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高风果在世外”——论苏轼与道潜的交往

道潜与苏轼交往密切,是苏轼佛教界最为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从徐州开始,成熟于黄州、杭州,高潮在岭表。在苏轼贬谪、流放时期,道潜与苏轼交往最为频繁,其方式包括诗歌唱和、谈佛说理、生活旅游。性格投契是其交往的基础,道义相助是其核心。道潜患难相从、相助、情义为先,谱写了"道德高风果在世外"的华章。

论郑虔事件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杜甫奉儒守官 ,自比稷契 ,他对朝廷处分陷贼官吏是支持的 ,对能持节不辱者尤表赞赏。但是 ,杜甫以为郑虔并未附贼 ,不应被贬职 ,故多次把郑虔比成苏武 ,为他鸣不平。朝廷对陷贼官吏的态度前后不一 ,使杜甫赠郑虔诗的内容呈现出复杂性。郑虔事件对杜甫当时的心境和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南水北调(东线)”宿迁沿线水质现状及水污染防治

对“南水北调 (东线 )”宿迁沿线的水质进行了调查 ,发现“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后 ,调水 (宿迁段出水 )水质有可能达不到国家要求的地表水Ⅲ类标准。为此 ,提出了一些污染防治措施。

苏轼佚诗考论

从史料、诗作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来看,苏轼虔州诗———《访田辟未遇》、《九十九曲水》2首,《全宋诗》和《苏轼诗集》失收,实为佚诗;苏轼的虔州诗可能还不止这些,进一步发掘并补订苏轼虔州诗,对全面认识苏轼中晚年诗歌的思想和艺术,研究宋代文化,继承优秀的文学遗产具有积极的意义。

醉里未知谁得丧 满江风月不论钱——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心态与《前赤壁赋》的主旨

黄州时期是苏轼入仕后思想发展过程中比较消极的时期。现实令他痛苦、失望、悲愤,人生空漠虚幻意识十分浓重,但他却并未因此而颓靡不振。他融儒家与佛老思想而为一,从而使现实痛苦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淡化。苏轼以特定的身份置身于特定环境中,由怀古而感慨,由感慨而生悲,再从悲哀痛苦中挣扎解脱出来,他以齐物我、等荣辱、忘毁誉、一福祸的庄禅思想实现了这一自我拯救。

秦更年过录何焯校本《苏学士文集》及诗学价值

秦更年过录本何校《苏学士文集》传自钱泰吉转录之元本,又以唐仁寿过录钱本、《四部丛刊》本所附何校对勘;其中内容确有胜出诸本之处,于苏舜钦诗文的研究大有裨益,是一个传录何校的珍本。钱泰吉、秦更年二人的校语不仅可以补正何校之不足,其传录何校之精审,诸题识、跋语所展现出的人文精神和文献价值都足以为学林增色。

论《战国纵横家书》对苏秦事迹研究的贡献及价值

《战国策》、《史记》中关于苏秦事迹的记载历来存在错乱、混淆或杂糅的情况。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提供了比较集中的苏秦资料,可以校正和补充这一时段的历史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自得与自适——陶潜与苏轼的心态比较

陶潜与苏轼因所处时代背景、个性经历、人生观、世界观等方面的不同,其心态也有很大差别,集中体现为自得与自适的不同。四个角度来比较两者:(1)自我意识与理性精神;(2)悲与乐: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3)著境与通达;(4)避世与入世。

钟嵘《诗品》“陶潜诗源出于应璩”说所受批评考论

钟嵘《诗品》将陶潜列入中品,且以为其诗源出于应璩,这一断语至宋以后颇受人诟病指责。实际上,钟嵘此说之所以会导致宋以后普遍的批评,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应璩诗颇多亡佚,后人不得窥其全貌;二是陶潜诗由晦而显,至宋而极,后人遂以为应璩不足以笼罩陶潜耳。

学术的浮沉与学者的角色定位——以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的关注点、言说方式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保持着密切联系,自有思想史、学术史价值,这变化中又隐含着研究者不变的思维方式与立场。研究者借助研究对象参与到时代思想、文化大潮中,隐含着潜在的政治与事功诉求;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时代转型中,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的观念、方式几经调整,但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始终保留泛政治化特征,体现一代中国学人仍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中国学人积极的事功心态和非学术本位的学术观念,在周作人研究中有迹可寻,二者学术研究中隐含的自我社会角色认同的困境与偏颇,体现的乃是一代中国学人的文化症候。

武英殿刊刻医书略探

武英殿是一组始建于明朝的宫殿建筑,康熙十九年(1680年)将其左右廊房设为修书处,掌管刊印装裱书籍之事,史称武英殿造办处。其刻书活动长达200余年,所刻书籍版本精美,种类广泛,校勘专业,其中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皆出于此。通过从内容和版本的角度出发,对武英殿所刊刻的三种医书——《苏沈良方》《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和《御纂医宗金鉴》进行了初步分析和研究,旨在发现武英殿刊刻医书的特点,以期为古代京师中医药出版文化研究补充可参考资料。

《东坡志林·梦寐》探赜

《东坡志林·梦寐》共11篇,是苏轼对自己和他人的梦的记载。梦中或创作、论辩诗文,或与僧人交往、寻觅佛经、探讨佛理,或关切政治,或向往隐逸。通过对这些梦的解析,可以印证钱锺书先生《管锥编》中提出的若干关于梦的看法。

论苏轼诗文的史料价值——另一个角度看“苏海”

苏轼诗文除了具有文学价值外,还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于相关历史人物的研究具有旁证作用。苏轼的朋友刁约、佛印、道潜,其生卒年等基本情况在现存史料中存在抵牾、错误、缺失。苏轼诗文保存良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利用其资料对相关人物展开研究可以解决现存史料存在的疑难问题。这可以算作从另一个角度看"苏海"。

论苏辙《古史》对司马迁《史记》的重新书写——以尧舜故事为例

为补史料之阙,明圣人之意,苏辙在《史记》的基础上作《古史》,对上古三代至秦始皇时代的历史进行重新书写。《古史》除了对《史记》篇目进行调整之外,还对其中的史料做了甄别和取舍。在宋代孟子升格以及疑古成风的背景下,苏辙对主要来源于《孟子》的尧舜故事大刀阔斧地做了删改。总体来看,苏辙改写《史记》虽未达到其作史的目的,但对南宋义理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东坡笔下的“点茶三昧手”“南屏谦师”探究

关于苏东坡笔下的"点茶三昧手""南屏谦师",其佛事和茶事记载几乎为零。本文试图对一些现存史料与研究文章进行分析,列举出宋代杭州一带与"南屏"和"谦"字相关的四位法师的佛事与茶事履迹,通过分析神悟处谦法师、臻谦法师、南屏梵臻法师和"谦"师等四人种种迹象及其与苏东坡交往的关联度,认为臻谦法师的茶事痕迹与苏东坡关系最密,最符合和具备苏东坡所指的"南屏谦师"的条件,而臻谦法师则与南屏梵臻为同一人,也就是苏东坡笔下的"点茶三昧手"。

“吴用孙武,卒霸诸侯”考论

孙武因《孙子兵法》被吴王召见,“小试勒兵”,卒以为将,参与吴国的军事活动。阖庐三年,孙武参与了“拔舒”“执钟吾子”“灭徐”“克养”四战,吴军大胜。“光谋欲入郢”,孙武谏曰“民劳,未可,待之”,吴军“乃归”。四年,“取六与潜”,六年“伐楚取居巢”,九年伐楚入郢。柏举之战,夫概违命击楚,阖庐不罚,“君臣乖心,则孙子不能以应敌”,吴军败乱。夫概归国自立为王,阖庐再用孙武,击败夫概。伐楚“取番”,楚迁都于鄀,“改纪其政”,孙武事止。司马迁说“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霸诸侯”。

匠心独运——钱绍武的雕塑艺术

自留学归国后,钱绍武结合西方写实技法与中国传统艺术观念进行艺术实践,创作出一批形神兼备的雕塑经典。《炎帝像》探索雕塑与空间的关系,通过点、线、面的组织增强雕塑的形式美与空间感;《李大钊纪念像》的创作,注重对雕塑整体与局部关系的思考,以体块创作为基础,具有整体感;而《李白》等作品,则以中国古典美学融入西方当代雕塑,将中国传统艺术中“写意”观念与现代雕塑形式相结合,探索现代雕塑的民族化道路。

浅述钱锺书对苏东坡赋的英文评论

在为英国学人李高洁的苏东坡赋英译本所作的英文书评与英文序言中，钱锺书高度肯定了苏东坡赋的美学价值与历史地位。在他看来，苏东坡赋是“苏东坡最高艺术成就的体现”；他同时认为，苏东坡是“庾信之后最伟大的赋作者”。本文拟结合《管锥编》、《谈艺录》、《中书君诗初刊》等著述，对钱锺书高度推崇苏东坡赋的理据、对庾信赋的前后评价不一以及借用西洋音乐术语“速度”评论苏东坡赋等问题加以剖析。

诗学的宝藏——秦更年过录何焯校本《苏学士文集》及诗学价值

秦更年过录本何焯校《苏学士文集》传自钱泰吉转录之元本,又以唐仁寿过录钱本、《四部丛刊》本所附何校对勘;其中内容确有胜出诸本之处,于苏舜钦诗文的研究大有裨益,是一个传录何校的珍本。钱泰吉、秦更年二人的校语不仅可以补正何校之不足,其传录何校之精审,诸题识、跋语所展现出的人文精神和诗学文献价值都值得为学林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