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森林公园农户旅游收益、损失与保护态度的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利用福建省城郊森林公园周边52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对森林公园旅游开发的损失和收益感知,采用Probit回归对这些感知变量和农户的森林公园保护态度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林副产品采集受限、薪柴采集受限和木材采伐受限是农户损失感知最明显的3个变量,但是薪柴采集对农户保护态度并无显著关系;野生动物致害、林副产品采集受限和木材采伐受限等3个会明显导致农户经济创收水平下降的变量对农户保护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旅游开发收益中感知最明显的是改善通行条件,其次是获得就业机会、增加非农收入和增加休闲游乐场所;而对农户保护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的主要为获得就业机会、改善通行条件、增加休闲游乐场所和发展旅游项目4个变量。为了促进城郊森林公园的有效保护和与社区的协同发展,森林公园管理方应主动将周边农户的生计发展纳入管理范畴,并与周边农户合作,以共生互补的方式进行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和管理工作。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近郊农户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基于湖北省440户征地问卷的调查

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近郊农户摆脱短富返贫的“征地诅咒”、真正融入城市的关键在于提升其市民化能力。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将城镇化中的土地红利转化为市民化能力是其避免“短富返贫”、构建其市民化能力的核心。以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农户市民化能力的评价维度,运用因子分析法与灰色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湖北省鄂州市与宜昌市12个近郊村与440户农村家庭的市民化能力进行评价,并通过PSM-DID模型检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市民化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城镇化中的农户市民化能力由协调能力、就业能力、保障能力、学习能力、经济能力构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能促进近郊农户市民化能力的提升。理论分析结合案例实践得到的启示:首先,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明晰产权、组织再造,规范与激励村集体经济实现规模化经营;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提供公共治理与服务,最终实现集体经济的共建共治共享,促进农户市民化能力的提升。

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困境与社会政策的完善

城郊失地农民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社会认同困境。因此,要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政策,提高政策满意度;优化就业政策体系,提高就业能力;完善撤村建居管理和服务,加强社区建设;健全教育政策,提高文化科技素质,以增进城郊失地农民的制度、经济、文化以及市民身份认同。

从招赘婚姻看城郊农民市民化：以萧山R村为例

近几年来,浙江城郊农村撤村建居过程中招赘婚姻比例上升。本文阐释这类现象背后的行动逻辑,即招赘婚姻的正功能,以及可能给农民市民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由此呈现农民市民化的复杂性。

城郊农民非农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村发生着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浩大的农民非农化变迁。城郊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必然成为这一变迁中的首要场所。文章从经济、身份、权利待遇、心理文化等层面来分析城郊农民非农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西部小城镇城郊农户兼业初探——以四川省丹棱县板桥村为例

当前西部小城镇城郊农户兼业现象相当普遍,为了探明其兼营状况,基于对小城镇城郊农户的典型抽样调查,分析了其兼业现状及特点,揭示了农户兼业的原因,指出了存在的消极影响,并针对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于城市郊区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思考

推动城郊农民的市民化,是我国破除原有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格局,实现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深入研究城郊农民实现市民化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农民群体分化视角下的市民化路径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深入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建设,需要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而农民市民化已经分化为农民工市民化、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和居村农民市民化。在农民市民化群体出现分化的背景下,阐述农民市民化的内涵和现状,剖析农民市民化制约性因素,分析农民市民化的路径选择。

大城市郊区农民城市化路径研究

农民城市化的发展样态是学界极为关注的研究主题,而城市化对象本身也存在差异。由于大城市郊区农村的独特性,使得其城市化必然与一般中西部农村城镇化存在截然不同的规律和特点。通过对武汉市近郊农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地农民家庭并不止步于原有的低度城市化,在居住环境、就业选择以及生活方式等三个方面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追求,可以认为城郊农民家庭正在经历一场深度城市化。因此,通过对其表现形式、动力来源以及实现方式进行相应的分析和解释,以揭示城郊农民深度城市化的实践逻辑,从而深入理解城郊农民家庭的城市化行为,进而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发展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索与推进。

庭·院·园——上海市郊区村民住宅设计竞赛的三个方案

城市化进程中的郊区村民住宅设计应当能够承转接合传统生活模式与现代生活方式。文章介绍的三个住宅设计方案以多样化的庭院为载体,承载农民在逐渐远离土地的过程中对土地的依恋之情,同时对住宅的生态设计、节能设计提出可行的构想。

城郊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心理障碍归因及政策干预——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心理障碍是城镇化背景下城郊失地农民融入城市最大的内生阻力。文章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杭州城郊两个失地农民安置社区40位失地农民进行了深度访谈，探究其转变为市民身份后在城市生活的心理状态。结果发现，在城郊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政治权利、经济权益、文化观念与社会资本四个主范畴的不同因素分别使失地农民产生了一系列心理障碍，如缺乏安全感、缺乏归属感、相对剥夺感和缺乏自我满足感等心理障碍。在编码过程生成的城郊失地农民的政治-心理融入、经济-心理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和社会-心理融入四个主范畴基础上，进而生成了城郊失地农民城市融入心理障碍化解影响因素的一个核心范畴，基于此构建出其结构模型并通过交叉列联表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分析，以期为有效缓解当前城郊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的内生阻力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充实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理论研究。

行政整合与治理性团结:大都市郊区农村基层治理转型

本文立足我国东部大都市郊区农村的基层治理实践,从权威组织、集体资源和治理规则三个层面,揭示了以“集体”为媒介的行政整合机制及其后果。首先,基层政府通过村干部的正式化和选举程序的制度化,推动了“集体”组织的行政化,实现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组织化联结。其次,通过将村级组织的治理实践纳入规范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基层政府实现了对农村集体资源的制度化控制和规则化分配。再次,村集体资源的再分配形塑了村民较高的组织认同,重塑了基层组织的权威结构。最后,以农民“集体”为媒介的行政整合机制深刻改变了郊区农村的团结模式,形成了村庄社会的治理性团结。这种“集体”团结模式体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在实践中的“二元合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