内涵。

中唐梁肃《删定止观》版本考

中唐梁肃幼年时皈依天台宗,梁启超曾称其“护法健将”。他主动参与天台宗教史的撰写,对隋朝智顗《摩诃止观》进行删定编修,修成《删定止观》六卷本。《删定止观》原编辑六卷本已亡佚,传世本分为清宣统三年(1911年)三卷铅印本和民国十一年(1922年)北京刻经处六卷本,皆源自于草山元政校本,此本所据底本可追溯为南宋吴克己序重刊三卷本。

从“望洋兴叹”看语言中的“习非成是”现象

借用“望洋兴叹”而产生的“望书兴叹”等说法是可以使用的,因为它符合了语言的约定俗成性。语言中的这种“习非成是”现象有其产生的原因:一是语言发展演变的不规则化;二是文字的精英化到大众化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误解;三是汉字作为表意体系文字固有的因形示义的特点。“习非成是”现象应有一席之地,但不能夸大与提倡它。

从礼法生成看家国一体共同体的形成

学界关于共同体特别是民族国家共同体秩序与制度的形成,存在社会契约论和自发秩序论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用中国先秦荀子的“约定俗成”思想来对应,契约论可略谓之“约定”,自发论可略谓之“俗成”。其实,契约论和自发论都是源于西方社会历史经验的理论。如果从礼法生成来看传统中国家国一体共同体的形成,可以发现传统中国是家国一体共同体的社会,其共同体的秩序与制度是礼法结构,礼法在规范形式上是“制作”的结果,同于荀子所说的“约定”,有西方“社会契约论”的意味;但在根源和内容实质上,礼法则是社会“生成”的结果,同于荀子所说的“俗成”,有西方“自发秩序论”的意味。由此推论,建立在礼法结构之上的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的共同体,其形成的结构形式及其根源和内容实质亦与礼法相通,所以,它整体上既不是单一约定的结果,又不是单一俗成的结果,而是约定与俗成相结合的结果。由此可见,西方有关共同体的“契约论”和“自发秩序论”,只能启发我们来理解而不能代替解释传统中国家国一体共同体形成的历史与实践。这是因为传统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共理的社会,家的结构与国的结构相通,家的秩序原理可以用来理解国的秩序原理。这表明只有出于社会自身历史经验的理论才会有真正的解释力,凡不是出于这个社会自身历史经验的理论就不会有这样的解释力。

活血化瘀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并肺间质病变

目的:观察活血化瘀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并肺间质病变的疗效。方法:对80例类风湿性关节炎合并肺间质病变进行分组治疗观察,治疗组60例以丹桃化纤饮配合西药治疗,对照组20例单纯西药治疗,疗程3个月。结果:治疗组的一氧化碳弥散量、动脉氧分压、肺活量及血沉治疗后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有效率达73.33%,显著优于对照组(45.0%)(P<0.01)。结论:运用活血化瘀法为主的丹桃化纤饮治疗肺间质病变具有较好的疗效。

苏公鼎及相关问题考略

本文介绍洛阳发现的一件战国时期的“苏公鼎”,鼎口沿上刻有“安居稣公鼎二斗二升”9字。“安居”为地名,不见于文献记载,地望待考。“苏公”可能为原居住于陕西关中一带的苏氏,后迁居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