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2016(Extract)

Review of Work in 2015In 2015,the SPC,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General Secretary,and under the effective supervi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profoundly studied and carried out the spirits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and the third,fourth and fifth plenary meetings of the 18th CPC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Under China's Judicial System——An Interview with Xiao Yang,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estion: As you know. attention is now growing in China and outside to judici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s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China’s top judge, would you make some comments on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under China’s juridical system?

民国初年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民初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形塑

学界普遍认为《大清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效力由1912年4月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所确立,但梳理史料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该决议由南方政权作出且并未被北洋政府承认,故民事法源的空白未在立法层面得到解决。“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确立,离不开大理院在“司法兼营立法”过程中的塑造。民初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大致经历了通过《大清民律草案》的尝试与挫败、大理院确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地位、剥离《大清现行刑律》刑法属性及该律地位的巩固等阶段。纵观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自清末兴起的“诸法合体说”起了关键作用,大理院根据该观点将《大清现行刑律》区分为不同的部门法,既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又避免另立新民法将会遭受的阻力。

从特意排除规则对等同原则的限制看专利撰写技巧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20)》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21)》中的两个典型案例,分析何种情况会导致特意排除规则的适用,进而形成对等同原则的限制,并从判决要点和涉案专利文件中归纳总结相应的申请文件撰写技巧,以帮助专利权人避免在日后专利侵权诉讼中使用等同原则时存在过多限制,同时对高质量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效力证成及制度路径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是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同类问题时应当参照的执纪执法标准。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在实践中被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参照,有利于实现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及时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保证执纪执法标准明确统一、实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下业务指导、弥补执纪执规解释之缺位、促进党内法规的完善和修订的目的。但当前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仅有基于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所形成的事实上的效力而无规范上的效力,这一效力定位可能导致其在纪检监察实践中遭到忽视。为使得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产生约束力,应当以党内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制度形式赋予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以类党内法规的规范效力。

认真对待司法巡回的国家治理功能: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功能迁移的考察

国家治理现代化亟须司法的全面参与。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及司法的政策参与对于司法统一有其必要,但对塑造司法规则之治、强化国家治理功能而言仍有不足。作为制度性建构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有功能性意义,但在实践中又存在职能定位在案件分流与统一法律适用之间摇摆,涉诉信访案件的广泛受理阻碍巡回法庭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发挥等潜在困境,使其经由司法巡回达到国家治理的功能受阻。因而需要以法治思维为导向正视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运行过程中的功能迁移,即从聚焦于纠纷解决逐步转向司法统一、规则治理的关注,从司法改革先行试错的“试验田”转向创新机制呈现的“示范区”,以服务于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历史进程。

实施《长江保护法》的司法导向——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分析

《长江保护法》是中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也是长江绿色发展的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以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总结了长江流域司法实践经验,指出今后长江保护司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走向。司法政策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案件类型,示范了多样化的环境资源诉讼程序,对提升《长江保护法》的适用性有司法指引意义。未来司法政策还需完善气候变化类和环境治理服务类的典型案例,推行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补强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

美国最高法院的极化:趋势、成因与影响

政治极化是美国社会近几十年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学界聚焦国会和选民的极化已有大量研究,但对美国最高法院的极化研究并不多。本文探讨了最高法院出现的极化现象,并从大法官任命机制变化这一角度分析了最高法院极化的成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总统和参议员在任命大法官的过程中都特别注重意识形态因素。同时,大法官在判决过程中更加坚定地依循自身意识形态,共同推动了最高法院的极化。政治极化从行政、立法部门传导至司法部门,凸显了美国民主的衰败之势,加速了美国社会的撕裂。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在快速筛查和测定涉刑重金属废水方面的应用

2016年12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力度。该司法解释明确了18种“严重污染环境”情形并细化了重金属污染环境的入罪标准。涉刑重金属分析任务重、时间紧、样品成分复杂,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较低的检出限,能满足快速筛查和分析涉刑重金属任务的要求。基于此,文章采用微波消解前处理,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快速筛查和测定重金属废水中铅、镉、铬、砷、锑、镍、铜、锌、银、钒、锰、钴等12种涉刑金属元素总量。测试结果表明,轴向观测测定的元素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均大于0.9990,相对标准偏差为0.19%~2.9%,加标回收率93.5%~109%,能准确测定盲样。

生命派与选择派的博弈——以美国1983年阿克伦市“堕胎案”为观察视角

1983年阿克伦市“堕胎案”作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转变堕胎立场的过渡性案件,反映美国政治趋于保守的同时,也展现着生命派与选择派围绕女性堕胎权进行的政治博弈,双方围绕1978年阿克伦市堕胎管理条例的合宪性问题的激烈辩论无疑加重了美国堕胎问题的政治化。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否决该条例的大部分条款,但是试图取代罗伊案判决原则的“不适当负担”标准同样被首次提出,并在日后成为指导联邦最高法院处理堕胎案的理论依据达30年之久。除此之外,阿克伦案也是反堕胎力量由依靠法律途径转向采取暴力方式反对女性堕胎的导火索,暴力反堕胎事件在该案宣判后不久便急剧增多。阿克伦案对解释当今美国堕胎问题纷争,探究罗伊案和凯西案被推翻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情理”在裁判文书中的说理应用——基于相关裁判文书的分析

“情理”是国人特有的文化基因,在裁判文书中常以日常生活法则、客观理性规则和社会美好风尚的含义出现,使用“情理”能弥补规则或有的漏洞,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是法官自由心证的重要判断依据。就北大法宝网提取的271份裁判文书有效样本而言,“情理”运用主要集中于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使用主体为审理案件的法官、案件的诉讼参加人,其内涵包括客观理性规则、日常生活法则、社会美好风尚。然而实践中“情理”的使用尚不规范,存在格式化模板化,回应当事人不当,使用技巧生涩等问题。为更好地发挥“情理”的促进作用,裁判人员应在谨慎使用“情理”的整体思路下,统一“情理”内涵,规范使用规则,多元论证强化说理效果。

长三角司法协同化发展研究的困境与完善路径——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的观察

202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典型案例》,以期为地方法院处理相似案件提供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类型多样,涵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人格权保障、知识产权等方面,也反映出长三角地区司法协同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长三角司法协同化制度构建的角度出发,分别从前提、主体、内容及后续的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对长三角司法协同化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

＂Democratization＂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s political function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明文确立了“公民动议司法解释立项”和“公开征求意见”的机制，从而在“民主化”的话语描述下，为其履行通过解释发展法律的政治功能建构了“表面上的民主合法性”，也使其能够在进行中国式司法解释（尤其是抽象司法解释）过程中广泛吸纳信息或知识。然而，“民主化”动向也给人留下最高人民法院无限贴近民意的印象，由此制造了使其很难在必要时进行独立、明智判断的困境。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需要在顺应民意和距离民意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为此，不应再采取任何进一步“民主化”的措施。在有限范围内保留抽象司法解释，努力改革具体司法解释的内容、形式和相关制度，扩大具体司法解释适用的情形，让两种解释模式共存和竞争，以待未来的发展和选择，应是当前可取的策略。

政法传统与司法理性——以最高法院信访制度为中心的研究

中国历来重视最高法院的信访工作,但是信访实践与形式理性化的司法技术间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由于其存在具有深刻的政法传统背景,故在可预见的将来取消最高法院的信访制度是不现实的。不过伴随中国政法传统的变迁,作为政治参与形式、纠纷解决机制的最高法院信访制度,将会逐步纳入到现代司法的运行机制中去。

论侵权案件裁判中的公共政策因素——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侵权案例为分析对象

虽然从形式上看,在侵权案件中公共政策并不作为裁判的依据直接加以引用,但它却对司法裁判过程和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典型案例显示,价值优位、社会环境、秩序管理、责任保险等公共政策因素对侵权案件的裁判产生了重要影响。侵权案件裁判中考虑公共政策因素是实现侵权责任法目的的要求、侵权责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现代法院角色变迁的诉求。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角度来分析,上述公共政策因素通过损害的认可、过错的认定、因果关系的确定、抗辩事由的确认等方式得以实现。

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

最高法院对宏观调控的介入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必须充分认识到其介入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制度障碍、知识障碍、工具障碍、观念障碍以及成本障碍。最高法院对宏观调控的介入只能是一种被动的消极角色,而且尚必须注重与其他社会系统充分的信息交流和对话,强调司法权的自我约束。

人民法院的结构功能与行动逻辑——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文本研究

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0-2011)的文本研究可以发现,三十年来人民法院的内外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与发展;人民法院承担其正功能和显功能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负功能和隐功能。人民法院的行动逻辑具有强烈的政治依附性,并未形成相对稳定的司法行动逻辑;而司法一体化的过程则加剧了司法系统内部的行政化。人民法院的未来发展应该在改善其内外结构的同时,关注各项功能实现及其效果,并逐步形成相对稳定和独立的司法行动逻辑。

论最高人民法院公共政策创制的形式及选择

最高人民法院创制公共政策有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典型案例和司法审查四种形式,司法解释的存在曾经有其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立法化的司法解释也产生了许多弊端。作为将全国法官组织起来重要手段的司法文件,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虽然存在着理论解释上的障碍,但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却实际上在发挥作用。由于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被限定在狭窄的对行政机关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之内,所以其作用非常有限。在进行完善的前提下,案例形式应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创制公共政策的较好选择。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理念、运行效果及问题探析—以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村宅基地纠纷案为例

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是中国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和探索者,是司法领域法治改革的新生事物。巡回法庭执法办案已有了初步实践,其在工作中积极创新司法改革措施,构建科学高效的审判权运行机制,落实法官司法责任制,建立主审法官会议制度,集体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在保证司法公正和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初步实现了预期目的。但是,该制度实行的时间还不长,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完善巡回法庭运行机制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