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昙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初探

瞿昙寺壁画分为两大系统,即藏传佛教密宗图像和汉传佛教传记、经变图像,技法上也体现出汉藏两种风格。其中该寺瞿昙殿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为明代汉式风格,是研究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像流变和明代河湟地区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的珍贵资料。文章通过文献对照和实物分析对瞿昙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做了初步探讨。首先对壁画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其次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认为瞿昙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出自北宋惟白撰写的《文殊指南图赞》,跟山西崇善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一脉相承。由于画面人物不多,瞿昙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更多地将精力放在画面场景的设计上,讲究画面的构图均衡和空间处理,整个画面充满田园情调,带有浓郁的“人文画”气息。根据瞿昙殿及其他主要建筑的具体建成时间,初步判断瞿昙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绘制年代应在1391年至1430年之间。至于画师身份,从壁画图像范式、人物造型、场景风物和笔墨技法看,应该是汉族画师,可能来自河湟地区周边。

红孩儿形象考论

《西游记》中红孩儿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儿童形象,是在结合明前的文化原型基础上经过宗教互文、神话互文、文本互文再加工创造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形象发展中,先后经历了鬼子母、圣婴大王到善财童子的过程;红孩儿使用的三昧真火融合了佛教禅定摄心的教义和道教五行生克的理念,是印度血统中国化、中国形象本土化、本土人物神话化的成功典型。

从“法华观音”到“华严观音”——莫高窟第464窟后室壁画定名及其与前室壁画之关系考论

关于莫高窟第464窟后室所绘的“观音现身”画面,学界一直认为是一铺观音经变。但近年有研究者提出新说,认为是据《大乘庄严宝王经》所绘,故而将其定名为大“乘庄严宝王经变”,并推论南壁所绘“上师”人物形象为该经中提到的“阿苏啰”、诸多头戴冠饰的形象为“日天”“月天”诸天神。文章通过详细比较、分析这两种不同的定名,并对敦煌发现的西夏文《观音经》绘图刻本进行研究后认为,后室“观音现身”是根据《法华经·观音普门品》所绘,仍然是一铺观音经变,画面中出现所绘“国师”或“帝师”形象很可能与窟主个人有关。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后代只重绘了前室和甬道,而有意保留后室壁画,很可能是考虑到“观音现身”与“善财童子寻访善知识”二者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进行了融通,而原本的“法华观音”也就转变为“华严观音”。

敦煌唐代的文殊菩萨图像试析

透过对现存敦煌文殊作品的观察,考量其所在位置,归纳作品构成形式与图像元素的发展概况。初唐时,除第220窟外,都见有法华经变作品,说明与法华经关系较密切。盛唐时,狮子图像与初唐一样是最明确的特征,也见有一组后来常见的大菩萨与俗装众随侍以及昆仑奴,但未形成固定模式。昆仑奴的出现,说明佛教造像除以佛经为文本外,亦纳入社会流行的题材。中唐时,与法华经变同时出现的情形减少,见有五台山图的文殊或在背景中加入更多山水云彩表现,应与五台山文殊信仰有关。晚唐时,无论其所在位置或作品组合要素,皆延续中唐发展。五代宋时,增加于阗王驾狮子与善财童子,或佛陀波利与大圣老人的形象。依敦煌写本资料,可知是与中原往来密切有关。

莫高窟第12窟华严经变图像解读

莫高窟晚唐时期第12窟画有8铺经变,其中北壁西侧的华严经变保存较为完好。依据残存的部分榜题,文章对经变的内容进行了考察,确定该经变主要依据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绘制,并对屏风中绘制的五十三参图像进行了辨识,确定了多数情节。

洪洞广胜寺下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图像考

洪洞广胜寺下寺大雄宝殿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绘于元代,是目前山西发现最早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壁画于民国初年被贩卖于美国,殿内现仅存九幅残块,摆放在大殿左侧架子上。壁画整体色彩丰富,线条流畅,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尤其是在善财童子的形象刻画上,是研究早期善财童子五十三壁画及华严经变图像珍贵的实物资料。

大足多宝塔南宋五十三参造像的重新调查

大足北山多宝塔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塔内现存五十三参造像57龛根据内容将这些造像分为两类:第一类仅表现了善财“初会文殊”与“末参普贤”(或“参访弥勒”)两个情节;第二类为邢信道施资所造五十余龛像,内容丰富。前者通过两铺图像象征性地表达了南参之事;后者属五十三参完整版,尽管有两铺残缺,仍堪称该类造像早期所存案例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