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选本对孙逖诗歌作品的选录综述

盛唐文人孙逖多才多艺,诏令制诰诗文赋兼善。孙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上古调今格各占胜场。自李唐王朝至清末时期,历代诗歌选本对孙逖多样化的诗歌作品均有选录。不过,历代诗歌选本只是单纯选录孙逖诗歌作品,个别选本对所选作品进行简单的文字校注,对孙逖诗歌作品缺乏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或品评鉴赏。

唐代文儒的文学与历史承担——从张说到孙逖

开元、天宝时期以张说、孙逖等为中心的几代文儒不只是同时兼具文与儒两方面的才能,而且是在思想观念、自我意识上将文与儒结合起来,由此开拓出不同于前人的文学观念,从而对盛唐士人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尤其是文学感觉空间的建构,影响至深。

论孙逖“文儒”身份形成之渊源

孙逖能够成为一代文儒,与其家学背景、家风传承等因素有密切关系。精通三《礼》的家学和"世载清德"的家风使孙逖能够获得文儒所必需的学术根基和精神气质,而孙氏一门从孙万寿开始逐渐向留意文翰的转变,对孙逖具备"文辞逸秀"的特点有直接影响。

吴越烟霞染诗情——宦游吴越对孙逖山水诗创作的影响

吴越地区气象万千,山重水复,有山水诗产生的客观地理环境。于开元初宦游吴越的诗人孙逖,也得“江山之助”,其风格清淡秀丽、情趣盎然的山水诗几乎全作于吴越,而且也对开元前期清淡山水诗风格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唐代孙逖科举家族成因初探

唐代科举家族是指在唐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有三代连续多人取得科举功名,在地方乃至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家族。根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资料记载,孙逖家族六世凡21人科举及第,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科举家族。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为孙逖科举家族的形成提供了时代条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众多家族子弟的成人成才为孙逖科举家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孙氏家族成员特定的社会联系和人脉关系则对孙逖科举家族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心体 工夫 境界--黔中王门孙应鳌知行说的三重向度

知是良知本体,行是良知之用。在心体纯然的状态下,心与物接,良知自然发用为行,知与行本然合一。常人因气拘物蔽,其良知心体无法完全呈现,从而导致了知与行的分离。孙应鳌认为个体通过慎独、诚意的明心工夫,可以重新回归到知行合一的本然状态,实现本然与实然的统一,进而达至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贯境界。孙应鳌对“知行并进”与“知行合一”作了区分。“知行并进”是在见闻之知向良知的转化过程上立说,“知行合一”则是在良知之体用上立说。“知行并进”中虽有良知之用,但中间夹杂“有我之私”,知与行仍分为二,二者是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关系;“知行合一”则是个体在克除私意后,实现的良知之体与良知之用的统一,是体与用的关系,其知行说的实质是体用论。

“互著”、“别裁”兼用始于《直斋书录解题》

"互著"与"别裁"是我国古典文献著录中的两种辅助著录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长期以来,关于互著、别裁到底起源于何时的争论,一直没有止息。通过对《直斋书录解题》中采用的"互著"与"别裁"实例的举证,证明"互著"与"别裁"起源于南宋末年陈振孙编著的《直斋书录解题》,而不是前人认为的元马端临撰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或明高儒编制的《百川书志》。同时,《直斋书录解题》也是我国古代书目中最早同时采用"互著"与"别裁"方法的书目。

三件王原祁画作的辨伪

本文就传世的三件相互关联的王原祁画作,即两件年款相同的《仿大痴山水图》轴以及与其中一件题识雷同的《西岭云霞图》卷,一并加以讨论,通过对其中文字及其书法、绘画风格的考鉴,认定此三件作品为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