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族谱研究

明代江西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从“一本万殊”和“民胞物与”的观念出发,也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还受到欧苏族谱学影响,视修谱如同修史。明初族谱较简,明中后期族谱内容充实,收录对族人的规训。族谱修纂盛行,吉安府尤为突出。修谱求真者有之,攀附冒充者亦有之。修谱谱例谨严,保留了一些珍贵谱例。修谱经费、间隔与族谱保存方面的讨论较为充分。

苏洵干谒书信技巧研究

苏洵屡试不第,渴望通过荐举跻身士林,书信在苏洵的干谒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苏洵通常采用表达仰慕、叙述交情和描写悲惨经历的方式表达情感,针对不同的干谒对象采取不同的游说方式。在崇尚风节的时代背景下,苏洵虽以“王佐才”自命,却不得不通过引经据典、自命隐士的方式掩盖名利欲望,呈现出自持与锋芒错落的文风。这些书信不仅彰显了苏洵的干谒技巧,表现了时代背景下苏洵的干谒心理,也反映了苏洵的自我认知和政治抱负。

苏洵“杂学”特色及其文艺思想

学界对苏洵的研究一向甚为薄弱,尤其对其文艺思想研究更少。应从苏洵思想特点入手,分析其文艺思想形成的基础及其内容与特色。苏洵思想上的"杂学"色彩是苏洵文艺思想形成如此特色的关键。"杂学"思想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巴蜀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相关。苏洵"杂学"体现为儒家思想的非正统和不纯粹以及广泛吸收道家、兵家、纵横家的思想,由此形成苏洵文艺思想儒家道家融合的特色。

论三苏散传的艺术成就

苏洵、苏轼、苏辙的散传创作,代表了宋代传记的最高成就,但是对它的研究却不多。三苏散传的立意各别,不主一格;结构布局,常能突破传统传记的格局,别出心裁;既善于根据传主的个性特征而采用不同的写法,也善于用简洁精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其散传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

苏洵文风溯源论略

苏洵二十多岁发愤读书,大器晚成,其治学路径与成长过程独具特色;对于苏洵文章风格的渊源所自,连同苏洵本人在内,众说纷纭,分歧甚大。通过苏洵自述和相关文献比较分析,可以厘清其中的是非褒贬,揭示其本来面貌。苏洵文章风格是其性格才情与学养积累的综合体现,源头所自则包含了儒家经典文献、战国诸子精华、史学典籍精髓等多种营养成分的丰富滋养,并非如王安石等人所诋毁的只源于战国纵横之学。其经史并重、文史双修的治学方法,决定其文章风格兼擅叙事与议论的一系列典型特征。

苏洵与“纵横”

苏洵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颇为特殊 ,不但功名最薄 ,官阶最低 ,传世文章最少 ,而且杂糅纵横之学 ,取法纵横之术 ,挥洒纵横之文 ,带有鲜明的“纵横”烙印。苏洵文章之所以独树一帜 ,就因为特色鲜明 ,自成一格 。

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论三苏散传的学古与创新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占了三席,可见他们在中国古代散文史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散传创作,只是三苏散文创作中的一部分,所占数量不多,因此研究也相对较少。但是,三苏散传在继承司马迁《史记》的写人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

三苏咏襄阳诗歌论略

1060年正月,三苏在前往京师的途中经过襄阳,写下了一系列咏赞襄阳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三苏赞美襄阳山水、追思襄阳耆旧、夸赞襄阳特产、吟咏襄阳典故,有力地宣传了襄阳的山川名胜、人文历史。

欧阳修喻苏洵文为荀子文问题

欧阳修喻苏洵文似荀子不见于欧阳修文章,这是否为"戏言"?欧阳修之喻乃就苏洵《六经论》的性恶倾向和峭硬文风而言;欧阳修不在文中说苏洵似荀子意涵很深——有四重原因。

论苏洵的“人情”观及苏、王关系

苏洵《辨奸论》的真伪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话题。此前的研究,多从版本和史实考订的角度切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尚难说得以圆满解决。本文试以考察苏洵的"人情"观为重点,观照决定苏、王关系的深刻思想分歧,有些疑难似更容易理解。

论苏洵《六经论》中的圣人观

苏洵通过《六经论》详细阐发了其圣人观。在《六经论》中,苏洵将圣人塑造成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形象,虽为六经之论,但其所指并不仅限于孔子,还包括很多三代时期的历史人物。苏洵以"情"入手来解释经书的发源情况,通过"权"使人们逐渐地接受礼的教化,最后用"道"来定赏罚。"情"、"权"、"道"三要素的结合构成了苏洵的圣人观。

两种宋版《三苏文粹》比较研究

《三苏文粹》是宋人所编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文章选编,目前保留有两种南宋刻本。两种刻本,一种按作者各自为编,三苏文章自成单元。一种按类编辑,三苏文章同类交错。《三苏文粹》虽为选本,但由于编刻较早,内中保留了三苏文章的早期面貌,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同时,两种《文粹》都保存了多篇不见于三苏“别集”的文章,弥足珍贵。文章将两个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三苏文粹》的面貌和价值。

苏洵、苏轼的《太玄》学

苏洵、苏轼对扬雄所作《太玄》都有论说,与程颐一道,直接影响到扬雄历史地位的升降。他们批评扬雄以艰深文浅易,并不懂得圣人之道,在历数、蓍法、占法等方面也多有失误。不过,苏洵总结《太玄》义例,改造《太玄》以归于无罪,不仅体现出他深精象数,而且也反映出他对这位乡贤前辈仍有深厚的推重之意。苏氏的《太玄》学体现了汉学向宋学的转捩,也反映出《太玄》研究对宋学兴起有着特殊的贡献。

“风水相遭”说:三苏父子为文的家学精髓

"风水相遭"说是三苏为文的家学精髓,其核心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的"不能不为文"的思想,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有为而作"的思想。"风水相遭"说强调作者的素质修养,强调作者要受到外物的刺激才能写出自然流畅的好文章。三苏父子一直坚持这一理论和创作实践。苏轼兄弟还对"至文"标准、创作过程以及创作主体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作了发展,从而使这一家学思想在我国写作理论上具有超前性。

王安石与“三苏”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与苏洵、苏轼、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北宋时期著名文人和士大夫。因为性格和素养有别,苏洵看不起王安石;因为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苏轼上奏反对,苏辙是先拥护后反对,而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给予挤压排斥。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恩恩怨怨,体现出北宋士大夫的为君王忧和为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也体现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意气性格,由此可感知历史的厚重与性格的迥异。

论苏氏文学家庭

以苏轼为代表的苏氏文学家庭,在宋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首先梳理苏氏一家的文学人才,然后着重从家庭影响、“诗穷而后工”与区域文化三个方面探讨了苏氏文学家庭兴盛的原因。

鲁迅与苏童

鲁迅与苏童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这两位优秀的作家不论从精神上还是艺术上都有着命运般的交汇。从精神层面上看,他们在乡源意识、历史题材、女性形象上都颇为关注;从艺术层面上看,他们在细节处理、诗性氛围,以及象征手法的使用上亦有共通。

鲁迅、苏童与世界文学中的“重述神话”传统

将鲁迅、苏童的“重述神话”文学创作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才能显示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在西方,“重述神话”是一种自觉而成熟的文学传统。而在中国,“重述神话”不能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传统。鲁迅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理水》,苏童创作了长篇小说《碧奴》,承递了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述神话”的优秀传统,填补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的空白,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创作一个崭新的方向。

策士之文:论魏禧散文对苏洵文的继承与新变——以议论文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苏洵和魏禧的散文皆有明显的战国纵横之气。魏禧作为后起作家,他的很多文章在论点的确立和论证方式上取法老泉。二者文章思想上的不同主要是在立足点上,苏洵常从君主方面着眼,为君王出谋划策,魏禧在文章中则常鼓吹为行大事,可以绕开君主。另外,魏禧的文风还有逼似欧阳修的一面,比起苏洵更有多元性。二人文章的纵横之气,来源于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地域文化以及家族环境。魏禧能在思想上对苏洵有所超越,是由于他受到了明清之际思想界质疑君主的思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