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在日受容研究——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为例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日本敕编汉籍目录,其内容、体例和思想主要参考了我国唐初时期著录最全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体现了多元受容的思想,可供目录学研究。文章主要从著录致用性、分类有序性、伦理价值性等方面,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和《隋书·经籍志》进行由浅入深的对比研究,并得出结论:古代日本对中国目录学的受容策略、经验与智慧,有助于完善展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和实践体系及其影响。

隋裴政墓志考释

裴政源自河东裴氏家族西眷裴房,并不属嫡传主脉。其祖在两晋之际南渡,于刘宋时出仕,族人多任武职,较之其他高门声名未赫。裴政本人活跃于萧梁武帝晚年及元帝时期,又历仕西魏、北周、隋等朝,亲历由南北朝分裂转向大一统的诸多重大时刻,特别其晚年的交游情况反映了南、北政治集团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斗争、整合。从裴政墓志文可知,传世文献中固然有错讹之处,但墓志文也因志主、书文者自身经历及时代限制而多有春秋笔法,二者应互校互证,严密推断,方能还原史实。

《四库全书总目》对《隋书·经籍志》的征引与辨正

《隋书·经籍志》著录了大量隋代藏书,且注文附载多为隋朝已散佚的典籍,反映出六朝书籍的大致存佚状况,它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典籍流传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文化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四库全书总目》征引《隋书·经籍志》,用以考证其所收录的唐前文献。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亦存在纰缪遗漏,《四库全书总目》凭藉有关文献典籍对其内容进行辨正补阙。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发覆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涉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与成书,以及《隋书·经籍志》道、佛两部的演变,然历代学者皆语焉不详。“五十五篇”实指“部类”而非“篇序”,其虽源自魏徵贞观年间整理图书所撰“书序”,且此“书序”后入《隋书·经籍志》成其“总序”,但魏徵并未参与编修《五代史志》,魏徵与《五代史志》经籍部分转变为《隋书·经籍志》无直接联系。今本《隋书·经籍志》分四部四十类,附道、佛两部及其大纲,与魏徵贞观初年整理图书典籍时的规划不同,是因《五代史志》对“五十五篇”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道、佛两部之细目,究其缘由,则是《五代史志》的官修史志性质以及对前代旧例的遵循。

《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

本文对《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进行较详细的注释,并恢复了《西域图记》有关吐火罗国的一条佚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隋书·西域传》与《西域图记》的关系及《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编纂特点。

女国是苏毗吗?——论女国与苏毗之差异及女国即苏毗说之缘起

"女国"即"苏毗"的观点曾在藏学界被许多学者采用并有相当影响。女国真的就是苏毗吗?文章在对女国与苏毗的地理位置及社会面貌等史实进行详细考证与比较后,认为女国即苏毗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文章还对导致女国即苏毗一说缘起的两条关键性史料即女国"王姓苏毗"和附国"西有女国"进行了深入辨析,发现这两条史料并不足以支撑女国即苏毗之结论。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发微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是迄今为止研究《隋志》的最为详尽之作,书首"叙录"部分巧为佳构,可谓引导读者学习和考察《隋志》的最佳资料。姚氏《叙录》采用辑录体式,辅以按语来解释、说明以及评论,藉此表达撰者观点和见解,其中针对《隋志》种种学术疑案的处理,足以解惑发蒙,启迪后学。本文拟结合《考证》及其书尾"后序",阐发《叙录》的微妙之处,为读者更好地利用《隋志》以及姚氏《考证》创造条件。

中国古代注释性书目述论

注释性书目和提要性书目、题录性书目一起构成古典书目的三大类型 ,但是目录学界一直缺乏对于注释性书目的认知和界定 ,造成了诸多误解。注释性书目源远流长 ,有效地揭示了文献信息 ,检索更为便捷 ,使书目更加工具书化 ;作为一种书目编纂传统 ,注释性书目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政统与道统之间: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

《汉志》等书目最初是受彼时朝廷旨意"典校祕书"且"因校书而叙目录"的结果,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在政教意图的指导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传统书目体现政教意图的主要书写范式,从而规定目录学者的职责。不同时期的目录学编纂者藉此不断调整,以使所编书目成为沟通统治阶级的政教意图与学术思想之间的重要媒介,为该时期的政权统治服务。而人伦道德、"风俗人心"作为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道德基础,又建构了以政教意图为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践行机制,使目录学著述能够承担起满足"时君世主"的需求与引导"风俗人心"的政治责任。

《文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考证

萧统所编《文选》载诸篇序共 70篇 ,其中以史辞为序者 10篇。这类序言 ,盖皆源于史书 ,作者别集编纂者或一些总集编纂者在编集时一并录入 ,可惜这些集子现已亡佚。从《文选》所载诸篇史辞类序 。

《汉志》与《隋志》的道家文献目录比较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道家文献有很大的差异,二者在数量、种类、形式、收录标准、注解等方面的不同,体现了道家的影响从黄老道家向老庄之学的演化。

何妥为西域人及其他--中华本《隋书·儒林传》校误

《隋书》是研究有隋一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隋书》是目前最为通行、最便阅读的重要版本。笔者在阅读中华点校本《隋书》时,发现其在点校方面仍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兹利用张元济百衲本《隋书》,参考南京图书馆藏武林竹简斋石印本等本子,对中华本《隋书》儒林传部分加以举证,如儒林何妥为西域人、刘绰师法郭懋而非郭懋當、隋书为唐时所编当避"渊"字讳等,以求教于方家。

地域文化与元代姚枢家族

元初姚枢家族在理学、政事、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姚氏原籍营州柳城这一北方各民族混居之地,对民族政权认同感强,容易接受蒙古政权。迁居洛阳后姚氏逐步转变为文化世家,姚枢与姚燧积极学习、传播理学,姚枢推行汉法,政绩卓著。姚氏还在诗文词及散曲等方面成就突出。姚氏的崛起与民族政权和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正误--以与今北京地区有关的州、郡为例

《隋书.地理志》与《旧唐书.地理志》所记北京地区的某些州、郡、县建置沿革,前后矛盾,疏漏多见,往往无所适从。本文试以《隋志》之玄州、平昌郡及《旧唐志》幽州大总管府、玄州、三河县、密云及燕乐县为例,加以考辨,以正其误。

尤袤《遂初堂书目》序跋考辨

当前宋史学界和历史文献学界对尤袤所撰《遂初堂书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杨万里所撰序文的名称和书后跋语中李焘之言在认识和表述上含混歧异。通过本文考证可知,杨万里之序名为《益斋藏书目序,》而非《遂初堂书目序》。至于陆友在该书跋尾所载李焘之言,乃是误植杨万里的序文。

论《隋书·经籍志》对《汉书·艺文志》的超越

《隋书·经籍志》既承续了《汉书·艺文志》的优良传统,又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对《汉书·艺文志》的超越。它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体例上更为统一,具备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是一部后出转精的目录学著作。了解《隋书·经籍志》对《汉书·艺文志》的超越,有助于正确认识《隋书·经籍志》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汉文史籍所载铁勒专传和专条的辨析

汉文文献中关于铁勒族的记载是研究铁勒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隋书》最早为铁勒立传,是研究铁勒史的基本史料。《隋书》之后编纂的有些史书在记述有关铁勒族的事迹时,以《隋书.铁勒传》作为蓝本,辗转抄录,没有补充新内容,所以只能作为第二手史料。但有些史书在参考《隋书.铁勒传》的基础上,增补前史所无的新资料,充实新内容,史料价值较高。

总集生成考——兼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

总集编撰研究是中国书籍编撰史上的重要问题。自觉的总集编撰始于魏晋。"总集"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一种编撰体式,不以"文学"为域限。从《隋志》著录看,早期总集多按文体编排,大致分单体总集和多体总集两种。前者产生略早,其编撰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后者的产生取资于前者尤多,二者均发生于文体辨析的大背景。《后汉书》著录文士各体著述的方式直接启发了单体总集的编撰。《文章流别集》是总集生成的一个范例。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对"总集生成"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杂传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及其演变

杂传作为古代史书的重要类别,兴起于西汉末,兴盛于汉魏两晋。阮孝绪《七录》中杂传一目.的设立,标志着这一著述样式最终争得了古代目录学中的一席之地。唐代杂传数量不少,是在南北朝杂传衰落以后的一次复兴。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著述传统,另一方面表现出向近代传记过渡的趋势。从宋代《崇文总目》开始,"传记"之目就取代了"杂传",杂传与杂记最终完成了其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合流。这一名称一直延用到清代。

治学门径与学术分途——以中国书籍目录中的杂家类为中心

中国书籍目录中杂家类自刘向设置起,就存在体例不明、归类混杂的问题,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才真正确立了杂家类地位,并从理论上和体系编排上解决了杂家类归属问题,但仍未解决四部分类法的弊病。但这种解题性书目的发展,特别是其中杂家类目录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可以说中国传统学术成就的取得与解题式书目的发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