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安固本培元派医家汪机与孙一奎辨治水痘特色

文章探究汪机和孙一奎诊疗水痘经验,为临床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通过文献研读、资料搜集、纵横比较进行分析,参考汪机《医学原理》《痘诊理辨》与孙一奎《孙文恒医案》《赤水玄珠》《医旨续余》等著作,总结提炼出两位医家治疗水痘的思想和方法。汪机、孙一奎两位医者虽然都注重运用固本培元法,但对于水痘的病名、病因及治法等方面存在不同的见解。汪机以痘疮形态入手,从五行生克的角度进行辨证,认为对于不同证型、进程的水痘应采用不同的治法,强调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孙一奎作为汪机的再传弟子,对水痘病名的认识更为详实,沿承胎毒淫火、正气不足等病因的思想,强调结合天时,与天时相应。两者虽然在诸多方面认识有所不同,但皆认为胎毒淫火为水痘生发之源,素体禀赋不足则易助其进一步发展。两种学术观点可以在固本培元的思想下相互补充论治,对于当代临床实践仍有重要的价值。

新安固本培元派三位代表性医家治疗痘疹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对新安固本培元派三位代表性医家治疗痘疹用药规律进行研究以期指导临床。方法应用Microsoft Excel 2019系统、SPSS Modeler 18.0系统和SPSS Statistics 25.0系统,分析和总结新安固本培元派三位代表性医家治疗痘疹的常用药物和用药规律,比较三位新安医家在治疗痘疹用药上的异同。结果从汪机《痘治理辨》、徐春甫《痘疹泄密》和孙一奎《痘疹心印》中筛选治疗痘疹的处方共719首。将处方中出现的290味药物划分为18类,三位医家药类大多都是补虚药、清热药和解表药。汪机《痘治理辨》中筛选处方292首,共出现198味药物。徐春甫《痘疹泄密》筛选处方126首,共出现146味药物。孙一奎《痘疹心印》筛选处方301首,出现222味药物。三位用药频次最高的4味中药分别为甘草、人参、当归、白术。对三位新安医家治疗痘疹分别进行系统聚类分析,都得到九组聚类组合。在关联规则分析中,三位新安医家的两项关联分析位居第一的分别为甘草-人参,人参-大枣,甘草-黄芪。结论三位固本培元派医家在治疗痘疹上都践行了固本培元思想,将固护脾胃元气、健脾益气放在重要位置。同时依据痘疹疾病的发病病因病机特点,分期论治采用了诸如解表、和中、解毒之法,这些治法用药对于现代防治痘疹类传染性疾病有临床指导意义。

王邦畿生卒年及王隼出家时间考

清初遗民王邦畿及其子王隼皆为享誉当时的著名诗人。在岭南,其诗名与屈大均、陈恭尹等大体相当。邦畿诗托喻遥深,生卒行迹为人稀知。其生卒年,数十年来学界皆以陈永正先生确定的1618和1668年为是。不过,通过对多处相关资料的梳理发现,其生年当为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卒年为康熙四年(1665)。王隼出家的具体时间学界向无定论。经考证得知,王隼在其父去世后,于康熙四年冬至丹霞别传寺礼澹归学佛。

人物评价认知背后的亲缘派系网络小议

从文本解读来探究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其局限在于文本研究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语境,因为亲缘派系网络往往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如《忘山庐日记》中孙宝瑄对李鸿章在对日主和、联俄两大问题上的认同,并不能使我们得出孙乃主和人物。当然,历史是复杂的,亲缘派系网络亦并非可以套用解释所有问题,这可以从孙宝瑄与陈璧的矛盾关系等例子中看出。

干扰力作用下潜艇近水面运动的仿真

潜艇近水面运动时受一阶波浪力和二阶波浪力的影响较大,本文对一阶波浪力、二阶波浪力和海流力进行了数值计算,然后把这些干扰力作为干扰项加入静水中的潜艇六自由度运动方程得到潜艇近水面运动模型。最后对潜艇近水面运动模型和压水及操舵对消除波浪力的影响进行了仿真分析,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吻合,说明文中提出的潜艇近水面运动仿真模型是合理有效的。

新安医家汪机、孙一奎“固本培元”学术流派研究

目的:探讨新安医家汪机、孙一奎"固本培元"学术流派学术思想。方法:以新安医家汪机、孙一奎的"固本培元"学术思想的学术渊源、主要模式、学术价值为研究内容,以求今后能对新安"固本培元"派学术思想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奠定基础。结果:新安"固本培元"派就是主张通过强固人体根基,培养、呵护体内元气,从而抵御外邪,治愈疾病。结论:新安医家汪机、孙一奎为此学派的核心,以顾护脾肾元气为学术主张,在新安医学乃至整个中医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经传释词》作者考证

《经传释词》署名王引之,其实应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二人合作。这在《经传释词》全书的训释中,在王引之自己的多次说明中,在当时诸贤的评说中,在王念孙手校本和其他稿本中,都可以得到证实。

论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引领

戴震深明音之流变有古今的道理,在考古和审音的基础上,精研古音系统、发明语转规律,并将之运用于校勘。经其弟子段玉裁、王氏父子的发扬光大,以古音为钤键的校勘方法成为清代校勘的一大特色。戴震发凡起例,开始随文总结义例、误例,指导后学。义例、误例总结虽有后出转精之势,陈垣《校勘学释例》标志着清代校勘学体系的形成,但就其研究思路而言无不取法于戴震。戴震崇尚古本但不盲从,他凭借自己坚实的小学和文献功底,大胆改正古书讹误,形成定本刊行于世。段玉裁、王氏父子等步其师之武,最终形成了与以卢文弨为代表的对校派相抗衡的理校派。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形成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已知最早二人转艺人”孙大娘、王纶生师徒相关史料的质疑及重释

孙大娘、王纶生师徒是"已知最早二人转艺人"的说法始见于《中国曲艺志·辽宁卷》。而《中国曲艺志·辽宁卷》中孙王师徒的所有史料均来源于《志外志中的王纶生》一文,但是从此文所描述的孙王师徒的演唱内容、演奏乐器以及文化属性来看,孙王师徒应该并非二人转艺人,而是连像艺人。《志外志中的王纶生》是作者通过回忆《锦县志略》被删遗稿而写成,而遗稿中"王纶生传记"形成的文字依据只是王纶生墓碑文字和乾隆年间锦州知府张景苍所作的《万靖垂边记》,其中并没有提及孙大娘的存在,也没有提到二人曾扮成一旦一丑,只说王纶生"少游唱乞食于市"。据此分析,孙大娘可能是作者在编撰《锦县志略》时杜撰出来的人物,单就墓碑和《万靖垂边记》中对王纶生的描述而言,他应该是大板莲花落艺人。如若孙王师徒为"已知最早二人转艺人"的论断被推翻,那么业界应重新考量和研究东北二人转的起源时间、发祥地、流布方向等一系列问题。

双黄连胶囊高效液相色谱数字化指纹图谱研究

目的建立双黄连胶囊(Shuanghuanglian Jiaonang,SHLJN)HPLC数字化指纹图谱,作为其整体质量控制的一个判据标准。方法采用RP-HPLC法,以黄芩苷(baicalin,BCL)为参照物峰,确定58个共有指纹峰,建立SHLJN-HPLC数字化指纹图谱。以46个数字化参数评价指纹图谱并鉴别其质量,用系统指纹定量法鉴定12批SHLJN质量。结果用16个数字化指数鉴别出2批样品不合格,用系统指纹定量法鉴别出1批样品质量极好,3批样品质量很好,6批样品质量好,1批样品质量良好,1批样品质量为中。结论所建立的SHLJN-HPLC数字化指纹图谱可清晰反映SHLJN的质量变异,用数字化指纹图谱的方法控制中药质量准确可行。

名人日记与古代小说阅读史的研究视角--以《忘山庐日记》所载《红楼梦》读札为中心

作为晚清士人群体的重要一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红楼梦》阅读的细节片段。孙宝瑄一方面从自身“悟道”需求对《红楼梦》作出“证道”诠释,另一方面,又强调《红楼梦》阅读批评应带有社会启蒙的考量。当针对孙宝瑄自身的“悟道”修炼时,《红楼梦》的“宗旨”及意义就侧重强调修炼心性的自我消遣与调节作用;当针对古代小说的当下流传时,《红楼梦》的“宗旨”及意义就凸显“君子得之固躬”的教化价值。这种基于特殊缘由及选择性记载的日记写作模式之于古代小说阅读史研究的启示在于:不仅应充分注意阅读个体诉诸文字时对自身阅读心态的展现及其有意回避的深度分析,且应多方注意日记记录的社群性阅读习惯或社会维度由此导致日记所隐含的多重意义导向,以便细致考察阅读个体在阅读小说文本与记录小说文本见解之间的视角取舍及其话语表达模式的差异,避免过分夸大日记的研究价值、乃至出现阐释的简单化研究。

东晋赋学批评的分期及时代特征

东晋100多年间,玄言和山水是辞赋创作的主要取向。在赋学批评的理论形态上,则展现出儒学与玄学杂糅并存的色彩。强调赋是陶冶性灵、抒发怀抱之具,重视赋作声韵的和谐、文气的酣畅,是东晋赋学批评所表现出的新的特点。而本时期辞赋作家对声韵的讨论研求,更是我们探讨永明声律说以及赋的诗化和骈化所应当注意的重要参照。

人际交往网络与孙宝瑄的西学认知

关于主体反映清末社会、孙宝瑄所著的《忘山庐日记》,目前学界对其探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以内容引证其他问题,就其本身的研究则较为乏见;解读文本往往着意于其文字表象,并侧重于点而非点与其他点的网络关系。其实,从网络史学切入《忘山庐日记》可知,孙宝?之所以拥有丰富的西学知识,主要与其人际交往网络有关,这其中之重要者如孙宝琦、邵季英、宋茹等,另外还有一些外国友人。

孙枝蔚与汪懋麟交游考

孙枝蔚与汪懋麟为清初扬州诗坛重要诗人,他们尽管政治取向不同,但在性情、意气、兴趣等方面又颇相侔而交谊甚笃。对二人交游情况的考述,可使诗人的诗文活动获得淋漓的生气感、饱满的艺术感、丰厚的历史感,凸显他们的个性和风神,亦可藉此蠹测当时之士风趋向。

日本汉诗的模仿与创新

程千帆、孙望的《日本汉诗选评》选诗413首,大致反映了日本汉诗的写作状况。汉诗对某些日本诗人的影响,可谓融化在血液中,渗透到骨髓里。他们对汉诗,特别对唐诗熟悉的程度非常惊人,虽然在语言、体裁、内容、写作方法等方面模仿了汉诗,但能够炼意,随手拈来汉诗中的一些词语、典故,不断创新,内容上以歌颂中日交流与中日友谊为主旋律,兼有爱情、亲情、友情等题材,形式上则采用象征手法、寓哲理于形象等创作方法。

再谈“孙犁之病”——以“王林日记”为中心

1956年的“生病”是孙犁生平、创作中的一件大事。“王林日记”中,提供了另外一些细节,即孙犁1956年6月份检查出肝部硬化。从“王林日记”记孙犁病情、治疗情况看,可以怀疑孙犁有抑郁倾向。从抑郁倾向的角度看,孙犁晚年批评友人,离群索居,拒绝见客等举动,就有了新的阐释。此前论者已经就孙犁的“病”做过阐释,而“王林日记”的发表,为这个课题提供了更多史料。无论怎样解读孙犁,都是为了更为深入接近他的内心,而丝毫不会损伤他因煌煌巨著而建立起来的声誉。

伦敦会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视角

在近代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上,伦敦会作为最早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英国基督教布道会,致力于采取"社会服务型"传教策略和方式在华开展教育、出版、医疗、慈善等活动长达一个多世纪,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早年曾就读于伦敦会创办的各类学校,或协助伦敦会传教士在华开展翻译及其他文教活动,王韬、孙中山、许地山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探讨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伦敦会之间所建立的密切联系,有助于学界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了解在近代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国民会议思想评析

20世纪 2 0 - 3 0年代 ,中共、孙中山、汪精卫扩大会议派、蒋介石分别阐释了国民会议思想。中共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政治问题。孙中山就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议题阐述了其思想 ,认为召开国民会议是为了解决国事。汪精卫扩大会议派召开国民会议的设想 ,仅仅停留在理论设计上 ,目的是控制国家大权。蒋介石召开国会会议制定约法是为了使其统治法律化。蒋汪主张的国民会议都排斥中共。倡议的主题不同 ,思想内容、性质既有所区别 。

王宠惠与孙中山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 ,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者 ;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 ,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窃国后 ,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 ,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 ,而王宠惠则是学者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川西孙思邈崇拜、药王会习俗及其现代开发

以孙思邈为医圣和药王的神仙信仰在川西地区比较盛行,长期以来形成了医圣和药王崇拜文化及药王会的民间习俗。药王会不仅是民间祭祀孙思邈,弘扬医德医风的重要节日,也是中药材集中交易的盛会。本文建议重视和发挥这一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结合四川省和成都市中医药产业发展,在成都市规划建设中药材交易中心和集散中心,促进成都市和四川省中医发展和中药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