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论诗绝句中的苏轼形象及其文学批评

论诗绝句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古代诗人常采用这一诗论形式对诗坛风气、文学现象以及具体的诗人及其诗歌展开讨论。作为宋代文学巅峰的苏轼,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少有的天才与大家,自然会受到此后历代诗人的关注与讨论,这在清代的论诗绝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清代论诗绝句对苏轼的评论主要集中于其卓绝的文才、忠诚的品质、诗歌的风格与特色以及与其相关的文学论题等诸方面。

东坡词补考

薛瑞生先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一书在东坡词编年及笺释方面用功极深,创获极多。笔者拜诵《笺证》,亦偶有鄙见,对《浪淘沙·探春》、《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满江红·忧喜相寻》、《蝶恋花·同安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等词的编年及对个别词句及典故稍有补考。

《九家集注杜诗》与“伪苏注”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在杜诗学史上,以删除"伪苏注"为功劳最大,宋人对此早有定论。近代学界对此亦有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对《九家集注杜诗》是否还存有"伪苏注"的观点,目前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郭氏《九家集注杜诗》还存在有少量"伪苏注";二是认为郭氏已经把"伪苏注"删除干净。笔者带着对这个问题的困惑,对《九家集注杜诗》中所有的东坡条目作了全面系统的检索和考查,认为《九家集注杜诗》中确实还有少量的"伪苏注"存在。

苏轼思想与宋词关系发微

苏轼对词的历史性的锻炼和完善 ,除了他具有超常的智慧和渊博的才学外 ,还与他独特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 ,均奇妙地统一在苏轼的生命实践中 。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王阳明诗赋创作师法渊源——以新发现的王阳明三篇佚赋为例

文章以新发现的王阳明三篇散佚赋为中心,通过对这三篇作品创作手法的探讨,基于王阳明这三篇佚赋与其他诗文的比对研究,探讨这三篇作品的创作时间、艺术特色,探寻王阳明前期诗赋创作有意追步杜牧、苏轼的创作意图。

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存在及其诗学价值

苏轼的诗词是高度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存在。然而,这种个性化除了来自于诗人的自我之外,同时也来自于诗人一生中各时段所在地方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地方性"。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诗人的自我、诗中的自然、诗中的人文和诗人的思想以及诗中的地名等有着重要的关系。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来自于他所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自己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识,同时也来自于他对于诗歌艺术时空的建构。苏轼诗词里的"地方性"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也具有诸多启示。

“风水相遭”说:三苏父子为文的家学精髓

"风水相遭"说是三苏为文的家学精髓,其核心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的"不能不为文"的思想,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有为而作"的思想。"风水相遭"说强调作者的素质修养,强调作者要受到外物的刺激才能写出自然流畅的好文章。三苏父子一直坚持这一理论和创作实践。苏轼兄弟还对"至文"标准、创作过程以及创作主体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作了发展,从而使这一家学思想在我国写作理论上具有超前性。

宋代《史记》人物史评与诗评之比较举隅

《史记》自问世以来，历代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史记》进行的补、订、注、评上，用诗歌形式研究《史记》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实，史评和诗评《史记》都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宋代苏轼的史论文章《留侯论》和王安石的诗歌《张良》可谓史评与诗评之代表，从二者之比较可以看出：诗评《史记》的成果不亚于史评，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苏轼诗文中“关山”、“春风岭”考释——兼论苏轼入麻城路线

文章通过对苏轼贬谪黄州时进入麻城线路的细致梳理,考定了他所经过并多次吟咏的"关山"与"春风岭"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这一长期困扰人们的历史问题。

试从苏轼词解读其独特的生活哲学

苏轼的词作是其人生浮沉的真实描绘和价值态度的艺术展现,真实地反映着其思想历程及所生活的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苏轼是在出世与入世、得意与失意的磨难中度过一生的,由此形成了其异于常人的独特的生活哲学。儒释道三种流派的思想在其生活中均有所展现,且这些思想在其不同人生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儒家的忧国忧民、佛老的人生如梦常常伴随着其境遇的改变在其笔端隐现,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人间清欢、手足之情的流露则是其自然属性的真情释放。

简论明代的苏诗选评

明代的苏诗选评本较苏文选评本要少得多 ,见于载籍者仅十种 ,主要出现于明中后期。旧题刘弘选录的《苏诗摘律》侧重于苏诗思想内涵的阐释而少作艺术分析 ;阎士选等评释的《苏文忠公胶西集》考评结合 ,尤推重苏诗关心民瘼与语言丰富生动两方面 ;张岱选评的《和陶集》措意于苏诗的缺乏情韵 。

谈苏轼词的“多情”

词的特点是长于抒情。苏轼词之所以受到人们喜爱,在于他掌握了词的创作规律,在词中抒发了强烈的感情,从而引起读者共鸣。苏轼是一个多情的词人。他热情澎湃,激情四溢,豪情万丈。所以他的词具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如火如荼的煽情性。苏轼词中表达了豪情、韧情、亲情、爱情、艳情、真情、怡情、民情、同情、傲情、乡情等。故称苏轼为词中"情圣"乃是当之无愧的。

关于洪迈《容斋随笔》评价苏轼的几个问题

南宋洪迈历40余年完成的读书笔记《容斋随笔》,自问世以后获得上至皇帝、下至和士大夫的高度认可。文章考察了该书的写作过程与背景,系统梳理了洪迈对苏轼评价的全部材料,从褒苏、辩苏、责苏等方面分析了洪迈对苏轼的评价,认为洪迈在当时普遍推崇苏学的社会氛围与学术背景下,既充分肯定苏轼的卓越成就与历史地位,又客观指出苏轼创作和治学中的疏漏与失误,体现了应有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历时视域中的苏黄比较论

苏黄比较论在历史流程中起伏较大,具体体现为:宋代,尊苏扬黄,各执一端;金元,苏学北行,扬苏抑黄的呼声较高;明代,诗学思潮扬唐抑宋,典型地体现宋诗特征的黄诗被认为远逊于苏诗;清代,祖苏尊黄,取径不一。历时视域中的苏黄比较论,一定程度上已超出了争论本身的意义,它在多向度的比较中突出和确定了诗人的个体风格。

试论苏轼的政治主张及其形成原因

苏轼在嘉祐制策、王安石变法和元祐更化三个时期表现的政治立场有很大变化,其政治命运也随之跌荡起伏,分析其中原因,主要包括家学及时代氛围的影响、被科举所累及其本人的忠君爱民思想等。但其所有的政治主张和表现都应归结为忠君爱民的入世精神。

苏轼和陶诗浅论

大量和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苏轼和陶,一是为了"陶写伊郁",二是喜欢陶诗,三是崇尚陶渊明的为人。但是,苏轼学陶而不囿于陶,他的和陶诗凸显了一个经过了精神历险之人不屈、旷达的性格特点和自然平淡的诗风。和陶诗是我们研究苏轼晚年思想、生活经历、审美情趣的重要文史资料,是苏诗艺术风格转变的标志,它建立了一种异代对话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