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类本草》初刊者考

北宋本草学巨著《证类本草》,历来被视为《本草纲目》的蓝本,但其初刊者及初刊时间尚存争议。文章辨驳了诸家观点,考证出《证类本草》的刊刻者"集贤孙公"并非孙觌而是孙升。孙升于元祐五年(1090年)至元祐八年(1093年)间刊刻了《证类本草》,他是《证类本草》的初刊者而非重刊者。从《孙公谈圃》所载本草学内容来看,孙升对于本草学具有良好的修养及学术兴趣,这是他发现并刊刻《证类本草》的重要缘由。王继先、李时珍等人关于《证类本草》的撰成时间及初刊时间的认识,应据此修正。

曹操是“英雄”还是“奸雄”?——东晋史学家孙盛论曹证实

曹操是汉末魏晋时期最有影响、争议也最大的人物。古今关于曹操的评论很多,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曹操生前就已出现的是"英雄"还是"奸雄"这个评价。一般认为曹操"奸雄"说,是东晋孙盛篡改了许劭赞许曹操是"英雄"的评论,其实并非如此。从文献学角度看,裴松之采信孙盛的说法,证明孙盛的记载更近真实。从孙盛的史学写作实践看,他崇尚秉笔直书的传统,不会轻易改变这关键的评论之语。再从孙盛对曹氏家族与司马氏政权的认识看,他不偏不倚,坚持求是存真的史学立场,自然不会刻意篡改史料以丑化曹操。他所记载曹操"奸雄"的评语,符合汉末魏晋时期关于曹操具有鲜明两面性的历史共识。

戴逵《竹林七贤论》探微

戴逵的《竹林七贤论》两卷是研究"竹林七贤"的一部专门著述,其中不仅保留了大量关于"竹林七贤"的原始文献,也对"竹林七贤"的精神实质加以准确的揭示和评价,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学界对此书一直未予应有的关注。综合戴逵《竹林七贤论》与孙盛《魏氏春秋》关于"竹林七贤"的著述情况来看,《竹林七贤论》应是最早的关于"竹林七贤"的专门著述,其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均应高于《魏氏春秋》。由于《竹林七贤论》的缺佚情况较为严重,该书全貌已无由观览。但从现存佚文的细致论析中,仍然可以看出戴逵对"竹林七贤"精神实质的精当评价。戴逵评价嵇、阮诸贤时不仅以事实为依据,力求可信,而且对七贤有褒有贬,公正客观,特别是能透过表象,把握精神实质。这些应是戴逵《竹林七贤论》具有重要事实依据和思想深刻性的重要体现,由此也确立了戴逵及其《竹林七贤论》不容忽视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戴逵还曾指出竹林之放达是"有疾而颦",这不仅是阮籍、嵇康辞世百年之后的相知之言,也是最早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魏晋风度精神实质的不易之论。

论中国首部题画诗集《声画集》的画史价值

孙绍远所编《声画集》是我国第一部题画诗总集,储存了丰富的唐宋题画诗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着力探讨集中题画诗对于探索发现唐宋绘画史实的价值与意义,并由此证实编者孙绍远"因诗而知画"的美学理念。

民初中日合办汉冶萍案新论

民初中日合办汉冶萍案一直被认为是由盛宣怀主导的一个"阴谋",其主要原因是对该事件的前因后果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孙中山及临时政府主张抵押汉冶萍公司以获取日本的资金援助,从而解决财政危机。对盛宣怀而言,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是在资金短缺条件下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时局突变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因此,在该案中,临时政府居于主动地位,盛宣怀与汉冶萍公司则处于被动地位。究其原因,是由于近代中国以国家为本位、以财政为中心的经济政策的思想以及相关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产权法律的缺失而造成的。

谭人凤与黄花岗起义——纪念黄花岗起义107周年

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发动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反清起义。谭人凤不仅是黄花岗起义的主要筹划者和重要参与者,为起义的筹备和发动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而且还是黄花岗革命精神的宣传者和践行者,为建立和巩固民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析论东晋孙盛《老子疑问反讯》及《老聃非大贤论》中的老子

东晋孙盛有《老子疑问反讯》和《老聃非大贤论》两篇文章,收录在《广弘明集》当中。其中对老子其文其人有很多的质疑和微论,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古时期儒家人物对道家、道教学说与思想的传播及影响的排斥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老子其文其人在思想史发展过程中所必然面临的来自不同学派的挑战和质疑,从而呈现出儒道两家学说作为本土思想在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中,相互间共生性和矛盾性地存在的基本面貌。本文主要通过对孙盛所论老子其文其人的话语解读和分析,以见老子的后世影响以及孙盛相关思想的主旨与特点。

孙逢吉《职官分纪》成书史事考略

宋人孙逢吉所作的《职官分纪》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孙逢吉应为北宋元初期人。孙逢吉《职官分纪》成书时间可能在元元年。该书成书至少应包括三个过程 ,即杨侃、胡二人的《职林》、孙逢吉的《职官分纪》以及元成书后有人添加的成分。所添加的内容是元和绍圣两朝的史实。《职官分纪》中除《元令》外还保存了一些《天圣官品令》的内容。

论东晋孙盛的《三国志》研究

孙盛曾对《三国志》做过系统的专门研究,并且有他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方法义例体系。可是,史学界对于他在《三国志》研究史上的拓荒之功及其对裴松之《三国志》注例形成的借鉴价值,一直以来并没有引起重视并给予积极的评价。对孙盛《三国志》研究的探索和考论,既有助于为还原东晋的《三国志》研究史提供科学依据,也有助于重新认识和评价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文献的来源以及体例取法的样本依据,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三国志》研究。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上)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礼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湜《礼记集说》、元陈澔《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同衷异果:盛宣怀与孙中山铁路国有及其借款比较研究

清末民初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为人格的多样化酝酿了生存的土壤。从法理上而言,盛宣怀的铁路国有及其借款举措未经资政院、暂行内阁等法定程序先行议决,的确存在着一些过急且违法的问题。但是就清末民初特殊的政治经济和行政而论,盛宣怀"以塞漏卮""权操于我"的铁路思想及其举措又是符合当时的实情和中国的长远发展的,而且据新闻媒体所载,其原动力并非盛宣怀。盛宣怀与孙中山有着同样的初衷,都是在维护国权的基础上主张向国外举借外债,由国家统一速造铁路干线的,但是由于两人的地位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以致两者结局截然相反。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下)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礼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湜《礼记集说》、元陈澔《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独窦羌狻贰⒅毂?《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孙晓生“身心平调,养修并重”养生学术特色探析

探讨养生名家孙晓生教授的养生学术思想,总结其养生的现代概念和养生"三观",即世界观、生命观和价值观,并归纳分析两大养生学术特色,即形神共养、身心平调。重视药食同源思想,提倡通过食养食疗的方式保养形体,同时注重精神调摄,中西汇通,博采众法,提倡充分运用运动疗法、雅趣怡情、芳香疗法、温泉疗法等养生法,养德修身、养修并重。强调道德养生的重要性,提出"诚意正心、谦下不争、知止戒躁、心存大义"的养德修身要点;养形、养神、养德是养生学术体系的三个层次,三者互相联系,层层递进,逐步升华,特色鲜明,值得后学者进一步学习。

名医的封号与尊称刍论

民间信仰中名医的封号多种多样,封号主要来自于封建政权的敕封和民众仿照敕封样式的拥戴。名医封号并不完全与正史相符,但却反映了民间信仰的本真样态。民间对名医的尊称以"医圣"和"药王"最具代表性,二者均是泛称。医圣专指张仲景,药王专指孙思邈,至清代才广泛熟知。但二者泛称的性质没有改变,依然不能作为专称。

青年男性后尿道控尿解剖学结构MRI研究

目的探讨青年男性后尿道控尿解剖学结构的正常解剖形态。方法在仰卧位静息态,获取216名正常控尿的青年男性盆腔矢状面、冠状面和横截面的T2加权快速自旋回波图像。结果 216名受检者均获得诊断质量的T2加权图像。MRI能清晰显示青年男性控尿结构:假复层柱状上皮、黏膜下层、尿道括约肌复合体(由尿道平滑括约肌和尿道横纹括约肌组成)、耻骨尿道肌(肛提肌的一部分)及会阴中心腱。横断面上测得耻骨尿道肌厚度3.96~6.25 mm,平均5.47 mm。结论 MRI能够清晰显示正常控尿青年男性后尿道控尿解剖学结构的正常解剖形态。

“知”的逻辑和“胜”的界限

老子"阴阳化生"的理论用"阴"、"阳"来阐释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孙子承袭了老子的理论,并且为了与战争的实践相一致,发展了老子"诈"和"奇"的思想。这种"诈"和"奇"的思想,一旦解析,就可以捕捉到孙子军事思想的核心"知"和其逻辑演绎下的"胜"的界限。

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研究史

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为乾嘉学派之吴派训诂学代表作之一。清代学人对此书评论较多,主要从辑佚、辨伪、考证、故训等方面予以推崇,在其改易经字、尊汉抑宋方面予以批评。民国时期章太炎、梁启超褒皖贬吴,认为该书古今文不分,裁断之识较薄。同时期刘师培的评价却更为客观,他指出江声之学能够融汇经义,不仅是搜集古注古义,而是有自己的选择与见解。当代对其研究多是概述性评述,难现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小学研究之价值。

《三国志》裴注与《太平御览》引东晋孙盛著书异文研究

晋代史学家孙盛著书颇丰,其佚文资料在《三国志》裴注和《御览》中均有征引。这两部书所引孙盛著书存在大量异文,对这些异文现象进行分析,可以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一些资料参证。裴注与《御览》所引孙盛著书中的异文文字主要有通假、异体、古今三种形式,有些文字上的讹误主要是因为音近或形近而造成的。异文词语基本上是同义或近义关系,根据异文所指相同可以推出相关异文词语的语义。

两晋文学史料三考

"二十四友"集团与孙盛、孙统、孙绰三人,在晋代文坛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关于"二十四友"集团的形成时间与其首领贾谧的生年,以及孙氏兄弟的生卒年和渡江时间,因史无明文,学界莫衷一是。故而在爬梳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重新加以考索,确有必要。

蒲松龄赏菊诗及孙圣佐等人考证

康熙五十一年、五十三年,蒲松龄接受淄川好友孙圣佐邀请,前往其家夜饮赏菊,赋诗言志。孙圣佐以及孙圣华、圣文昆仲,是淄川北沈马庄人,文名不显,社会地位不高,《北沈孙氏家谱》有其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