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仪式礼貌视域下晚清奏折道歉语研究

本研究以曾国藩的奏折为语料,基于Kádár的仪式礼貌理论,从历史语用学视角探究晚清奏疏道歉言语行为的仪式化表达、语用策略及权利义务关系内涵。研究发现,晚清臣子以固定的体例和词句实现仪式框架下的规约道歉表达,或在直接向皇帝道歉的同时,基于直陈过失、自我贬损和情感抒发等策略,使用直接道歉、维护面子等手段实现非规约性表达。晚清道歉语具备等级性、目的性和责任性的特征。利用这两种仪式化言语表达方式,晚清道歉语作用于仪式群体道德秩序的感知与修复,构建君臣间道德秩序。本研究丰富了历史仪式礼貌的语料范围,同时为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晚清君臣关系提供了佐证。

绥远城将军满文奏折与八旗教育

通过对绥远城将军满文奏折的深入研究,详细梳理了该城设立满蒙官学的经过,其中包括将军补熙的奏请、军机处的审议以及皇帝的批准等过程,分析了绥远城官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如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指出绥远城官学在培养满蒙翻译人才和选拔笔帖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对绥远城的书院与义学进行了简要介绍,包括启秀书院、古丰书院和启运书院的创办背景、课程设置以及教育目标等,这一研究揭示了绥远城八旗教育的发展脉络,为了解清代边疆地区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明代大臣王德完治国思想蠡测——以其奏疏为中心

王德完为明万历时期大臣,历任兵科、户科、工科给事中,仕途虽短,但所上奏疏较多,涉及面广,且多能针砭时弊,从中即可一窥其治国思想。内政方面,因议立太子而被卷入国本之争,仕途几乎断送;面对朝廷沉重的财政压力与军费开支,所秉持的理财理念仅限于开源与节流;对日“封贡”及平“奢安之乱”上,能够提出正确的对策,显示出在边防战略上的前瞻性;而救民奏疏数量尤多,体现出他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注。究其奏疏之多的原因,在于万历时期暴露出的种种危机及言官地位的提升。王德完频繁上疏直言,亦是明代中后期君臣冲突的政治缩影。

试析秘色瓷的几个基本问题

秘色瓷一直存在釉料配方保密之说。然上林湖出土的秘色瓷,胎釉成分及显微结构与一般青瓷一致,无法区分。其余假说有:匣钵密闭说、秘为香草说、秘色瓷即五代越窑器等,莫衷一是。一般选取折中观点:秘色瓷指越窑青瓷中专供皇室的精品。笔者深掘文献中秘色瓷出现时的历史背景,分析秘、色、椀等字的词形、词义、词韵,推论秘色瓷的烧造时间上限为公元775年,“秘色”是因汉以来葬棺文化而得,密闭烧造造成产量极低是被淘汰的重要原因等基本问题。

“土流共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建构

土司制度是唐代“羁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始于元末,兴于明,衰于清,是历代封建王朝有效治理边疆的制度安排。土司制度与地方政府构成了“土流共治”的管理体系,对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土司承袭须逐级上报,袭职次第为嫡系子嗣,以此类推。各级官员为第一责任人,武职土司报兵部,兵部议奏皇帝;土司承袭的法定年龄为15岁,在符合民意的前提下,须有宗图谱系、原封号纸、邻近土司举荐等方可袭职。

丁宝桢奏疏拾遗

晚清黔籍文士丁宝桢工诗擅文,一生著述甚丰,其作品经过历代学者整理,已渐趋完备,但仍有部分佚文未见学界涉及。晚清报刊《教会新报》和光绪《曹县志》中载有《重宴鹿鸣疏》《奏请采办洋铁洋木等物造船疏》《请奖办理军火粮饷人员疏》《奏朝鲜国人遭风遣送回国折》《朝鲜国人遭风覆舟遇救循例抚恤奏恳疏》《请为曹县城隍神敕加封号折》,共六道奏折,均为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丁宝桢全集》失收。今迻录于此,并略加考辨,以飨学林同好。

The Secret of Fear Memory Attenuation: Facing Fears

Exposure therapy,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fear disorders, requires memory retrieval of previous horror experiences in controllable environment. However, it remains unknown whether previous fear memories have been updated [1] or inhibited [2]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memories,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neural mechanisms involved (eg. the type of cells engaged in this process).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人才思想探微

作为清末新政的指导性纲领,《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人才思想为清末人才培养提供了思想框架。以推崇旧式学堂与新式学堂并举、力倡“兴学育才”与“鼓励游学”并用、主张“罢废科举”与“厘订新学制”并行为主要内容,彰显其人才思想“中法”与“西法”二者采用有度到“中法”与“西法”同时进行,再到以“西法”为标准的变革“中法”以及“采用西法”并非惟西法论的“中体西用”的特点,体现其人才思想为清末新政的实施与清末人才培养的理论价值及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现实意义。

康雍乾时期的奏折制度

奏折制度产生于康熙时期，在雍正时期受到高度重视，得到充分发展，乾隆时期则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奏折从公开到秘密、从非正式文书到正式上行文书的演变过程是奏折制度规范化和法律化的过程。奏折制度具有信息收集、谘询、协商、沟通、监控、指导命令等新功能。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强化信息收集能力的一个政治产物。奏折制度蕴涵着理性决策的因素，有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国家的政务决策能力和政治控制能力。但由于它是为君主服务的，因而也带有君主制度固有的一些弊端。

雍正朝的密折制度

清朝雍正皇帝推行密折制度，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雍正通过密折了解下情，震慑和控制臣下，和亲信大臣密议大政，成为推行雍正新政的得力措施。密折制度和军机处相辅而行，使雍正时的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雍正阅历广，勤于政事，知人善任，使密折制度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雷厉风行地革除弊政，“振数百年颓风”，使雍正朝成为清代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代”。但密折制度毕竟有得有失，它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于一时，而不能实行于久远。

国家权力视角下的生监群体——以清嘉庆刑科题本为中心

绅士研究是明清研究中的热点,相形之下,对作为绅士下层的生监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本文利用新近出版《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中关于生监的新史料,从中发掘新意蕴,以检视并校正明清研究中的明清绅士研究的相关己有理论。本文认为,生监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新材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乡绅土地所有制"论,但不支持"乡绅统治论"。而且从生监的层面看,绅士的社会功能面临国家权力和宗族权力的双重挤压,有不断边缘化的趋势。

古代政治文化与奏议文体变迁——以表、状、札子为例

奏议在古代多用于臣子向皇帝言事、陈情、谢恩等场合,是君臣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表作为一种文体出现较早,带有某种程序化倾向,其功能在历代多有发展变化。状盛行于唐代,并为后世所沿用,主要可分为奏状与申状,各有其不同的功能与体式。札子兴于两宋,用于明清,一般体式简短,一事一札,但发文主体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表、状、札子作为典型的上行公文,每一类均有其独特的源流演变、文体功能与写作要求,其中也蕴藏着特殊的政治文化。

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扬雄长安初期的生平事迹 ,如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众说纷纭。本文论证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在汉成帝永始四年 ,并由此推断 :扬雄至京的年龄 ,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四十余”确实错了 ,应是“三十余” ;先为王音门下史 ,后得王音和杨庄举荐 ,于永始二年或三年待诏 ;由于受到日蚀影响 ,永始元年即复的甘泉、河东郊祠 ,迟至永始四年方始实行。扬雄除为黄门侍郎 ,应在此年末奏《羽猎赋》和元延二年上《长杨赋》之间的元延元年。

刘谦与万年宝历诗祝寿折考

本文考证了刘谦个人仕途的遭际以及万年宝历诗祝寿折的来历 ,使我们看到了康熙盛世时的一段个人的政治悲剧 ,了解了万年宝历诗折流落民间的缘由。

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

“留中”指皇帝将臣属的奏疏不做批示下发而留置内廷。万历朝奏疏“留中”事例萌于神宗初政时期，万历中期以后趋于严重，成为凸显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使得国家行政中枢的运转机制被破坏，政府功能亦随之下降。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君臣双方的严重冲突。奏疏“留中”既反映万历朝政治上层统合力之趋弱，又映衬出明代政治文化对君主绝对专制保留的些许约束，这种约束与明代士大夫的政治价值意识密切相关。

悟真于大中五年的奉使入奏及其对长安佛寺的巡礼

本文着重探讨了悟真大中五年奉使入奏及巡礼长安佛寺、与京城高僧唱和交往的大致情形。认为悟真所率使团是张议潮夺得政权后第二个到达长安的沙州使团，其出发时间应比当年二月到朝的高进达使团晚得多，规格也要高得多。曾亲身参与起义、精通佛门教义、儒学功底亦深的悟真积极与长安学问僧交友往来，向长安佛教界文化界展示了敦煌风采，其人其行堪称文化使者宗教外交，为后续最为正式的张议潭使团最终争取到归义军的建立和节度使的旌节在人际关系等方面做了良好铺垫。

《刘丽川上天王奏》考

《刘丽川上天王奏》两种版本最先均由罗尔纲先生公布,其来源清楚,流传经过也明白清晰,版本差异的原因是其中一版本由书手改篡、摘抄或漏抄所致。该奏折末尾没有写明具体上奏日期,可能是刘丽川不明太平天国历法的缘故。

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与《川藏奏底》研究

1904年,英国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二次入侵战争,这次入侵距离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相隔15年。迫不及待的入侵反映了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西藏争夺的加剧以及英国在西藏所谓的"直接交往"政策的挫折。为了实现将中国西藏从清政府统治之下隔离出来并最终变成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将西藏问题作为其重要的对外政策之一。史学界关于英国二次入侵西藏的研究颇多,文章主要以《川藏奏底》为史料依据,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论述。

论明代密疏的处理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文书。密疏的处理,是指密疏送进内廷到密疏在御前批出并发抄的过程。在密疏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密疏的处理是密疏上呈目的的实现阶段,也是密疏运作过程的最后部分。与皇帝对普通题、奏本的批答相比,它有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而不需内阁票拟、亦不假他人之手、高度保密以及批答及时等特点。明代皇帝对密疏的处理,在明代经历了一个程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和明代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论明代密疏言事的职能资格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皇帝的一种秘密奏章。在明代密疏言事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对密疏言事人的资格作过明确规定。但随着明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君主专制的发展, 朝廷中的一些职能部门因某些特殊事宜必须密疏奏闻, 从而使得这些部门的官员有了密疏言事的资格。在明代, 有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部门主要有钦天监、内阁和整个监察体系。这些部门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获得与明代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