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选本对孙逖诗歌作品的选录综述

盛唐文人孙逖多才多艺,诏令制诰诗文赋兼善。孙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上古调今格各占胜场。自李唐王朝至清末时期,历代诗歌选本对孙逖多样化的诗歌作品均有选录。不过,历代诗歌选本只是单纯选录孙逖诗歌作品,个别选本对所选作品进行简单的文字校注,对孙逖诗歌作品缺乏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或品评鉴赏。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唐代选官制度得失——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思考

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其科举制选拔人才具有选拔范围的开放性、选拔标准的全面性等优势,在吸纳人才、促进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唐代科举制也存在忽视公平、选拔的人才行政能力欠缺、忽视道德问题以及科举中的一些陋习易滋生朋党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并实行实际的选拔标准及规章制度,保障其有效实行。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唐代监察官选拔铨叙制度与现实启示

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监察制度在治国理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监察官的选拔和铨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监察官的选拔方面,要求监察官有真才实学、刚直嫉恶和地方任职经历等,采取宰相荐举、宪台征聘和皇帝敕授等多元的选任方式,并制定了严格的任职回避制度;在监察官的铨叙方面,监察官多被授予较低的官阶,且对其考核和惩诫十分严苛,同时监察官的任期也多采取短任制。唐代监察官选拔铨叙制度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监察人才,有效维护了当时的统治秩序,其中的宝贵经验对当代监察官制度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既要不断完善监察立法,也要提高监察官的准入门槛,同时还应当积极拓宽监察官的选任方式。

“世界中”的唐诗:《春江花月夜》与东亚汉文学

唐诗经典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随着明人所编的唐诗选本流传到日本和朝鲜。江户时代中期受到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文辞学派”的影响,旧题李攀龙所编的《唐诗选》流行一时,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唐诗读本,《春江花月夜》因为收录于《唐诗选》,也获得了广泛的阅读。日本也产生了众多《唐诗选》的注本,其中就有对《春江花月夜》的大量评注,这些评注大多着眼于艺术鉴赏,对《春江花月夜》的评析颇有深度。中国、日本、朝鲜也产生了多篇《春江花月夜》的次韵和拟作,中国的拟作与原诗比较贴近,日本的拟作较有思想深度,且与彼时的注释相呼应,而朝鲜皆为次韵诗,亦融入朝鲜的文化元素。作为文学经典的《春江花月夜》经受了时间的淘沥,同时突破了空间的阻隔,成为受到其他国家人民欣赏的“世界文学”。

唐代上书、献策与选举制度的关系考察——以时政与选举为中心

唐代上书、献策拜官与时政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士人释褐、迁转中起了重要作用。唐代上书、拜官在士人释褐、迁转时的授官,明显高于进士科、制科、科目选出身的授官品阶,多为中、基层官的清望官,并为奇才异能之士提供了快速释褐、超资迁转的机会与途径,有效弥补了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选人遗才的问题,客观上促进了士人参与上书言事、评论时政的积极性。该制还为唐代最高统治者提供了治国良策,有效地建立了最高统治者与基层士人沟通的渠道,从而弥补了时政之弊。唐代上书、献策取人与时政开明、皇帝纳谏风气紧密相关,主要集中在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朝,以玄宗朝取人最盛。

《闽南唐雅》编纂考

《闽南唐雅》是明人徐编选的一部唐代闽地诗歌选本,其编纂目的在于保存唐代闽地诗人之作,进而实现重振闽地风雅的愿望。该选本由徐编选原本,后经费道用、杨德周进行辑补。《闽南唐雅》的选诗分别来源于别集、总集和史部类等文献,部分稀见文献在选本中以双行小字进行标注。《闽南唐雅》不仅影响当时的诗歌选本编纂,而且推动后世辑佚唐代闽地诗歌,对明末闽地诗人继承宗唐之风及保持闽地诗歌特色也产生重要影响。

唐代武德年间福建地区建置沿革考

唐代武德年间福建地区行政建置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但相关沿革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完全厘清。一为学界对武德年间建州、泉州的沿革关系众说纷纭。今考证武德四年曾改建州为泉州,与武德六年另置之泉州非为一事;武德四年另置一建州于建安县,亦有别于武德元年建安郡所改名之建州。二为武德八年闽地设都督府,部分史料及学术研究均以为是“丰州都督府”,根据出土墓志等相关史料,应更名为“泉州都督府”。

唐代六品以下县官考课制度探微

就唐代六品以下县官考课的范围与员数、方式与标准、考满后的守选年限等问题,以及表现出的分层与分等结合、德能与劳绩兼顾、考课等第影响守选年限等特点,进行专题性考论。文章认为,唐代六品以下县官考课的范围,与县等、员数和官品等有关,主要是除京赤(次赤)县令以外的各等县官,估计纳入六品以下县官考课的最大数量在7467员左右,这是一个稳定基层统治秩序的庞大群体;对这个群体进行考课的方式与标准,既符合考课制度的一般规范,又设定了一些特殊要求,如规定各地每年考课校定的时限,实行自下而上的年度考制,注重户口、丰稔、赋役、治安方面的职事行能,确定考满年限等,较好地起到了监管地方官员的作用;唐代六品以下县官考满后的常例守选年限,大致设有十二选,卑官多选时长,高官少选时短,很可能常例守选年限与官品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或在每年吏部公布的选格中有所规定;常例守选年限还经常被皇帝诏敕临时规定、减选或殿选奖罚措施等打破,其中减选或殿选的主要依据是考课等第,而考课等第往往影响减选或殿选后的守选年限,甚至关系到未来仕途的发展。

金元洛阳城在隋唐洛阳城内的历史环境和选址逻辑初探

在历史城市保护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叠加的历史环境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不同“时态”的历史遗迹不仅表现了当代历史环境的复杂性,也表达着城市时空演变的内在逻辑。聚焦金元洛阳城(洛阳老城)与隋唐洛阳城的空间叠加现象,剖析两座古代城池内在的空间和功能联系。探究从隋唐到金元时期,洛阳城池规模骤减的现实背景下,古人在充分尊重山水格局、利用自然资源环境、沿袭街巷空间结构、保障城市功能复合、恢复人文生活场景等维度的营城策略,总结洛阳老城隋唐时期的历史环境和选址逻辑,窥见先人借势营城的规划智慧。

试论王夫之《唐诗评选》的选评特征与教育价值

《唐诗评选》是一部个性鲜明的唐诗选本,蕴含着王夫之强烈的整体意识、鲜明的文体意识、深刻的比较意识、清醒的自主意识,有效反映了唐代诗歌的发展面貌和创作成就,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与思想意义。该选本激浊扬清,崇雅黜俗,有利于培植人们的社会情怀;捕捉生趣,追求自然,有助于丰富人们的审美情趣;视角独特,洞见非凡,可以拓展人们认知视域。王夫之在选本中坚持独立思考和辩证分析,着力建立诗歌认识的系统观念,构建诗歌的生态链条和家族谱系,同时兼顾文体的内在审美约定性与相互渗透性,并注重对作品进行源流考察、类型分析、文本对读和整体透视,这对人们进行诗歌品读、开展诗歌教学颇具启示意义。

唐至明清时期《霍小玉传》的经典化历程

《霍小玉传》是唐传奇中的优秀代表作,一直以来都广受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而目前的研究重点多在其文本结构和人物形象等方面,对于其在不同时期的流传与接受情况以及文献著录情况等却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其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欲全面充分地认识《霍小玉传》的文学价值,需要从文献稽索和文本解读的方法梳理出《霍小玉传》从唐代诞生之初到明清时期的经典化历程,从而还原《霍小玉传》在古代不同时期的流传和接受特色。

王闿运的唐诗贬抑评价与其诗学趣味——以《唐诗选》中的负面批语为中心

通过对作品的负面评价,可以明确地捕捉到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审美趣味。《唐诗选》是王闿运毕生研究、选编、批点唐诗的成果结晶。从《唐诗选》里的评语可以看出王闿运在诗歌韵味、文体、伦理等方面的审美情趣,如追求真情景而反对空言、追求真诚而反对虚伪的诗韵追求,讲求文体新创和章句安排的文体追求,对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观的坚持等。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唐代县令任期变动问题研究

任期制是唐代对县令进行管理的重要措施。就制度规定而言,唐代县令任期在三年、四年或五年间不断徘徊,而实际迁转中的任期往往少于制度规定的时间。其原因既有唐虞时期"三载考绩"制的影响,也有唐代统治者选拔人才措施及地域条件方面的因素。县令任期过短对唐代基层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唐代选官“四才”制度的推行与意义考察

唐代官吏铨选标准中的“四才”制度 ,即从身、言、书、判几个方面对政府官员的素质进行要求。但这些标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 ,因存在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 ,没有被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 ,身、言形同虚设 ,书的考察也非专指书法 ,选官重在考判。虽然书、判的标准在推行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但作为一项制度 ,它的推行 ,深刻地影响了唐代的文化和艺术 ,是导致唐代文学与书法特别兴盛以及唐代官员文人化的原因之一 ,这是超乎制度本身之外的价值所在。

试析明代卫所武官的类型

虽然明代的卫所武官皆为世袭之职，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类型的差别，其原因各自不同。利用明代"武职选簿"档案，对卫所武官的类型划分加以考察，有利于对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进行深入研究。

唐代选官制度与中国古代判词文体的成熟

本文结合有关史料,对文学史研究者涉及较少的判词进行探讨。指出唐代是中国古代判词的成熟兴盛期,并结合唐代的社会历史状况,进一步详细论述,指出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和文化风尚,直接促成了判词本身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