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史视角下的孙宝琦与辛亥山东独立

辛亥革命时期,末任山东巡抚孙宝琦既效忠于清廷,又对革命党人持有恻隐,希望清廷与革命党人实现政治和解。但是,他面对省内的独立呼声和北方清廷的双重压力,无法从容转圜,从而陷入彷徨不定的心态纠结中。孙宝琦先是被迫宣布山东独立,当袁世凯指使第五镇反对独立后,孙宝琦即秉承袁世凯旨意,宣布取消独立。山东独立的波折造成了孙宝琦政治人格的分裂,使其长期受到负面评论,但是客观上却使山东避免了南北冲突的战火,因而应当予以充分理解。

清末民变与政府的应对效能——以莱阳民变为例

清末莱阳地方官府借助本地绅董之力推行新政,却因捐税的增加和部分经办绅董的贪鄙激起了民变。民变发生后地方官员应对乖张、仓皇操切,酿成了官民之间的直接对立和冲突,并逐步演化成一场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在民变的处理上,山东巡抚孙宝琦试图剿抚并用,但是各级地方官员却以"匪乱"来定性这场民变,坚持直接武力镇压,最终导致了惨剧的出现。事后,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变纷起的社会根源,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莱阳民变反映出清政府社会调节和控制机能的失灵,对清王朝统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造成了冲击。

山东谘议局与辛亥革命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清政府发起了筹备立宪运动 ,山东谘议局应运而生。山东谘议局的成立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终于被辛亥革命的汹涌浪潮所淹没。随之作为新生事物出现的山东各界联合会也最终不敌封建势力的颠覆活动 ,仓皇收场。透过这些政治机构的更替 ,顽固派、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斗争妥协的过程 。

孙宝琦与莱阳民变

莱阳民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地方绅士的贪鄙和官员的处置失宜,而清末新政的推行则是其制度性根源。身为山东巡抚的孙宝琦,在莱阳民变处理过程中虽然态度谨慎,力求安抚,但因不了解地方吏治民情和用人不当,其对大规模暴力流血事件的出现,负有不可推脱的领导责任。在涉事地方官绅都受到严惩的情况下,孙宝琦却能独善其身,暴露出清朝末年权贵当政和吏治用人方面的严重问题。

从审计官员看民国审计--以北洋审计院审计长孙宝琦为例

民国时期的审计官员对审计制度及其管理影响深远。出身于官宦家庭的浙江籍官员孙宝琦,曾是清末民国具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少小时代的孙宝琦潜心学习,精通法文和电码。外文的优势,使得他的人生发展获得了顺畅的通道。他关心国家前途,积极建言献策,倡导学习西方,同情革命事业。在后来的从政生涯中,他重视立法并严格执法,将法治作为审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北洋政府时期的大部分审计法规是由他主持或牵头制定的。其目的和宗旨是加强审计管理,包括强化对审计人员的品德修养和思想教育,充分发挥审计在国家开源节流及经济监督方面的作用。孙宝琦也是一位清正廉洁的人,他的品格深被后人敬仰,值得今人学习。

论清末山东巡抚孙宝琦

孙宝琦是清末政坛上思想较为开明的趋新官员,对宪政改革多有建言。辛亥革命前夕,他出任山东巡抚,本拟大展身手,但时运不济。先是莱阳地区发生大规模民众抗捐事件,孙宝琦应对失措,被舆论指为纵属苛捐、残民以逞;后又在辛亥鼎革之际,先是宣布山东独立,后又取消独立,被人视为首鼠两端,备受诟议。其实,孙宝琦的所作所为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应作具体分析。

孙宝琦与汉冶萍公司

孙宝琦是一个在汉冶萍公司发展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和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晚清时期,因具有相似的家庭环境和早期的人生经历,孙宝琦同盛宣怀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并十分关注汉冶萍的发展。辛亥革命后,汉冶萍的发展形势急剧恶化,面临中央政府的"国有"、地方官绅的"省有"及日本的合办等多重挑战。为维护汉冶萍的既得利益并使其能继续发展,孙宝琦以汉冶萍和轮船招商局为抓手,尽力调和盛宣怀与袁世凯之间尖锐的利益冲突。为此,孙宝琦还参与推动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所谓的"国有",获得袁政府的支持,消弭了地方官绅的攘夺。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汉冶萍公司成为中日交涉的重大议题之一。在袁政府的部署下,孙宝琦卸任外交部长,专事折冲日本提出的中日合办问题,为接管汉冶萍作准备。1915年底,为谋取政府的资金支持,孙宝琦为汉冶萍公司牵线1200万元的通惠借款,最终因日本干预而流产。在担任公司近十年的董事长期间,孙宝琦虽政务缠身,无法深度参与汉冶萍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但在很多关键时期利用其特殊身份为稳定汉冶萍大局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从孙宝琦由仕而商看近代士人的现代化转型

晚清时期,孙宝琦的经世路径遵循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主要在仕途之上通过上层建筑赋予的政治权力围绕治术而铺设。民国时期,孙宝琦渐渐远离传统的仕途路径,努力尝试践行工商业去实现其经世抱负。孙宝琦经世路径的衍变折射出近代士人经世活动的复杂性及近代士商融合的新发展,从中可以看出近代士人的现代化转型深受中国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个人自觉选择的结果、具有典型的历史继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