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学诸概念的意义演变及其关系——以“宋学”“道学”“理学”为中心的考察

宋明儒学的名称概念可分为一般总称概念和特殊学派概念两类。一般总称概念中,宋学概念大体上经历了从中义(宋代义理之学)到狭义(与阳明学相对的朱子学)再到广义(与汉学相对的宋学、宋元明清义理之学)的意义演变;道学概念大体上经历了从广义(道统之学)到狭义(程朱道学)再到中义(宋明道学)的意义演变;理学概念大体上经历了从广义(义理之学)到中义(性理之学)再到狭义(程朱理学)的意义演变。特殊学派概念中,源自中国并传到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朱子学、阳明学概念经历了从狭义(朱学、王学)到中义(理学、心学)再到广义(东亚朱子学、东亚阳明学)的意义演变。此外还有隶属于上述学派概念的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等中国地域学派概念,以及朝鲜退溪学、日本崎门学等东亚近世儒学学派概念。从意义演变及其关系来看,这些宋明儒学与东亚儒学名称概念都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内涵,相互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涉关系,因此必须从历史脉络和思想体系出发对它们的意义和关系进行清晰界定。

杨简《慈湖春秋解》的宋学旨趣

杨简的《慈湖春秋解》具有鲜明的心学印记,其内容、解经方式以及思想内涵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宋学旨趣。杨简认同并高扬《春秋》宋学中的尊王共识,力倡“王命至上”,并通过对“君位继承”和“征讨侵伐”事件的讨论来表达自己对帝王的尊崇以及对王权的维护。同时,杨简认为以尊王为代表的众“道”具足于《春秋》,故他视《春秋》为明“道”之书,并揭示其“是非不相掩”的特点。在挖掘《春秋》之“道”时,杨简采取“以心释《春秋》”的方式创通经义,不但对三传及历代研治《春秋》之人皆有评判取舍,而且他摆脱“理”的约束,径以“心”为评判是非之标准。《慈湖春秋解》作为宋学中心学一派鲜有的《春秋》经解著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学一派的《春秋》诠释取向和《春秋》宋学的时代特色,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邵雍的书院教育经历与宋学更新研究

北宋中后期,宋学兴起。邵雍曾讲学于多地书院并创办了安乐书院,在推动儒学教育的过程中传道立说,建构起象数学理论体系,后世称为“百源学派”。邵雍通过书院讲学,培养和启发了大批宋学学者,推动了宋学思潮的发展,促进了北宋中晚期儒学的更新。

“宋学”考辨

宋学之名在学术史上颇具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所跨越的时间界限,二是所涵容的具体内容。在时间上,宋学既非跨越了元、明、清三代,也非贯通了整个天水一朝,而仅是始自庆历年间且局限于有宋一代;在内容上,宋学并非涵容了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而是仅限于儒学的范围之中。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桐城文学渊源考》宋学旨趣溯源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旨趣首在推尊桐城文派,欲以一县之文经纬天下,是一部兼有师友录与道学渊源考体例的学术文献。刘氏传承家族儒学传统,推崇宋学并专精文献目录,系心于以桐城文学为核心的江淮地域文化,固守晚清遗民理念,并将道学置于文学观念之上。全书持论以宋学渊源为宗,以桐城派文人为阐释对象,以遗民心态观照一代学术,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在传统文化被批判的时代系统梳理学术源流,保存旧观,在学术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西方理论视野下的宋学精神与北宋审美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其中,北宋士人所开创的宋学精神最为重要。面对层层积累的前人历史,如何别开蹊径,开创出新的思想,这是北宋士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涉及到阐释学,阐释学既是中国古代已有的思想,也是西方的一个学术流派。北宋士人从自己的现实处境出发,以经世致用作为“前概念”,通过开拓、创造、怀疑和议论,对前人成果进行再创造性解释,将历史的文献转化为当下的话语,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宋学。不仅是阐释学,其他西方当代理论对于深入理解宋学精神也有启发意义。宋学精神对于北宋审美具有重要影响,同样是通过对前人的接受与阐释,北宋士人在文、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均别开生面,创造了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又一个高峰,并且对此后的中国美学史产生深远影响。

清代以来“汉学”与“宋学”分野观念之形成及其内在两难

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观念正式确立于清代。清代乾嘉以降,在“宋学派”学者看来,所谓“汉学”无非“考证”,以之为无关安身立命、不顾大道精义的饾饤琐屑之学;反之,在“汉学派”眼中,所谓“宋学”也无非都是些纯任主观空谈“义理”的游谈无根之论。但平心而论,“汉学”群体的学者,其中多有对义理问题颇有创见者,“宋学”群体的学者,也未必都不重视训诂考据。汉代学术中已有义理关注向度,而考据学本身亦可溯源于宋代学术。乾嘉以来汉宋之分的学术壁垒的形成,实为学术共同体“阵营”形成后的简单化的解释模式,这一解释模式后被泛化和绝对化,造成理论困境,也构成后世“清代汉学无义理”偏见的产生根源。要之,清代中期以来学林惯常所称的“汉宋之别”,很难就“考据”与“义理”二者进行非此即彼的划分,最多只是在方法意识上有所偏重。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之间的关联甚为密切。宋代士人不论是尊韩还是非韩,均可体现他们试图吸收韩愈思想,在尊孟的共识下,进行文化秩序重建的想法。其中,柳开、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在初期宋学的发展史中地位最为重要。分析此四人对韩愈思想的态度,可看出宋学初期的士人如何在承继前人观念的基础上,为以后宋学的深入发展做好准备。

《正气歌》中的互文、宋学与忠义

往常认为《正气歌》多铺陈议论,但若引入宋学义理解读,则可见其直白鲜明的铺陈之下含藏着丰富的隐喻。正气之正、学圣贤、大丈夫、卿相之不动心四个意象呈现出与孟子、韩愈、石介的多重互文。《正气歌》旨在抒志,非为辨学,此诗取材宋学义理并熔铸意境。文天祥就义的义举与诗文互证,将文才、义理、情志通贯为一,充分彰显了宋代士人学孟子的大丈夫之志。

由《南滁会景编》颂圣景欧崇王主题考察明代宋学的复兴

《南滁会景编》具有颂圣、景欧、崇王的文化主题,从中可以窥探出明一代复兴“宋学”的文化思潮。颂圣是每个朝代都会有的文化主题,一代文化风气的形成,总与开国文化理念的倡导有着密切的关系,程朱理学虽发端于南宋,但真正被倡导弘扬是在明清,以至成为官方哲学,而这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朱元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明代知识分子在“颂圣”的旗帜下,自然也就多了一份复兴“宋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明朝再度兴起的一股欧阳热,这不仅与颂圣主题不违背,而且更能契合明代很多文人雅士的君子情怀。阳明“心学”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整个明代儒学复兴这一大的思想文化环境背景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当下社会思想观念和体制上所存在的痼疾而开展的思考,通过援佛入儒,经世致用,力求为这个社会开出一剂良药,力求重新接续上“宋学”的余脉并加以发扬光大。故而颂圣、景欧、崇王文化主题在明代能够得到很好的结合。

清承宋学:钱穆绘制近世学术谱系的一个基点

破除“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的观念定势,钱穆贴近近世文化生态来整体把握传统学术演进,钱穆的宋代学术论说遥开了近世学术的诸多密码,奠定传统文化近代化的基本轨迹。“清承宋学”理念下的近世学术梳理彰显了历史进化论思想,张扬近世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呈现一种脱离“西方中心论”的中国文化本位。“清承宋学”理念虽以纯粹的学术命题面目出现,却难掩其始终如一的现实关怀。钱穆推崇宋学精神,表彰接续宋学精神的东林学派和清初儒家,就承载了其不计个人安危而主动承担拯救民族危亡重任的时代呼唤。

汉学、宋学义理管窥:陈淳《北溪字义》与阮元《性命古训》比较研究

《北溪字义》和《性命古训》是分别代表宋代理学与清代汉学的解经之作。南宋理学家陈淳的《北溪字义》是为羽翼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理学入门级读物;清代阮元的《性命古训》则是其在“实事求是”治学原则指导下,以训诂、考据等方法,对儒家经典的字义疏议。二书均以“性”“命”等儒学基本概念为主要训释对象,但在经学本来面目之争的学术争鸣下,理学家着力建构本体,汉学家则致力于解构本体,反拨宋儒空谈义理之虚妄。在对“情”的认识上,陈淳与阮元分别有“以理治情”与“以礼节情”之论,此乃理学家与汉学家经学思想分野的另一重要标志。工夫论不仅是宋明理学的显题,也是汉学家“礼”学实践的重要问题。对于儒家传统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礼”,陈淳将其解释为“尊尊亲亲”的等级秩序,落脚于人伦日常的道德规范;阮元则大倡“以礼代理”,强调践履、工夫在学习礼仪过程中的重要性,注重对“礼”的社会实践。二人对“性”“命”“情”“礼”等名词训释的差异,是探求汉、宋经学义理之不同,以及这种不同代表儒学两种阐释向度之差异的一个途径。

从《桐城麻溪姚氏宗谱》看姚鼐与宋学

本文从《桐城麻溪姚氏宗谱》中发掘出未曾被利用过的第一手资料,从桐城姚氏的理学家风、崇尚力行、表彰节孝等方面考察姚鼐与宋学的关系。由此可知,姚鼐尊崇宋学思想的形成与执着,应追根溯源于其家风。姚鼐反汉学、崇宋学思想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

汉学、宋学和清代史学

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不能忽视汉学、宋学与史学的交互作用。由于汉学、宋学时而斗争,时而合流,影响到清代史学,也就表现出时而重考据,时而又偏重义理的情况。在汉学影响下,清代史学出现了与宋明史学迥然有别的风貌。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逐渐形成;学者移汉学治经方法以治史,丰富了治史方法;《春秋》笔法,以正统论史,以"天理"、"心性"论历史盛衰遭到拒斥。汉学对清代史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同时,清代史学也以自身的原则和方法影响着汉学和宋学,拯弊纠偏,在"资治"的层面上引导清代学术思潮向史学发展。

试论晚清汉学与宋学之关系

汉学与宋学皆为传统儒学的重要派别。清朝前中期是汉学鼎盛的时代。但自嘉道中期以后 ,传统汉学发生急剧变化 ,乾嘉以来一枝独秀的学术格局被打破 ,代之以宋学、汉学相与争鸣以及汉宋调和的局面。在乾嘉时期 ,作为学术潜流的宋学浮出水面 ,出现新的转机和发展趋势 ,并由衰渐兴。居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潮被另一种学术思潮所取代 ,取决于诸多社会环境和学术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既有学术文化的内在演进轨迹与自我流变线路 ,也有社会客观环境变迁和学者们学术思维方式转变等外在影响。汉学在晚清的没落与宋学的复苏 ,正是上述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下李觏思想研究

基于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观照李觏的思想就会发现:其以物质第一性为基础构筑自己的世界观,坚持彻底的经验论;在创造性地构建自己的“礼论”体系下有条件地肯定了利和欲,并强调了情的作用;在“礼”与“学”的加持下李觏认为,人“性”的境界可以提升、与“命”得以相宜;以唯物的科学思维和中正观为基础,李觏阐述了“人事”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强调了在中正之上的“权宜”性。宋代造就了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峰,李觏等人的天和人相和谐的本质和精髓仍值得现代社会借鉴和传承。

论宋学兴起的文化背景

宋学是中国经学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和学派，它的兴盛，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背景、趋势密切相关。由于唐宋之际复兴儒学、疑经风气、三教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