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现状与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基于动态面板System GMM的实证分析

随着银行业同业业务的快速发展,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同业业务逐渐成为其业务经营的重要方面,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经营风险。本文在梳理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发展基础上,通过动态面板System GMM模型实证分析了同业业务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商业银行同业资产与风险承担存在正向效应,即同业资产规模扩大将增加其风险承担;同业负债业务与风险承担呈负相关,即同业负债的增加会减少农商行的风险承担。

财政支农对农业现代化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现代化建设有着天然的契合性。为研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与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探讨了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机理。随后,基于农业现代化内涵从农业机械化、产业化等五个维度构建了农业现代化测评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1年中国内地31省域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选取系统GMM方法和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财政支农支出作用农业现代化的动态影响及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较好,但存在地区差异,发展不够均衡;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作用具有单一门槛特征。财政支农支出水平位于第一门槛值(10.872)水平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最为明显。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分别从加强对各地区间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力度和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论为农业现代化的财政支农路径优化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环境规制强度、FDI增长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基于动态系统GMM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检验出口技术复杂度、FDI以及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并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FDI引致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总体上环境规制影响FDI的效应是正向且显著的,环境规制的强度不同,将导致“污染光环”“污染避难所”等现象;环境规制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并呈“U”型关系,其在不同强度下的作用效果取决于“成本抵消”与“创新补偿”效应之和;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显著,作用效果受环境规制的影响;将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加,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形成“N”型双门槛特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的范围必须适度,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发挥促进效应的最大化。

基于系统GMM门槛模型的我国城市体育场馆营收、科创与经营布局研究

目的:分析中小型城市体育场馆的经营现状。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法、中介效应设计、变量选择与测算、数理统计法。结果显示:中小型城市体育场馆在数量、营收、科创投入、经营布局方面存在差异,对经营状况有影响。增加场馆数量、科创投入和城市人口对营收和科创投入有正向影响,但高经营布局可能降低经济绩效。中介效应分析强调了场馆数量、科创投入和经营布局的关键作用。稳健性分析支持模型可信度。门槛效应检验揭示了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建议:增加场馆数量,加大科创投入,优化经营布局,关注门槛效应,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最后运用门槛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则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说明,共同富裕水平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作用大小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据此,提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居民基本金融素养等建议。

数字经济对我国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机理分析——基于系统GMM模型与动态门槛模型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7个市域农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反事实方法科学测度了其经济韧性水平,并借助系统GMM模型、中介模型和动态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增强了市域农业经济韧性,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能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资本深化是数字经济提升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而对东北部地区的提升效应则不显著。动态门槛检验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过特定门槛值(0.147)时,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商品市场分割、线下销售与电子商务发展——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分析

近年来,中国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越来越快,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电子商务市场。基于2014-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静态与动态模型相互对照的回归方法研究商品市场分割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商品市场分割对电子商务发展起着倒U型的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在东中西部分地区检验中发现,中部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最大;机制检验表明,商品市场分割通过抑制线下销售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研究结果提供了一种从商品市场分割的视角解释中国电子商务快速扩张的原因,为发展贸易往来,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做出一些理论支撑。

生产率动态、研发创新与企业TFP增长——基于SYS-GMM的经验证据

基于系统GMM方法,利用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生产率动态效应及研发创新对生产率的滞后效应。研究发现,生产率滞后一期对当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表现为生产率的动态惯性;企业研发对当期生产率具有抑制效应,但滞后二期的研发具有显著为正的促进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高低差别条件下,研发创新对生产率的滞后效应具有异质性;大多数情形下研发创新滞后一期或二期的显著正向促进效应具有稳健性。因此,企业要开展持续、高质创新,避免短视思维;政府不仅要规范市场竞争,引导企业降低集中度,还要加强政策供给,提升中西部创新效率。

数字交易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系统GMM和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通过计算我国30个省份2013年到2020年间的数字交易、数字基础设施综合指数及就业质量综合指数,分析和证明数字交易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就业质量在近年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数字交易对于就业质量在整体上具有正向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发展对于就业质量具有共同的促进效应,但城镇化及数字基础设施等相关变量的耦合协调度不高或相互抑制会削弱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就业政策的制定不仅要重视数字交易对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还应考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交易与城镇化建设的整体协调,积极缩小区域间就业质量差距,加强就业培训和保障,稳步推进城镇化,以充分提升就业质量。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价格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系统GMM模型

本文选取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广东5个碳排放交易试点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为研究对象(深圳、重庆数据严重缺失未纳入研究中)来反应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现状,运用系统GMM模型分析布伦特原油、沪深300指数、空气质量综合指数3个指标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布伦特原油、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与碳排放交易价格呈正相关;沪深300指数与碳排放交易价格呈负相关。基于此的实证研究结果,为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倒u型关系——双调节效应分析

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那么,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如何?它促进了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吗?为回答以上问题,运用OLS和两步法系统GMM,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并探讨行业集中度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通过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对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倒U型影响;(2)行业集中度对倒U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越高,政府补贴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倒U型影响越小;(3)全要素生产率会强化行业集中度对政府补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

中国地区性数字鸿沟社会经济成因与治理研究

从互联网发展地区差距出发,结合“普及率”和“基础资源”两个维度,针对21世纪以来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以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方法,进行经济增长、人口统计、居民收入、基础设施、政府干预、对外开放、科技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一系列基本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分析,并进行各因素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等因素,对现阶段国内地区性数字鸿沟的形成与演化的确有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现阶段中国地区性数字鸿沟演化发展的循环累积特性、不同类别因素影响程度的差异,以及不同区域间和不同发展阶段上互联网发展水平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的显著差异性。消弭地区性数字鸿沟的关键,主要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弱势群体和深化互联网治理等三个方面。

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估计

在贸易开放和“双碳”目标背景下,将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总体样本数据划分为贸易开放高水平地区和贸易开放低水平地区两组样本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分别检验了两组样本中贸易开放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中国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贸易开放会增加碳排放,但贸易开放水平的高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贸易开放低水平地区引致的碳排放要远高于贸易开放高水平地区。同时,无论是贸易开放高水平地区,还是贸易开放低水平地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均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助于降低中国碳排放。研究结果对当前不同贸易开放水平地区之间如何在深化贸易开放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以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为中介变量,财政分权能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

金融双向开放是否促进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基于85家商业银行的盈利分析

基于熵值法测得我国的事实金融双向开放度和85家具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2013—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的方法,实证分析金融双向开放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双向开放对银行盈利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对国有银行和农商行盈利的促进作用大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同时在剔除国有银行后,在金融双向开放水平提高过程中,小银行的盈利能力提升的影响程度比大银行更大。因此,银行业需利用金融双向开放的正向效应积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政府应重点关注中小型银行的经营水平以及国有银行和农商行的稳健性发展。此外,政府需加快我国金融制度顶层设计,完善监管框架和制度体系,提升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分析

金融助农是破解我国“三农”问题的“金钥匙”。文章选取2012—2020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五个方面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对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的可能路径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乡村振兴水平,且这种提升作用在我国中西部乡村更为明显,拆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分项回归发现,数字化程度对中西部乡村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使用深度次之;(2)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推动产业融合、促进科技创新”途径来提升乡村振兴水平;(3)农村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升能显著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程以下沉惠农性质金融服务,营造良好的产业融合和科技创新环境以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宽带中国”和“互联网+”战略为乡村振兴增势赋能。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系统GM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

基于中国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同时检验传统金融发展、消费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传统金融发展、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但表现为遮掩效应。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同时还应推动传统金融转型、刺激消费,推动科技创新,形成一条可持续的实体经济发展道路。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检验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大维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动态GMM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我国共同富裕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表现出“东强西弱”的时空非平衡性;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驱动效应,且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市场配置和创业带动三种渠道提高共同富裕水平。

房价波动、收入水平对住房消费的影响——基于SYS-GMM估计方法的区域差异分析

基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在一般随机Ramsey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包含房价、收入和财富的住房消费函数,利用2002年至2013年31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SystemGMM估计方法考察我国房价波动和居民收入水平对住房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对全国居民住房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滞后期和当期房价波动与当期住房消费负相关,挤出效应明显;未来一期房价波动与住房消费变化方向一致,存在积极的财富效应;此外,房价波动对东中西部各地区居民住房消费的抑制作用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抑制效应最为明显;滞后期住房消费与当期住房消费变动方向一致,人均可支配收入波动和人均年底储蓄余额对我国人均住房消费都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