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比较探析

《七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我国文献学史上的重要文献目录,均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三者在体例因袭、著录、分类和创新等方面存在着诸多联系和区别。

唐代书目中选本、评论的位置变迁与总集观念演进

分析了唐代书目中选本、评论的位置变迁情况,考察了唐代古典目录学中总集观念的演进,认为唐代处于转折时期。《隋书·经籍志》将《七录》总集、杂文二部合并为总集类,同时著录多体与分体选本、解释评论之作以及单篇、一人作品,总集范围得以扩大。毋煚《古今书录》延续总集类名,但对所著录文献多有增删,评论著作也被有意识地移置总集类之末。从《隋书·经籍志》到《古今书录》,选本、评论著作的位置发生迁移,呈现出从选、评文章到选、评分列的总集观念动态演进,进一步为宋代总集观念的定型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由集部看“功用”大旗下文学的发展——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作为文学文献的目录,集部的发展演变能够反映出古典文学的发展演变概况。本文通过对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书目集部的类目、大小序及其收书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嬗变过程中,文学功用论贯穿始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隋书·经籍志》作者辩证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中古时期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之一。它为何人所编撰,历来有不同意见。文章经探索辩证,认为《隋书·经籍志》不可能为魏征所写,应为唐高宗初年长孙无忌主持下的学者所完成。

论《隋书·经籍志》在图书分类研究中的价值

《隋书.经籍志》是唐初官修的一部史志目录,论述汉唐间五百多年图书流传及存佚情况,因而它也是一部重要的学术源流史和图书分类学著作。《隋书.经籍志》确立的四部分类法,对唐宋以后尊孔读经、重视历史、充分发挥孔孟思想和史学在治国中的作用有积极影响,也是唐太宗治国思想的重要表现。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向《别录》”考辨--兼论引《别录》而以《汉志》代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向《别录》……《龙氏雅琴》百六篇"云云,其中的"向《别录》"可以理解为沈约据刘向《别录》引文。然"向《别录》"实为沈约以《汉志》而代《别录》,也就是在引用《别录》时以《汉志》而代替。文章对之进行了解析,并指出:古人引《别录》而以《汉志》代替并非孤立的个案,弄清这点对理解古人对于《别录》《七略》及《汉志》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别录》与《七略》的亡佚情况及其原因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隋书·经籍志》杂考三则

《隋书·经籍志》是"五代史志"之一,修纂过程系依据《隋大业正御书目》,贞观初年点对"见存",于本志中可见若干条文证据;《七录》在分类体系、著录形式等方面影响《隋志》,如处士征召不就,南北朝书目旧式著录衔名例称"某官征不就/起/拜";写本文献中多有"细字"书写,每纸容字约为一般书写四倍左右,据此推论《隋志》著录中当有"细字"文献。

从三部传统目录学著作看古代《庄子》的传播与接受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我国官修史志目录学著作中的三座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的学术流变。通过考察三部目录学著作对道家文献尤其是《庄子》相关文献的收录情况,我们可以对《庄子》在古代较为复杂的传播与接受历程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对比探析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图书目录,从学术源流、编纂依据、编撰方法以及分类体系和著录体例几个方面对《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进行对比分析,探求传统目录学的发展轨迹以及两《志》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水书的抢救及存在问题浅议

水书是水族的古老文字与书藉。本世纪初,水族主要聚居区的荔波、三都两县开始大规模地征集水书以抢救这一水族文化遗产。但在水书的抢救过程中,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目的不明,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研究人才缺乏,收藏条件简陋等,同样需要重视并加以解决,以确保水书抢救工作达到预期目标。

《隋书·天文志·五代灾变应》勘误

本文通过稽考、比对相关史料,逐条罗列《隋书·天文志·五代灾变应》中尚未为前人所匡正的部分讹误。

《字书》成书时间考

《隋书·经籍志》中所载之《字书》,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佚失。通过传世辞书对该书的大量征引以及清代学者的辑佚分析,大致可以勾勒此书在收词、释义方面的特点。但成书时间目前可见文献往往语焉不详,致使无法在辞书发展史上给它以准确定位。从侧面对同时期相关文献进行推考,佐以同类辞书收词、释义的比较,基本可得出其成书时间约为南北朝中后期(公元510—527年)。

“伪造”天象与《隋书·天文志》的执笔意图——袁充相关史事辨析

在《隋书·袁充传》的记事中,太史令袁充上奏炀帝的诸条天象为“假托天文”、“变动星占”,即伪造。当时及后世均对袁充多有批评。但根据现代天文学手段计算,袁充上奏中可考的部分均基本符合史实,并非随意捏造。袁充上奏的天象为实,只是他避重就轻,粉饰占辞,以谄媚炀帝。其性质并非天象上的造伪,而是解释上的附会。同一天象,《天文志》与《袁充传》的占辞完全相反,这是由于《天文志》占辞为撰者李淳风根据占书推算的结果,而非当时太史监的解释。李淳风的执笔意图有两个方面:一是后见之明的不自觉解释,二是证明隋亡的天意及李唐的正统。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兵家文献比较研究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两本重要著作,其"辨章学术,考证源流"的意义重大。比较两者在兵类文献的著录上的差别和变化,可以看出,兵类在数量和种类等方面有较大增长,但总体来说其发展的力度和受社会的重视程度不够。

传世本《李密墓志铭》与出土《李密墓铭》的先后关系辨证

李密的墓志有传世本和出土本两种。一些学者认为出土的墓志铭是传世本的修改写定本。但是,仔细审读两种墓志,结合隋末唐初墓志作者魏征的处境,可能两种墓志的关系恰恰相反,即,出土的墓志铭大约是根据传世本删改写刻而成的。

《三目类序释评》献疑

《三目类序释评》是李致忠先生目录学方面的一部力作,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进行了注释与述评,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贡献极大。然而,《三目类序释评》在《汉书·艺文志》总序、《汉志·六艺略》总序、《隋书·经籍志》总序、《隋志·小学类》小序、《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第六条、《四库全书总目·书类》小序等多处也存在讹误。

魏晋至隋朝地理书的演变及数量增多的原因——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

《汉书·艺文志》中与地理有关的书目主要涉及兵书地形、五行形法,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书·经籍志》中的地理书逐渐演变独立,划分为史部中的地理类。伴随着地理学科的独立和发展,地理书的数量激增,其原因与演变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各朝代有着不同的主导因素:魏晋时期,"求异志怪"的地理观与宗教特色的生活方式引发了对地理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南北朝时期,"求真竞美"的创作观念促进了地理书的撰写;隋朝时期,"上计"资料搜集制度帮助了地理书的创作与编纂。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之比较——以小说为例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史上两部里程碑式的史志目录学著作,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两部书目对小说文献目录的分类、对小说概念的认识,分析小说文体的源流和演进。

制造异国:《隋书》“流求国”记录的解构与重释

引言“流求国”,①最早出现在唐初编撰的《隋书》中。自《隋书》首次以正史外国传的形式记入该国后,经唐、宋、元的历代累积,明以前的古典文献中形成了相对丰富但又论述各异的“流求国”记录。明朝初年,朱元璋以“琉球国”之名诏谕今琉球群岛上的政权,同其建立封贡关系。此后,“琉球国”逐渐成为后来的琉球王国的专称。明清时期,唐、宋、元史籍中的“流求国”记录,多被时人当作琉球王国的早期记录,而琉球王国在编修国史时也将这些记录作为追述自身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近代以来,西方汉学家质疑明清时期的“明以前史籍中的流求=明以后琉球王国”的固有认知,并通过史地考证的方法提出明以前“流求”指台湾岛而非琉球群岛的观点。

论《隋书·经籍志》经部中《孝经》的次序变化

《隋书·经籍志》作为我国第二部现存的史志目录,影响巨大,更标志着“四分法”的确立。与前作《汉书·艺文志》相比,其经部中《孝经》的次序发生了变化,与《论语》交换了位置,虽然只是一个小变动,但其背后却体现了唐代的政治背景以及魏徵的主观选择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