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自动更新升级软件SUS研究

介绍了微软的相关系统补丁升级管理软件SUS(软件更新服务)、WUS(Windows更新服务)、SMS(系统管理服务器)以及与系统补丁升级相关的MBSA(微软基准安全分析器),阐述了各自特点、相互关系;主要就SUS 1.0的配置方法、数据备份、SUS升级后效果验证方法和客户端升级的报表进行了详细说明,相对SUS 1.0,简要说明了SUS 2.0进行的功能扩充及特点。

《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版本源流考

明代熊宗立所撰《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是首部通俗化《难经》注本。全书语言通俗,浅显易懂,为学习《难经》的门径书。其四卷本系统囊括国内诸传本,六卷本始于原书。本文通过综合考查历代史志、书目著录,结合《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国内外馆藏情况,对其版本源流进行梳理,发现该书国内传本有四仁堂本、富春堂本、种德堂本及存德堂本,上述传本均源自同一四卷本,且与原刻本分卷不同,阙误较多,整体质量较差,皆非善本。日本传本始于谷野一柏所刊天文五年(1536年)本,又有元和三年(1617年)、宽永四年(1627年)、宽永十年(1633年)、正保二年(1645年)刻本,及以和刻本为基础的活字本、抄本。日本传本内容完整,版面清朗,极大程度地保留了该书原貌。此外,该书尚有朝鲜刻本传世。

论《大武》《武》《武宿夜》乐舞之不同

《武》与《大武》的关系,自《诗小序》将二者合而论之,后世经解常将二者混同,虽有诸多讨论《大武乐章》,却皆未能定诂。若从舞蹈史角度观察,《大武》流传于秦汉魏晋间,用于宗庙祭祀,皆有舞无歌。早期文献所载之《武》,为天子、诸侯通用之乐,以六成为制,以象武德。《大武》为天子礼乐,以九变为乐制,以象周道。《白虎通》言周公合《酌》《象》为《大武》,故《武》与《大武》绝非同一乐舞。周宗庙祭祀的《武宿夜》,用于乐皇尸仪式,当为文王所作武乐。三者分别作于成王、武王、文王时,其用乐规格不同、舞蹈体制有别、施用礼仪各异,是三个不同的舞蹈。

Supermap Deskpro软件和马尔克夫模型在乌梁素海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分析中的应用

本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Supermap Deskpro对1996年和2004年的影像数据进行处理,获得各景观要素的面积,以所获得的数据为基础,运用马尔克夫模型对乌梁素海湿地各景观要素面积变化情况进行预测和分析。结果表明,乌梁素海湿地正在向沼泽化和荒漠化演变。

“汉壁晨驰大将床”典故发微——兼析王世贞、吴乔对严羽用典理念的不同接受

王世贞有七律《寄赠杨仲芳武选》,吴乔认为其中“汉壁晨驰大将床”句化用《左传》中华元夜登子反之床的记载,故批评“晨”字不当。实则该句典源为《史记》中刘邦晨入韩信寝帐夺印事,诗人以此书写明帝收缴卧病在床的大将军仇鸾的军权和将印。吴乔对该句的误批,表层原因是误会了该诗的创作时间,深层原因则是用典理念与王不同。王世贞通过揣摩苏轼的用典实例而接受了严羽的主张,因此不追求诗句的直接切题,不追求用语与典源的一致。吴则以严说为谬,强调典故下字要有来历,故以“床”字为线索而误认典源,也误导了后世学人。有此个案,则宋人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加以研究。

傅抱石人物画《苏武牧羊》与日本绘画关系考释

关于傅抱石的人物画《苏武牧羊》是否受日本绘画影响,学界对此意见不一。对比构图内容、人物形象塑造发现《苏武牧羊》很可能借鉴了中村不折的油画《苏武之苦节》,而傅抱石观看此幅画作图像的途径可能是他在日本收集的画册图录或通过国内的美术刊物《北洋画报》等。此外参照《苏武之苦节》可认为《苏武牧羊》的画题是“苏李诀别”,同时结合时局背景来看《苏武牧羊》的创作背后潜藏的是其深深爱国之情。

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视域下中国经典故事的世界性书写策略--以《苏武牧羊》为例

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使之与我国综合实力相适应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中国经典故事内蕴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内容,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资源。中国经典故事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曹文轩20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苏武牧羊》,对最早记载于《汉书》中的苏武北海牧羊的故事进行了具有世界性面向的重新书写。作家在对中国经典历史故事的世界性讲述中,择取全新叙事策略,对原初叙事重心和主题进行重塑,努力减少可能因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文化壁垒而产生的文化传播阻力。曹文轩的“新”小说《苏武牧羊》挖掘本土性经典文化资源,通过世界性书写策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典型案例。

苏武牧羊北海故地考

依据地理、人文等多项资料,考订匈奴囚禁苏武的北海应为甘肃省民勤县境内的白亭海。民勤位于源出祁连山的石羊河尾闾,古时积水成巨浸,名白亭海,或简称白海。北海或为白海之误。当时匈奴政治中心统万城,位于现在陕西省靖边县境内。苏武囚禁地应适当偏离政治中心又不过于隔绝,才便于发挥政治筹码的作用。白亭海去统万城大约4日马程。而去贝加尔湖快马也要10天以上。霍去病率大军讨伐匈奴大获全胜,夺取了祁连山和焉支山地带,匈奴受重创。但此役只“断匈奴右臂”,并未使匈奴遁迹河西,地处祁连山以北100多公里的白亭海仍为匈奴所盘踞,并囚禁苏武于此。

蒙药孟根乌苏(水银)炮制品、孟根乌苏(水银)-18味丸与硫化汞、氯化汞、氯化亚汞急性毒性的比较研究

目的:对比研究孟根乌苏(水银)炮制品、孟根乌苏(水银)-18味丸与硫化汞、氯化汞、氯化亚汞对大鼠单次给药后的急性毒性。方法:将Wistar雄性大鼠,根据体重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孟根乌苏(水银)炮制品低、高剂量组(0.033,0.33 g·kg-1·d-1)、孟根乌苏-18味丸低、高剂量组(0.29,2.9 g·kg-1·d-1)、孟根乌苏-18味丸简化方组(0.26 g·kg-1·d-1)、硫化汞组(17.39 mg·kg-1·d-1)、氯化汞组(4.06 mg·kg-1·d-1)、氯化亚汞组(35.3 mg·kg-1·d-1)共9组,每组6只。各组大鼠适应1周后,灌胃给药1次,24 h后取材,分别检测肝肾功能,肝肾组织形态学变化;并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OE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法测肾汞蓄积量;原位末端标记(TUNEL)法测肾细胞凋亡;免疫组化法测肾Ⅲ型胶原蛋白表达;实时荧光定量PCR(Real-Time-PCR)法检测肾脏MT-1、MT-2基因表达的变化。结果:各组大鼠血清ALT、AST检测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氯化亚汞组大鼠血清CREA和UREA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和孟根乌苏炮制品低剂量组(P<0.01)。肝脏和肾脏病理检查结果表明,孟根乌苏炮制品和孟根乌苏-18味丸低剂量组肝细胞肿胀变性程度较轻,肾小球病变不明显,孟根乌苏炮制品和孟根乌苏-18味丸高剂量组以及硫化汞组大鼠肝脏、肾脏均出现了一定的病理变化,而氯化汞、氯化亚汞组大鼠肝肾病理变化更显著。与正常对照组和孟根乌苏炮制品低剂量组相比,氯化汞和氯化亚汞组大鼠肾汞蓄积量显著升高(P<0.01);硫化汞、氯化汞、氯化亚汞组大鼠肾细胞凋亡率和Ⅲ型胶原蛋白表达显著升高(P<0.01);氯化汞、氯化亚汞组大鼠肾组织中MT-1和MT-2 m RNA表达显著升高(P<0.05或P<0.01)。结论:大鼠单次给药后,临床常用量的孟根乌苏炮制品和孟根乌苏-18味丸毒性要远远小于氯化汞、氯化亚汞。

蒙药孟根乌苏(水银)炮制法探微

目的:考证蒙药孟根乌苏历代的炮制方法。方法:查阅古代和现代孟根乌苏炮制的文献资料,对古今文献中所收载的孟根乌苏炮制方法进行归纳、整理和文献循证。结果:蒙药孟根乌苏传统炮制方法始见于18世纪的《必用药剂诸品》,历代炮制分为除垢、去毒以及具体炮制等3个环节,炮制方法有软、热、寒、平、显、猛、缓、白、黑、速、硬制法等11种,历代炮制方法中有炮制名称一致,但炮制方法不一样,或炮制名称不一致,但炮制方法一样的现象。依据炮制内容可分为7种,其中孟根乌苏用硫黄炮制应用较为广泛。而现今沿用的仍以孟根乌苏用硫黄的炮制方法为主,分为热制法和寒制法2种,其来源于《甘露四部》的猛制法和平制法,并忽略除垢和去毒重要环节,而其他炮制方法已很少用或不用。结论:孟根乌苏用硫黄炮制方法至今使用。

蒙药孟根乌苏(水银)炮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

目的探讨蒙药孟根乌苏(水银)炮制中存在的问题。方法对古今文献中所收载的孟根乌苏炮制有关的内容,在进行归纳、整理的基础上,结合蒙医药临床实际现状,从炮制传承性、工艺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等方面探讨了孟根乌苏炮制中存在的问题。结果古今热制法、寒制法名同质异,炮制忽略了除垢和去毒重要环节,古今炮制工艺参数不同,炮制品质量标准欠规范,炮制品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完全阐明。结论孟根乌苏炮制的规范化、标准化以及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有待进一步阐明。

小议“虚不受补”

受《内经》所论"传化之府受五脏之浊气"的启发,对临床"虚不受补"理论进行分析,提出临床虚不受补可能是由于脏腑功能虚弱导致五脏浊气久留体内、因虚致实,补益药不能与正气相接反助邪生患。强调临床治疗需明辨虚实,以免出现虚虚实实的错误。

蒙药孟根乌苏(水银)-18味丸对大鼠肾脏毒性初步研究

目的观察孟根乌苏(水银)-18味丸对大鼠肾脏功能的影响,探讨其肾毒性。方法将Wistar雄性大鼠根据体质量随机分为8组:正常对照组,孟根乌苏-18味丸低、中、高剂量组,孟根乌苏炮制品组,硫化汞组,氯化汞组,氯化亚汞组,每组10只。各组大鼠给予相应药物灌胃,连续15 d。分别检测大鼠血清尿素(UREA)、肌酐(CREA)水平,观察肾组织形态学变化,并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检测肾汞蓄积量,原位末端标记法检测肾细胞凋亡,免疫组化检测肾Ⅲ型胶原蛋白表达,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肾脏金属硫蛋白(MT)-1、MT-2基因表达。结果氯化汞、氯化亚汞大鼠肾脏指数比正常对照组和孟根乌苏炮制品组显著升高(P<0.01);各组大鼠血清CREA和UREA含量无显著差异。肾脏病理观查结果表明,孟根乌苏-18味丸低剂量组(临床常用剂量)大鼠肾脏出现一定的病理损伤,表现为肾小球轻度肥大、肾小管上皮中度肿胀变性,孟根乌苏-18味丸中、高剂量组肾脏也出现一定损伤,硫化汞组、氯化汞组、氯化亚汞组大鼠肾病理变化更显著。与正常对照组和孟根乌苏炮制品组比较,氯化汞组和氯化亚汞组大鼠肾汞蓄积量显著升高(P<0.01),氯化汞组、氯化亚汞组大鼠肾细胞凋亡率显著升高(P<0.01),硫化汞组、氯化汞组、氯化亚汞组大鼠肾脏Ⅲ型胶原蛋白表达显著升高(P<0.05,P<0.0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氯化亚汞组大鼠肾组织中MT-1 m RNA表达显著升高(P<0.05),氯化汞组、氯化亚汞组大鼠肾组织中MT-2 m RNA表达显著升高(P<0.05,P<0.01);与孟根乌苏炮制品组比较,氯化亚汞组大鼠肾组织中MT-1 m RNA表达显著升高(P<0.05)。结论临床常用剂量孟根乌苏-18味丸在15 d用药过程中未对大鼠肾脏功能造成明显的损伤。

蒙成药孟根乌苏-18味丸的急性毒性和长期毒性研究

目的:观察孟根乌苏-18味丸的急性毒性和长期毒性反应,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最大允许浓度(0.4 g·m L-1)在6 h内灌胃给予小鼠孟根乌苏-18味丸混悬液两次(0.2 m L/10 g),观察14天,考察其急性毒性反应;大鼠每天分别灌胃给予孟根乌苏-18味丸高、中、低剂量(3.67 g·kg-1、1.84 g·kg-1、0.92 g·kg-1)1次,连续给药180天,停药观察60天。结果:孟根乌苏-18味丸最大耐受量>16 g·kg-1(相当临床用量的436.36倍)。给药180天后,与对照组相比,孟根乌苏-18味丸高剂量组ALB、UREA、AST、TBIL、CHOL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中剂量ALB、UREA有显著性差异(P<0.05),低剂量组无显著性差异;高剂量组出现蛋白管型伴近曲小管上皮细胞不同程度变性坏死。停药60天后,与对照组比较,各组动物的一般状况、体质量、血液学指标、血清生化学指标、脏器系数等无显著性差异,高剂量组肾脏器质性病变出现了恢复趋势。结论:孟根乌苏-18味丸大鼠灌胃给药的基本安全剂量为0.92 g·kg-1(相当于临床拟用剂量的25倍)。

元代礼失百年与明初礼制变革

朱元璋一改历代因袭前朝礼制的传统,开国之初即弃元礼不用,而另谋擘划一代礼制,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元明之际"华风沦没、彝道倾颓"的礼俗现状使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不仅为朱元璋的礼治宏图提供了反面借鉴,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的治政作用,从而将礼治推到"国之纪纲"的政治高度,并且属意于创立一代礼制。朱元璋的制礼思路主要是因袭前代之制,稍加损益以合时宜,但元代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带有浓厚的蒙古特色,严重偏离了历代相承的"礼统",不堪新诞生的汉族政权袭用,构成明初礼制变革的根本原因。自元礼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种断裂,但以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对元代礼失百年的一种反正,又是一种延续。

蒙药孟根乌苏(水银)-18味丸的方药组成考证

蒙药孟根乌苏(水银)-18味丸源于《甘露四部》,在该书中名为金-18,孟根乌苏-18方名首见于《蒙医金匮》,后代医家对其组成和用量有所调整,直至《内蒙古蒙成药标准》的颁布,使其统一而趋于固定。在不同时期药物组成有17、18、19味不同,至少出现5个不同药物组成的孟根乌苏-18方。但其中制水银、诃子、草乌、硫黄、苘麻子、决明子、白云香、木香、石菖蒲、苏格木勒、石膏、肉豆蔻、丁香、草果、红花、黑云香等16味药物是固定不变的。孟根乌苏-18味丸的药物配比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一致现象,其落差显著,单味药物配比变化较大的属硫黄和白云香,其次有苘麻子、决明子、草果、文冠木。沿用至今的孟根乌苏-18味丸与《甘露四部》载金-18方是药物组成相同的同方异名,与《蒙医金匮》和《诃黎勒晶珠解疑难经》载孟根乌苏-18方药物组成和配比均相同的同方同名。

画中之羊与苏武之象：从陈洪绶的两件《苏李泣别图》说起

本文将陈洪绶分别作于约1635和1646的两件《苏李泣别图》作为着眼点,首先分析了两件看似同样主题和内容的画作在细节和风格上的差别。经由1646年的《苏李泣别图》中羊群的形象出发,探究了陈洪绶的画法与宋元画史脉络的关联。随后,论文从明清时代接受史的角度,揭示了画中之羊在宋元以下对苏武故事的象征性。论文的最后部分,则进一步从时代背景和风格源头着眼,阐释了两件《苏李泣别图》中微妙的差异。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

汉魏六朝书信体文章中,与《答苏武书》文风相似的作品在汉末魏晋时期才较多涌现,作为一个在《汉书》本传记载中仅能撰作质朴楚歌歌辞的武士,李陵不可能写出情采并茂的书信。《答苏武书》当系汉末魏晋人拟托之作。六朝人论文、选文大力标榜“情采”,自汉至梁同情李陵的声音绵绵不绝,是《答苏武书》在六朝及后世受到注重的主要原因。

论郑虔事件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杜甫奉儒守官 ,自比稷契 ,他对朝廷处分陷贼官吏是支持的 ,对能持节不辱者尤表赞赏。但是 ,杜甫以为郑虔并未附贼 ,不应被贬职 ,故多次把郑虔比成苏武 ,为他鸣不平。朝廷对陷贼官吏的态度前后不一 ,使杜甫赠郑虔诗的内容呈现出复杂性。郑虔事件对杜甫当时的心境和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

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夷夏之辨不仅反映于上古典籍,而且到中古时期就借助于苏武、王昭君、蔡文姬的故事得到文学化的表达,并以典故或素材的形式参与后代文学文本的构成,以意象化的方式强化了其文化内涵及认同。同时,夷夏之辨中文化品味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也通过个人体验显示出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古典文学与夷夏之辨及文化认同的复杂关系,可通过若干历史人物和诗歌作品的具体分析而得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