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考述

南宋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是《和陶诗》的早期注本之一,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内容一无所知。根据现仅存于韩国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所征引的内容,可以对其基本情况加以考辨。其成书时间的上限约在淳熙七年(1180)至绍熙元年(1190)之间,至绍熙三年(1192)之前完成。蔡氏为《和陶诗》作注,与此书的流播状况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有着密切的关联;之后又继续编纂《杜工部草堂诗笺》,则与宋代陶、杜并论的文学风尚相关。蔡氏在作注时,参考了前代注陶、注苏的成果。其中陶诗部分对于订正后来刊本讹误以及考校陶诗原貌颇有裨益,苏诗部分则侧重于字词诠释与全篇串讲,这些特点均与蔡氏编纂此书时预设的读者对象有关。

《三苏先生文粹·评史》中的两篇伪文——兼及《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与吕祖谦之关系

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史评》所收《历代世变》和《韩愈优于扬雄》两文均非苏轼所作,且都从二程之语改编而来;《史评》所收《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一文,与清人所辑苏轼季子苏过《斜川集·书二李传后》一文大体相似,应也不是苏轼所作。诸文误系为苏轼作品,似始自《三苏先生文粹》。世传吕祖谦《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中也存留有这三篇文字,吕祖谦刊刻过二程《遗书》和文集,应不会误将这种源自二程的伪作系在苏轼选集中,所以该书应非吕祖谦专意选编标注的三苏文集。不过,《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集结成书,或是以流传出来的吕祖谦编选《宋文鉴》的手抄、批注稿为基础的。

从元刊本《事林广记》看元代幼学的发展——兼谈《王虚中训蒙法》之源流

宋元类书《事林广记》收录了幼学教育的内容,其中有些内容仅见于此书。其所载幼学之内容,反映出元代幼学已具有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并呈现出南北融合的趋势,幼学教育逐渐步骤化、阶段化,而理学思想也已经渗透到士民幼学教育当中。和刻本《事林广记》中所收录的《速成模楷》当是《王虚中训蒙法》之原本。作为一部元明清社会重要的蒙学教材,《王虚中训蒙法》应该是后人所起书名,其所载内容也比原本《速成模楷》要少。

朱子人心道心论的渊源与发展

朱子之前,人心道心之说有苏轼的一本论传统与二程的对立互发论传统。朱子早年深受苏轼的影响,后来逐渐继承二程之论。朱子晚年明显表达人心道心互发论的观点,但同时主张“心”的单一性,并且强调“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以形成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韩儒李滉注重朱子人心道心对立互发之说,而李珥更重视“一心”思想。中国与韩国的理学发展史上,人心道心之说始终是伦理学讨论的中心主题,其所关注的道德之来源、动机、获得方法等问题,对现代伦理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从“望洋兴叹”看语言中的“习非成是”现象

借用“望洋兴叹”而产生的“望书兴叹”等说法是可以使用的,因为它符合了语言的约定俗成性。语言中的这种“习非成是”现象有其产生的原因:一是语言发展演变的不规则化;二是文字的精英化到大众化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误解;三是汉字作为表意体系文字固有的因形示义的特点。“习非成是”现象应有一席之地,但不能夸大与提倡它。

《诗集传》对王肃《诗经》学接受探析

朱熹《诗集传》一书博采众家之长,其对王肃《诗》学观点亦颇多接纳。朱熹《诗集传》中有八条解说同于王肃的《孔子家语注》,另有大量解说同于或义近于王肃的《毛诗注》。可见不可忽视王肃《诗》学对朱熹的影响。

《中兴间气集》《诗源辩体》对朱湾诗的两极评判及原因探析

《中兴间气集》基于风雅新颖的选诗标准及才性批评的论诗方法,先认可朱湾故作隐逸的行为,再赞赏其诗具有契合隐者身份的脱俗、含蓄优点;而且高仲武肯定大历诗坛的交游风气,所以偏好朱湾的席间应酬之作。《诗源辩体》基于律诗以初盛唐为典范,大历趋于衰变的贯通诗学视野,以初盛唐诗为参照凸显朱湾诗的语言浅俗之弊;而且许学夷反感交游权贵,故而鄙夷朱湾的席间之作,同时借贬斥朱湾诗,表达了对公安派俚俗倾向的批判。探析《中兴间气集》《诗源辩体》对朱湾诗的两极化评判,可窥见二者不同的诗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