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林损解聘案考

1934年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改革引发了林损怨怼胡适这桩公案。细究这桩公案,可以看出:林损被解聘确实与胡适有关,是胡适在北京大学排斥旧派学系,为新派学系立门户的结果。林损与胡适的这桩公案,虽然只是北京大学“改朝换代”的一个小插曲,是北京大学不同学术派系间的纠纷,但是从这场改革的结果来看,北京大学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包容”和“自由”精神。

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件中对孙子思想的运用

林爽文事件持续时间长达一年有余,最终由福康安统率官兵平定,成为乾隆帝钦定的“十全武功”之一。福康安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灵活运用是其能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福康安在战前准备充分,挑选精兵强将,全面收集台湾地区情报,做出针对性部署,做到知彼知己。在作战中,福康安重视兵贵神速,能够做到虚实结合、正奇并用,强调集中力量,全力进击。福康安能够敏锐洞察战争形势的变化,善于利用天时地利,因势而变,不拘定法。另外,其分化离间、剿抚并用、团结义民与“生番”等策略也是值得称道的。福康安统御有方,能够妥善整合己方的优势因素,在短时间内克敌制胜,为维护我国领土的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守圉增壮——明末西洋筑城术之引进

明朝末年,为对抗后金与流寇,徐光启等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士大夫,在积极引进西洋火砲的同时,大力提倡采用西洋筑城术,建造新型防御工事。本文考察了徐光启、孙元化、韩云韩霖兄弟推动西法筑城的艰难历程;探讨了韩氏兄弟编译西洋筑城法的来源与影响;揭示了马维城建造西洋锐角台始末;最后,对明清时期何以未能成功引进欧洲筑城术,略申己见。

孙亮、孙休时期宗室与权专权及其斗争——孙吴后期政治史研究之一

252年孙权去世。孙权生前安排的以宗室人物为核心的辅政集团很快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士大夫代表诸葛恪、滕胤等相继被杀,宗室代表孙峻、孙等掌控朝权,甚至行废立君主之大举,形成了典型的宗室政治格局。对此,无论君主、朝臣,还是被排挤的其他“公族”人物都有不满情绪,引发了复杂的权力斗争。孙休得位后利用藩邸旧人诛孙,但仍无力行使皇权,出现了权臣干政的局面。从孙吴政治演变的总体进程看,宗室权贵与臣专权都是孙吴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形式。

再谈“孙犁之病”——以“王林日记”为中心

1956年的“生病”是孙犁生平、创作中的一件大事。“王林日记”中,提供了另外一些细节,即孙犁1956年6月份检查出肝部硬化。从“王林日记”记孙犁病情、治疗情况看,可以怀疑孙犁有抑郁倾向。从抑郁倾向的角度看,孙犁晚年批评友人,离群索居,拒绝见客等举动,就有了新的阐释。此前论者已经就孙犁的“病”做过阐释,而“王林日记”的发表,为这个课题提供了更多史料。无论怎样解读孙犁,都是为了更为深入接近他的内心,而丝毫不会损伤他因煌煌巨著而建立起来的声誉。

清抄本《庚子消夏记》题跋及所附《元破临安所得故宋书画目》考辨

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清代孙承泽所撰的清抄本《庚子消夏记》上有桂馥等人手写题跋,这些题跋记录了《庚子消夏记》有关版本的校勘情况,间及书林掌故、文本背景等內容,具有重要的画学研究价值。这些题跋不但揭示了《庚子消夏记》所承载的大量的文化信息,还凸显了《庚子消夏记》钞本后所附《元破临安所得书画目》的意义,而之前书画研究领域很少有人关注此书,作为《宣和画谱》及《宣和书谱》所载内容的佐证,《元破临安所得故宋书画目》来源可靠,其研究价值应该得到重新估量。

应当重新确认孙思邈的出生年份

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孙思邈出生之年的误判,导致孙氏晚生40年。实际上孙思邈在与卢照邻的讲话中已提供了他生年的干支,也就是隋文帝的出生之年——开皇辛酉(公元541年)。重新认定孙思邈的出生之年,不仅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它还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林损离职与学风转移

1934年4月,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林损离职,并于一个月后前往中央大学任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其中原因,涉及学术理念的异同和学术派别之争,当时便言人人殊,在今日仍不时引发争论。倘若将此一事件置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北大文科人事格局变动和学风演变的背景之中,则可以看出其背后实含有学术评价机制的转移和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人事纠葛。

戴逵《竹林七贤论》探微

戴逵的《竹林七贤论》两卷是研究"竹林七贤"的一部专门著述,其中不仅保留了大量关于"竹林七贤"的原始文献,也对"竹林七贤"的精神实质加以准确的揭示和评价,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学界对此书一直未予应有的关注。综合戴逵《竹林七贤论》与孙盛《魏氏春秋》关于"竹林七贤"的著述情况来看,《竹林七贤论》应是最早的关于"竹林七贤"的专门著述,其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均应高于《魏氏春秋》。由于《竹林七贤论》的缺佚情况较为严重,该书全貌已无由观览。但从现存佚文的细致论析中,仍然可以看出戴逵对"竹林七贤"精神实质的精当评价。戴逵评价嵇、阮诸贤时不仅以事实为依据,力求可信,而且对七贤有褒有贬,公正客观,特别是能透过表象,把握精神实质。这些应是戴逵《竹林七贤论》具有重要事实依据和思想深刻性的重要体现,由此也确立了戴逵及其《竹林七贤论》不容忽视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戴逵还曾指出竹林之放达是"有疾而颦",这不仅是阮籍、嵇康辞世百年之后的相知之言,也是最早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魏晋风度精神实质的不易之论。

朱希祖与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罗香林、朱倓夫妇任职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注重馆藏,创办刊物,保护文献,贡献不小,其父朱希祖应有提点之功。文章拟从办馆、购书、办刊和护书等方面,揭示朱希祖与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从中亦可略窥其诱掖女儿女婿为学处事之苦心。

普林斯顿的追随者:抒情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叙事

作为20世纪后半期华语学界最为重要的古典文学阐释架构之一,海外及港台"中国抒情传统"研究,不仅致力于比较诗学论域中"抒情美学"的理论建构,同时也倾力于开拓抒情传统之文学史书写及重构的话语空间。其中,围绕着高友工的美典理论,其普林斯顿的追随者(孙康宜、林顺夫)构筑出抒情传统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叙事,为五言诗、律诗、词体等文类的演进及亲缘关系提供了独到而深入的解说,描绘出自汉末至宋末的一段抒情文学的风云传奇。

明末清初闽中文人生卒年丛考

孙昌裔、陈衎、叶矫然、林佶、谢道承都是明末清初闽中文人。他们的生卒年,有的未经考证,有的结论有误。对相关第一手文献的考察可知,孙昌裔生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约卒于崇祯十六年(1643);陈衎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卒于顺治四年(1647);叶矫然生于天启六年(1626),卒于康熙六十年(1721);林佶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卒于雍正元年(1723);谢道承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卒于乾隆六年(1741)。

论《词径》在词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词径》是晚清时期一篇较有系统的词学论文,它对传统词学中所谓“正统”的词学观进行了总结,其“作词十六字要诀”是对词的本体美学特征的体认。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的神灵信仰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关于日神、月神、风神、雨神、社神和山神崇拜的内容向我们展现了汉代人复杂的神灵信仰世界,使我们更细致、更深入地了解时人的精神世界和知识系统,以及时人在这种精神世界和知识系统影响下的日常生活行为。

《诗林广记》版本系统述略

宋末元初蔡正孙所撰《诗林广记》自问世后,元、明、清刊板不绝,并远播朝鲜、日本,现存十余种版本,主要为20卷本、4卷本之别,并可大体归纳为元刻八行本、元刻十行本、明王瑛本、明王圻本四种系统。

民国初期我国的“振兴林业”思想

民国初年,伴随西学东渐的潮流愈盛,兴实业以富国的思想愈浓,以及对于清末日俄战争导致东北各项国家权力丧失的莫大耻辱,对林业的规划和设计逐渐进入国内政治精英们的考虑范畴。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家与学者的提倡和宣传下,林业逐渐由并不太被重视的角落,提升到"若想振兴实业必先振兴林业"的重要地位,"振兴林业"作为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口号被提出,甚至"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作为总理遗愿被后人不断认同和强化。文章对此过程进行梳理,尝试解析"振兴林业"这一思想在民国初年出现的原因,并对其发展作出自己的评价。

近代国际法视野下的“孙中山伦敦蒙难案”和“林维喜案”

"孙中山伦敦蒙难案"和"林维喜案"是发生在近代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两个著名案件,它们都涉及近代国际法上的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之争。英国政府在处理这两个同类案件过程中实行的是双重标准,遵循的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通过对两案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英国在执行国际法以及外交政策时的霸权主义实质。

村上春树在中国的传播——以《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英日文本比较为中心

比较《国境以南太阳以西》的林少华译本、英文译本与日文原作,发现中英译本都有追加和删除的部分。村上春树所追求语言严谨性的文体特点,中英译文都有所损失。中译本比英译本更忠实于原文,但林译文在词语、句型等文体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形。由此引出了翻译学与传播学的三个话题:一是翻译的法权原则与审美自由;二是文学的原创性特质与翻译和外文读者的再创性空间;三是翻译对受众及其文化的应和性。译作往往为原作增加新的成色,形成不同语言文本的审美融合,这是文学传播中的再创造现象。

中共三大以后莫斯科召回马林原因探讨

作为国共合作的首倡者马林 ,为什么在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从现实层面即将全面启动之时却失宠于莫斯科而被召回 ?其原因是 ,马林在对张作霖的评价和中东铁路权益的归属问题上 ,与苏俄领导人产生了意见分歧 ;中共三大以后 ,马林在推动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全面实施国共合作战略方面 ,力不从心 ,收效甚微 ;而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对马林的力量 ,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胡适与1930年代北京大学的改革与纷争——兼论林损辞职事件

胡适在1930年代参与北京大学的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纷争。特别是在1934年因北大国文系教授林损“请辞”,竟让胡适集谤汇讥。事实上,胡适透过具体建制里的人事择汰以推动中国现代科学及学术之发展,固有争议,却是理有应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