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物质·记忆——清代寿苏会之文化图景

纪念苏轼(1037—1101)生日的雅聚"寿苏会"大约倡始于清代的宋荦(1634—1713)。宋荦购得宋椠《苏东坡诗施顾注》残本,命邵长蘅(1637—1704)、顾嗣立(1669—1722)等人校补,名为《施注苏诗》。康熙三十九年(1700),校补完竣,正值农历12月19日苏轼生日,宋荦于苏州率众人拜祭,陈设苏轼生前喜爱的食物为供品,张挂苏轼画像,与会者写作诗文唱和,奠定了后世寿苏会的大致形式和规模。乾隆年间翁方纲辗转购得宋荦旧藏本宋椠《苏东坡诗施顾注》,遂在农历12月19日苏轼生日当天于京师举行寿苏会,此后终其一生至少主持了二十余次寿苏会,堪称独冠。比翁方纲稍晚,毕沅在西安也与僚属举行过几次寿苏会,并将与会者的诗文集结成书。此后,寿苏会成为岁暮消寒雅集的重要名目。有别于一般年节的诗酒聚会,寿苏会有明确的对象与目的,既是苏轼研究史之一环,也显示时代文风。寿苏会俨然清代中叶以降文艺创作和文物赏鉴的重要集体场域,呈现"绵延时间"、"展示物质"、"承传记忆"的文化图景。

美国学者苏珊·布什的苏轼画论研究

美国学者苏珊·布什的专著《中国文人论画:从苏轼到董其昌》在第二章"苏轼"一节在对苏轼画论的研究中引用、鉴赏了苏轼的题画诗、文共21种。作为一位儒家学者,苏轼关注的主要是艺术家的性格。在他看来,只有像文与可那样的高人才能将自己的本性与竹之本性相融,并能得到足够的启发去识别万物应有之道。苏珊指出,苏轼观点中的任何显而易见的前后矛盾之处都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论画的诗和文都是为某些特定的画而作的,并且已经过去了一定的时期了。

试论苏词与辛词的“同工异曲”之处

苏轼和辛弃疾同为豪放派的代表,他们的创作风格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也常常以"苏辛"并称。本文着重论述了他们词创作的不同之处。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以《上神宗皇帝书》为中心

苏轼与王安石同为北宋重要的政治家,在王安石所主导的变法运动中,苏轼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与王安石变法相关的政治斗争之中。要搞清楚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的、具体的态度,必须尽量淡化苏轼身上的党派标签,从其具体言行中寻找答案。熙宁二年四月的《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而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却注定了苏轼在北宋党争政治中的坎坷命运。

元好问对苏轼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苏轼诗歌对整个金代文学影响颇深,文人作诗"大旨不出苏黄之外"。金元之际,"遗山接眉山",一代宗匠元好问在肯定苏轼诗歌的卓越成就之余,对其"俳谐怒骂""为风俗所移"之弊进行了指正。他的作品在诗风、诗理、诗句三方面表现出对苏诗的自觉承传,并通过复归传统雅正格调、革新长篇歌行体裁、注入历史反思精神完成对苏诗的发展,从而诠释了《论诗三十首》中雄浑、雅正、自然、创新等诗学主张,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苏秦“大纵横家”历史形象的形成——以苏秦之死为引子

苏秦敝齐功成身死,因而成为"箭垛式的人物"。稷下诸子及齐人对其深恶痛绝,"共笑之、讳学其术",而天下之策士却以其为榜样,不断地对其事迹进行演绎、附会。在秦灭亡六国及其后的诸侯灭秦过程中,苏秦的形象被一再夸饰。西汉初,司马迁在"诛暴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的情况下,整齐史料,将苏秦塑造为合纵摈秦的英雄,而其敝齐事业则被忽略。

苏轼诗在北宋末年的流传及其意义—以东坡诗注及宋人诗话为中心的观察

北宋末年，由於元佑学术之禁，苏轼诗一直处於受官方贬抑、禁毁的状态。然而即使受到官方之极度压抑，苏轼诗仍流传甚广，而且留下了两项珍贵的遗产。一是诠解、注释苏轼诗者甚多，南宋初期，甚至已有「百家注」之编纂，这是於其他宋代诗人所未曾见之现象；二是北宋末年或由北宋南渡人所作诗话中，有大量与苏轼诗歌及诗学相关的讨论与记载，虽然这些诗话，或基於政治立场，或出於美学观点之歧异，因而正反意见并陈，但不难由中得见苏轼诗歌及诗学在北宋末年的重大影响力。本文便以上述二者为对象，除观察并描述北宋末年文人间热衷苏轼诗之状况外，并尝试析论其於宋代文化及诗学发展上，可能其有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