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豁达与光明——评龚文瑞的传记写作

龚文瑞关于王阳明、苏东坡的传记写作,是以传主与赣州的空间关系为中心展开书写的,这一方面使龚文瑞的传记写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传记中展示丰富的地方史料也为赣南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另一方面,龚文瑞采用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叙述方式,在拓展读者历史知识的同时,也给读者予审美想象,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人生思考。在传记中彰显出来热爱、豁达与光明的格调,是王阳明、苏东坡传记的精神底色,也是龚文瑞自我的人格追求。

苏东坡黄州词《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写作时间考

《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一词是苏东坡在黄州重阳节涵晖楼宴席上填的。词人以诗的意境和语言,紧扣重九楼头饮宴,意境深刻,影响深远。至于该词的写作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从《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词的思想内容、从写作背景考证《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词的写作时间、从思想情感考证《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词的写作时间等三个方面考证其写作时间,通过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一词是苏东坡元丰三年(1080)重阳节所写。

黄州,东坡多元文化的发祥地

黄州是苏东坡重要的人生驿站,苏东坡是北宋文艺黄州高峰的首席攀登者。黄州神奇的“山水风月、农耕劳作、文化古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首次铸就了东坡及其多元文化,因而黄州就成为东坡多元文化的发祥地。黄州,这座早被东坡认作是新生地的小山城,也就成了他人生历程中的一座丰碑。

东坡书院述略:从苏轼与书院的关系谈起

苏轼在两次兴学运动中认为当“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今世,也即主张书院与官学并存;但是随着官学化运动的发展,苏轼转而支持官学的发展,甚至参与其中。这与他“学者,王者事也”的学校观有关。他认为,兴王化之教才是地方官员修建学校的目的,而官学与书院均为王化之所。目前统计的10所东坡书院,主要是后人崇拜苏轼,并以之为主祀对象的祭祀性书院,这也决定了这些书院呈现尽可能地追寻先贤遗迹,但又不完全是苏轼行迹过化之地的特点。在修建东坡书院祭祀苏轼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与地域文化因素。如常州东坡书院的修建缘于晁子健看重家族和苏轼的交往,而惠州东坡书院的修建则与当地民众将平安的希冀寄托于苏轼祭祀有关。这些对于认识书院的形成机理有重要价值。

从“幽人”内涵变迁看苏轼黄州时期的贬谪心态

“幽人”语汇贯穿苏诗创作全过程,而在谪宦黄州时期,“幽人”实现内涵的粉碎、颠覆与重塑。苏轼《东坡易传》丰富了“幽人”的内涵,涵盖了“幽隐”“幽囚”和“幽愤”等义项。从初至黄州的“幽囚”情感,到求道的人生尝试中“幽隐”与“幽囚”心态的矛盾徘徊,促成“幽愤”心态的萌芽,从而彻底落于“幽愤之人”的自我体认,皆足以洞察苏轼演“易”所带来的痕迹,生动地展露其贬谪心态的复杂演变。从易学视角入手,为我们理解“幽人”的多重含义及其嬗变脉络指明方向,由此窥测苏轼贬谪黄州的心态,理解其贬谪心态由惊惧避祸转向自我疏解与自我观省,从而实现自身文化人格自立的内在成因。

论东坡词的叙事艺术

北宋词坛名家苏东坡的词作具有典型的叙事性。主要表现在词序与正文虚实相生、借典故暗含叙事语义以及借诗意叙事丰富词作抒情意蕴三个方面。作为宋代词坛将词序发扬光大的关键人物,东坡词词序进一步发展了序文补充说明正文叙事、提前暗示情感指向的写作手法。大量运用典故使东坡词在叙事方面不但暗含个人情绪与事件发展走向,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暗喻着人物性格,具有丰富的叙事语义。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同样影响着其词作的叙事,即事寓情、意象联想与以神雅化的创作手段共同形成东坡词诗意叙事的审美内蕴。

苏东坡仁政爱民与民本思想探究

苏东坡仁政爱民与民本思想主要源于《尚书》“民为邦本”的思想指引和父母的言传身教。民不仅是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也是君权赖以存在的基础。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苏东坡充分看到了人民的重要性,因而在为官四十年中,他始终奉行仁政爱民与民本思想,在劝诫统治者应当行“仁政”、不与民争利、要结天下人心的同时,倾其一生致力于为老百姓解困救难,为民办事,替民说话,做了不少利民、惠民的实事,由此受到民众的普遍爱戴与深切怀念。

东坡故事的跨文体改编

东坡故事自宋代产生以来,经口传、改写与编创,发展出文言笔记、话本小说、戏曲等多种文体形式。在跨文体改编中,首先是叙事方式的转变。叙事角度由第三人称转为第一人称代言体,叙事语言由书面化转向通俗化,叙事手法兼用插叙、倒叙,构建双线叙事结构模式。东坡故事的跨文体改编体现出承袭核心情节单元、改动人物形象、设置大团圆结局的编创特点,反映通俗文学作者在改编故事时会优先考虑民众心理与市场需求,并结合文体特征和时代语境,以满足民众期待与服务社会公众。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规模东坡——宋僧惠洪在海南的“补东坡遗”

惠洪一生崇拜苏轼,其《石门文字禅》中化用苏轼诗句诗意一千多处,其文论主张也与苏轼如出一辙。惠洪在苏轼北归十年后被流放海南,写下“补东坡遗”诗七首,补足苏轼在海南当写而未写的内容。这种“补遗”方式可能受到苏辙《补子瞻送姜唐佐秀才》诗的启发,但在时间、地点、数量、性质和艺术手法上有所不同。“补东坡遗”是惠洪对当代文豪、前辈诗人作品的续写补写,显示出他“规模东坡”的创作心理,对于我们了解苏轼和惠洪在海南的活动轨迹和创作理念,都有一定认识价值。

论苏轼对当代海南文学的影响

苏轼对海南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东坡居琼的经历和他豁达的性格造就了其诗文本土化的特征,成为海南文化经历千载而不衰的一个地标。令人瞩目的海南东坡文化,影响了海南文化的走向,也成为当代海南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当下,东坡文化在回到东坡本身、立足海南的路径下,其内涵和精神将得到更好的呈现,也将对海南文学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东坡尺牍源流考

宋刊东坡“大全集”收录尺牍的主体部分(第175首至最末第809首)源于以补遗东坡“七集”为目的、成书时间下限在两宋之际的《东坡外集》,以时编次,严谨有法。而“大全集”收录尺牍不源于《东坡外集》的补充部分(第1首至第174首),来自纷欣阁丛书本《东坡翰墨尺牍》所据的宋代“文本系统”,以人编次,编纂欠佳。宋刊“大全集”被明成化本东坡“七集”的底本洪熙本《苏文忠公集》承袭,成为成化“七集”之《东坡续集》收录尺牍的源头。成化《东坡续集》收录尺牍实际上成为今天东坡尺牍研究的基本资料来源,这一情况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今后使用东坡尺牍,应该追溯到《东坡外集》《东坡翰墨尺牍》以及洪熙本代表的宋刊“大全集”,然后才能轮到成化《东坡续集》。

苏东坡黄州诗文研究正误(二)

近些年来,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者长期从事东坡文化学习和研究,在阅读古籍文献、笔记、野史、诗话、别集、方志、金石碑刻与网络信息的过程中,发现一些研究东坡作品的观点与材料明显有偏颇,有的错得离奇失谱,必须修正。本刊2022年第1期发表了《苏东坡黄州诗文研究正误(一)》,本期刊发《苏东坡黄州诗文研究正误(二)》,对新发现的问题,继续予以正误。正本清源,以帮助更多的学习和传承者提高认识,获得真知。

《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中的苏文辑佚与考辨

《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收文超过2000篇,虽经辑佚,仍有未尽。经过逐一比对,又辑得不见于今本《苏轼文集》的佚文14篇,文同题异及互见者10篇。这些佚文都可确认为苏轼所作,其中颇有补于苏轼行实者;文同题异者其题名多以《外集》为胜;被编入不同接收者名下的小简,也以《外集》为是。在考察这些作品在不同版本中的存佚状况、文字异同及致误原因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外集》、御府本、《续集》、《东坡先生翰墨尺牍》和茅维《苏文忠公全集》及四库本《东坡全集》等版本之间的关系。这既有利于《苏轼文集》的逐步完善,也可为全面梳理和揭示苏文的编辑历程提供线索。

下视九万里 浩浩皆积风--苏东坡雷琼渡海的生命体验与情怀升华

苏东坡毕生渡海,仅只琼州海峡。他对大海的主要反不是惊恐与畏惧,而是热情地歌颂大海,写下大量赞美海南、赞美自然、赞美生命的诗文力作。东坡渡海,是身体的南行迁徙,是精神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同时也是意志的激励与升华,是生命的考验与超越。

《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伪书考实

旧题元人陈秀民著《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是两部较为知名的专门评说苏轼诗文的文话、诗话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指出二书体例不纯,采辑随意,并杂收明人著述,故怀疑其是伪作,但未能定谳。今人因缺乏确凿证据证成其伪,仍重视二书的价值,多所利用。实则《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确为伪书,二书是截取王世贞编著、璩之璞增补《苏长公外纪》卷四、卷五“诗话”“文谈”,冒名元人陈秀民,别署书名,以充秘本。如此,以往建立在二书真实性基础上的相关研究和结论,应重做审视。

近30年韩国学者的苏轼研究(1992-2022)——以期刊论文为中心

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韩国苏轼研究日渐兴盛,30年间韩国学者在韩国本土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就有399篇,其中20世纪90年代51篇,21世纪最初10年101篇,2010-2022年247篇,呈逐渐上升趋势。从作者层面来看,发表苏轼研究论文较多的有曹圭百、柳素真、安熙珍、崔在赫、金甫暻、柳种睦、郑世珍等学者。从论著内容来看,主要涉及苏轼的人格境界、艺术观念、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版本考证等领域,其中论及苏轼传播与接受的论文最多,苏轼文学创作方面的论文次之,之后依次为苏轼艺术观念、人格境界以及考证类论文,苏轼作品的翻译有20余部。

清代朝鲜燕行使的苏学研习初探

清代时期朝鲜燕行录中,对苏轼及其诗文等的相关记述涉及颇多,故若从这一角度而言,则“燕行”不啻为朝鲜使者的苏学研习之旅。朝鲜使者燕行中的苏学研习主要有如下四方面内容。首先,燕行途中之于陪护左右的东坡诗文之反复研读,有利于朝鲜使者对苏学之深入理解;其次,对东坡诗文之化用与阐发,无疑是朝鲜使者苏学研习中主观积极性的体现;再次,中国文人的东坡敬慕之情令朝鲜使者印象深刻;最后,中朝文人间以东坡诗文为标准之面评,促进了朝鲜使者苏学研习成果之取得,也增进了中朝文人之间的友谊。

“惠州景观”到“东坡景观”之变迁及缘由

惠州原有的景观伴随着苏轼的到来愈加扬名。并且,在谪居的几年中,苏轼在惠州“首创”了一批人文景观,这些都成为后人经常游览的著名景点,“惠州景观”遂变为极具个人色彩的“东坡景观”。多重原因造成了此种转变:一是苏轼对惠州景观灵动的描述;二是世人对其“旷达”人格的追慕;三是后世对苏轼“不顾穷达,行仁利物”之济世精神的仰望,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河南苏东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意义与措施初探

名人文化是激起人们旅游欲的重要内驱动力,崇拜追忆名人及进行文化审美是旅游者的高层次文化需求。河南省境内苏东坡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而且品位较高,分布地域较广,具有较大的旅游价值,但开发程度较低,亟待进一步整合、利用。本文从名人文化旅游开发的意义出发,分析了河南省境内苏东坡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整合所具有的精神价值和旅游经济意义;提出了兼具再现东坡文化风采与传承中原传统文化、促进省内旅游经济发展双重含义的建议与具体可行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