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definition of agricultur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this paper takes the two most important fo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regarding agricultur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patent rights and new plant variety rights as an example,to expou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 China.It reveals the proble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s follows:the awaren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s weak;the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s not sound;the protection system is not perfect;the management system lacks standardization.It furth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s follows:promote the protection awareness of agricultur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 whole society;enact special law system to protect agricultur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improve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 China.

论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同意撤回权的行使

为充分尊重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的真实意思与自主决定,《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赋予了提供者随时无条件退出的权利,即同意撤回权。“随时无条件退出”意味着提供者有权在任何阶段撤回其同意并无需因此承担任何不利后果。为确保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同意撤回权得到法治实现,应充分告知以保障提供者的知情权,同时建立机构管理体系与撤回机制,并加强伦理审查,最终形成提供者终止参与、遗传资源销毁或删除及不再利用等法律效果。

基因识别数据安全标准解读

基因识别数据具有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研究开发以及产业应用等多重属性。基因识别数据具有数量巨大、类型多样、应用场景复杂以及相关人员众多等特点。在使用基因识别数据时,要同时兼顾其作为个人信息时的隐私保护,作为研发对象的研究开发的需求以及一定数量时的国家遗传资源保护的必要性。基于GB/T 41806—2022《信息安全技术 基因识别数据安全要求》标准,针对基因识别数据的定位、安全保护现状、相关的立法以及标准体系进行介绍,从而引申出该标准制定的目的、内容和意义,使大众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该标准。

基于经济租值耗散理论的水权制度市场化改革及其绩效评价

尽管以往研究运用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管制结构—体制选择行为—经济制度绩效”范式解释了我国农业经济转轨的本质及其制度绩效提升的机制,但这一范式尚未运用于我国水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研究。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对我国水权制度市场化改革现象和政策的梳理,得出以下理论假说:(1)我国水权制度改革的本质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如果从产权管制的角度考虑,其本质是政府对水权管制的放松。(2)政府对水权管制的放松使得水资源经济租值耗散减少、水权市场制度绩效提高。为了进一步论证上述假说,在可交易水权制度和农业剩余水权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市场交易背景下,定义了水资源经济租值,并通过经济模型推导了水资源经济租值的市场逻辑。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政府水权管制结构下的水权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逻辑及水资源经济租值耗散结果。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水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为水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对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保护的思考

随着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成为我国和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权利主体、客体界限、国际贸易、国计民生、农民权利等方面分析了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存在的个性特征,并针对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面临的认知度低、资源共享平衡诉求和国际国内法规协调衔接等困境,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研究的医学伦理审查挑战与困境

人类遗传资源是孕育尖端生物科技的知识宝库、是精准医学的基石。随着基因诊断及个性化诊疗的推进,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研究激增。人类遗传资源人格与财产、物质与信息的双重属性也给伦理审查带来了挑战。涉及遗传资源研究伦理审核的难点主要包括如何落实知情同意和如何做好受试者保护、如何平衡个体与家庭的利益、处理概括同意与具体同意的关系以及受试者获益等。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医学伦理困境的反思与解决策略:健全现有法律体系,提升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文件的效力层级;完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的条款及规定,将知情同意法律化;完善伦理治理规范,利用规范的灵活性对不宜写入法律的有关内容进行约束;应明确规定权利主体及人类遗传资源开发利用所衍生权益归属问题,遗传资源保护与技术共赢"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重塑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制度

根据产权理论及森林资源的特殊性 ,界定了国有林区森林资源产权及其制度的基本内涵 ,指出要从纵横两个方面认识森林资源产权 ;分析了国有林区森林资源产权的有限多元化、不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以及国有森林产权制度的成本过高的制度性缺陷 ;提出了森林资源配置效率是产权制度效率的判断标准 ;最后设计出在林地及部分公益林资源国有的框架下 ,实行森林、林木及其他多种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的多元化主体的分散产权制度。

数字信息资源呈缴制度中的主体权益探析

呈缴制度是数字信息资源得以长期保存的法律基础。呈缴者、管理者和受缴者构成了数字信息资源呈缴制度中的三大主体。数字信息资源呈缴制度中的主体是呈缴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首要因素,只有对他们的权益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使呈缴者和受缴者的权益得到保障,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数字信息资源呈缴制度得以有效实施,进而实现呈缴制度的立法目标,即实现人类文化遗产的长期保存和有效利用。

论农业遗传资源权的保护

随着知识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促进信息价值的知识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农业遗传资源具有产权、信息等多元价值,是提高知识经济竞争能力的重要资源。但是,由于我国农业遗传资源存在权属不明确、权利保护缺失等问题,使得农业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面临严峻的形势。因此,在国际条约完善的基础上,创设农业遗传资源的专门权保护,明确专门权和农业遗传资源权的关系,论证农业遗传资源权的性质、主体、客体等内容,阐释农业遗传资源权的具体权利内容。从整体上,构建农业遗传资源专门权的权利保护体系。

我国保护与利用植物遗传资源的制度选择

保护、研究开发和使用植物遗传资源是一个由许多当事人共同参与的复杂系统。如何正确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分享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维持"植物遗传资源系统"持续运转的关键。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可以考虑的制度选择,提出维护植物遗传资源主权的国际战略和在国内建立一套保障农民权利实现的制度机制与措施。

基于公共领域理论的传统医药知识及相关资源保护

以知识产权法的公共领域理论为视角,讨论公共领域知识的特征、权益主体、利益原则,结合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传统医药知识的公共领域属性和法律地位,对传统医药知识及相关资源保护的策略进行了分析。思考和梳理我国传统医学知识及相关资源保护的制度架构与缺陷。提出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需要采取相关措施,努力争取我国传统医药和相关资源在国际知识产权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和知识权益,实现中医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及国际医药知识体系的对接,促进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与发展。

遗传资源保护路径选择的理论基础

遗传资源的价值在于遗传材料所蕴含的遗传功能信息而不在于遗传材料本身,过于注重遗传材料的物理属性而忽略遗传资源的信息资产价值是现有国内外遗传资源保护制度存在的明显缺陷,片面追求遗传资源保护的经济价值而忽略其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是遗传资源保护理论研究的明显误区。突破物权制度的藩篱,从无形财产的视阈深入研究遗传资源以及遗传资源权的概念、权利客体及权利主体等理论问题,把握遗传资源的财产属性,并以此为基础探寻合理的保护路径是遗传资源研究的新思路,也是本文的主旨。

遗传资源财产权法律逻辑诠释——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中心

《生物多样性公约》建构了以遗传资源利益分享权为支点的遗传资源财产权。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遗传资源财产权,内蕴着从遗传资源所有权递进到遗传资源特别财产权利的法律逻辑,隐藏着遗传资源所有权和遗传资源特别财产权利的内涵。遗传资源特别财产权利,为我国制定遗传资源(财产权)保护法提供了理论支持,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提供了私权保障。

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衍生所有权和修饰权

本文探讨了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与衍生所有权、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权概念。所谓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即对生物遗传资源的载体——生物体、生殖细胞以及生物的遗传信息都拥有的所有权。生物遗传资源的衍生所有权即在一种生物遗传资源被商业修饰后,那些对这种生物遗传资源拥有元所有权的国家仍拥有的部分所有权利。目前生物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中的许多混乱是因为未能区分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与衍生所有权。对任何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应本着“尊重生命”的原则,这个原则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中强调的“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的观点一致,生物多样性的内禀价值既包括物种的生存价值,也包括物种生存价值的外延,即物种个体的生存价值。行使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权还应本着“保存”、“善意修饰”、“预防恶意修饰”的掌握,以及促进人类福祉的原则,如增加农作物产量、降低有害物质含量、增加作物和家畜的抗病性、有益生态环境保护等等。人类自身的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权由人类的多数公意决定或国家行使。对任何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还应防止有意危害人类、野生生物的遗传结构稳定、甚至在实验室创造新的、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有害生物的恶意修饰。

基因资源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

主要研究了基因资源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着重利用产权理论中的经济效率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的理论探讨。根据产权安排的私有化程度,把实践中存在的基因资源的产权安排形式归纳为四种类型,比较了每一产权安排的交易成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随着产权安排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提高,而生产成本随着产权安排的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由此得出基因资源产权安排的总成本在产权的私有化程度适度时比较小。因而,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考虑,基因资源的产权安排应采取国家所有权形式或社区所有权形式,不适宜采取人类共同产权形式或私人产权形式。

生物剽窃的法律问题初探

生物剽窃的法律问题是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若干知识产权问题下辖的子课题之一。它缘起于现代生物产业的发展以及南北国家在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保护和惠益分享等问题上的矛盾。之所以要对生物剽窃进行规范是因为它不仅减少和破坏了生物多样性,而且侵害了资源输出国、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相关权利和经济利益。其行为构成包括:未经相关权利人的事先许可,申报专利时隐瞒来源以及独自享有因此获得的收益。

浅析遗传资源权的制度构建

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关系到生物安全、环境保护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当前,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生物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进行掠夺,通过知识产权的取得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反过来又增加了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存成本。应该说这是与《世界人权公约》以及W IPO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相符合的。因此,加强对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构建遗传资源权制度,是每个国家在后TR IPS时代都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我国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

在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以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最重要的2种知识产权保护形式———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为例,阐述了我国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管理体制不规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提高全社会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意识;设立专门的法律制度保护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完善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管理体制;加强我国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保护。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法学阐释

与自然资源产权不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是自然资源资产化后的产权,强调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化,同时也强调资源的生态性。它是依附于自然资源所有权而派生出的自然资源财产权,包括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经营管理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种具体权利的复合财产权利,是一个具有"生态性"、"空间性"和"动态性"特征的庞大的"权利束"。受单行自然资源的属性差异和现有立法的局限,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法律关系非常复杂,其客体是土地、水、森林、草原等受法律认可的具经济和生态属性的单行自然资源;其主体类型多样,包括国家、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组织等;其权能体系由自然资源所有权、经济性权利和生态性权利等构成。

上海市积极老龄化的实践与启示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快速、老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最大挑战与常态性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的“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际上是积极老龄化在我国国家层面上的全面部署。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理念,积极老龄化既涉及现代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问题,也涉及老龄群体作为稀缺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从我国地区层面来看,人口深度老龄化的上海市,已成为开展积极老龄化实践的重要样本城市,其在养老保障、养老服务、老年医疗、老年教育等方面践行积极老龄化理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在人口老龄化应对策略、积极老龄化推进约束、积极老龄化责任主体明确、老年人群优势发掘、养老服务新格局构建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