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兵力新探

七世纪初,隋炀帝曾三次亲征高句丽。中、日、韩三国史料对隋炀帝第一次亲征高句丽兵力的记载相差悬殊,人们常按中国史料的记载,认为是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但事实上参与东征的隋军不过八十余万,实际进攻高句丽的隋朝陆军则只有三十万五千。

隋炀帝与南北文化交融

南北朝中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 ,在隋代统一后 ,由于文帝杨坚有违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思想和行为而延缓了其应有的历史进程。而受同一文化熏习、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 ,炀帝杨广的文化政策与文化行为却顺乎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潮流 ,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为南北文化的交流。

论隋炀帝对关陇本位政策的破坏

隋炀帝滞留江都、从驾关中骁果思乡心切引发哗变,兵变组织者为关陇集团将领,死难者多为江淮籍近臣,反映了隋炀帝统治时期内部矛盾的加深。隋炀帝在用人政策上重用江淮籍近臣,猜忌和疏远关陇集团贵族。大业八年(612)九月己丑诏进一步加深了隋炀帝与关陇集团的矛盾。隋炀帝对关陇集团贵族的猜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与他近二十年的外镇经历等有关。隋炀帝破坏了隋朝的关陇本位政策,加剧了内部矛盾,最终引起关陇集团贵族的反击。这是江都兵变发生的根本原因,也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隋炀帝文化策略述评

隋炀帝一改隋高祖排斥山东、江左文化的做法,他不仅致力于融关陇、山东、江左文化为一体,以达到笼络三方的政治目的;还通过一定的文化交流,以其优势来维系、巩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与一味依靠武力巩固统治的政策相比,隋炀帝的某些文化策略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试论扬州汉甘泉山官道、唐蜀岗西峰驿道及其对陵墓选址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扬州出土买地券及唐人诗歌可知:汉代甘泉山附近有官道一处,连接甘泉山至汉广陵城;唐代扬州蜀岗西峰上有古驿道,驿道的使用当在六朝甚至更早,贞观年间驿道随着扬州水驿兴起而废弃。甘泉山官道与蜀冈西峰驿道影响双山一号、二号等众多汉墓及隋炀帝墓的位置选择,成为上述墓葬营建时需考量的重要因素,使之靠近道路修筑。

隋炀帝、唐太宗征高丽论略

隋末唐初征高丽是华夏与朝鲜两个民族关系史上的大事。隋炀帝与唐太宗之所以出兵高丽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建立宏伟帝业。但最终他们却失败了。他们出兵的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既有共同之处 。

隋末唐初的隋文帝被弑说

隋末唐初时存在文帝被弑的说法,并且被唐太宗等最高统治者认可。李唐统治者虽承认隋文帝系被杀,却未对相关人物作出惩罚,而对江都弑逆事件的参与者作出了除名流放、禁锢子孙的处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与隋代两次宫廷政变特点及唐初政治形势有关。

试论隋代后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隋代后期,在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和国防建设的同时,隋政权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把实现深层次的文化发展与融合作为隋政权获得稳固政治统治的基础;把兴办教育作为培养人才、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主要手段。隋代后期的学校教育和文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隋炀帝超越北方文化局限,以融通南北而创造统一文化的历史精神分不开的。

隋炀帝的佛教政策与文化经略

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所推行的佛教政策,蕴含着其施政理念与政策走向。东都慧日、法云二道场的营建反映出杨广对自身出镇江都时佛教经营的肯定和延续,表现出此期宗教与王权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公开化、密切化;天台宗智[岂页]和三论宗吉藏被隋炀帝尊奉,为南方佛教的北传、发扬,以及南北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起到促进作用;大业年间东亚佛教文化交流事业蓬勃发展,成为杨广积极的东亚外交政策中的一环。

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

隋高祖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但是并没有使关陇军事豪族、山东旧族和江左士族这三股具有深厚而独特社会文化传统的势力在文化上统一起来，隋高祖在位时对山东旧族、江左士族推行的压制和打击政策，更阻碍了三方归一的文化融合过程。然而，这种状况在隋炀帝嗣位后就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观。他不但一改其父一贯排斥山东、江左文化的做法，致力于吸收、融合江左文化、山东文化，还躬自实践，以其虚怀若谷的态度、勤奋创作的精神，融南北诗风之长，取得了较大的诗歌创作成就，为初盛唐诗歌的健康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炀帝生活作风、施政特点的成见，人们忽视了炀帝在文化建设、诗风融合方面的贡献，所以本文从现存史料中钩沉索隐，旨在阐述隋炀帝在南北文化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尽可能恢复此段文化史。

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

2012年3月,在江苏省扬州市曹庄发现两座隋唐时期的砖室墓,M出土隋炀帝墓志,墓葬中出土十三环蹀躞金玉带、鎏金铜铺首、玉璋、铜编钟、铜编磬、凤冠等高等级的随葬品,以及大量陶俑等,可以确定墓葬为隋炀帝与萧后的最后埋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