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市场流动性与股市泡沫——基于TVP-SV-SVAR模型的分析

基于2006年1月～2015年12月中国宏观经济和股市的月度数据，采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度量股市泡沫，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并结合TVP-SV-SVAR模型分析了投资者情绪、市场流动性对股市泡沫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市场流动性与股市泡沫之间的关系呈现显著的时变性；市场流动性在牛市中受投资者乐观情绪影响较熊市中受投资者悲观情绪的影响更显著；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泡沫的影响不确定，但在股市上行时期影响持续期较长；市场流动性对股市泡沫有正向影响且短期效应明显，流动性紧缩容易刺激泡沫破裂。

经济增长、股票收益率与股市流动性之间的时变影响——基于TVP-SV-SVAR模型的分析

中国股市流动性对提高股票收益率,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股票收益率与经济增长对股市流动性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强。将经济增长、股票收益率和股市流动性同时纳入TVP-SV-SVAR分析框架中,从时变视角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股票收益率是股市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股市流动性对股票收益率具有较强的时滞效应且时变性非常显著,经济增长对股市流动性的冲击效应呈现“勺子”形态,而股市流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呈现“山谷”形态,不同时点的股市流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和时变性。据此,建议从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完善股票市场制度、建立风险对冲机制等方面保持股市充足的流动性,以提高股票市场稳定性。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基于SV-TVP-SVAR模型的分析

通过梳理人民币国际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传导机制来构建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结合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变特征,使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实证验证了人民币国际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2008年、2009年、2015年及2019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时点变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不同。人民币国际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作用会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而增强。因此,要优化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应着重避免该过程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触发与传导,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财政支出、实际汇率与中国净出口波动——基于SV-TVP-SVAR模型的动态识别

本文采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TVP-SVAR)模型动态识别了中国财政支出、实际汇率与净出口之间的时变关系,并以1998年第一季度、2005年第三季度、2008年第三季度和2010年第三季度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作为关键时点,刻画了不同时点上中国财政支出的净出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对实际汇率和净出口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中国将会经历"双重发散"和"双重赤字"交替出现的时变过程;财政支出对实际汇率和净出口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短期内(两个季度)财政支出的冲击效应最为显著;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会显著影响中国财政支出的净出口效应,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中国"双重赤字"联动具有较强的即期效应,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时,具有滞后效应且联动机制存在着不确定性。

市场流动性与资产价格的非线性关系——基于MS-AR和TVP-SV-SVAR模型的时变分析

本文运用MS-AR模型揭示了中国市场流动性状态转换的非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以股价、房价、利率、汇率和债券价格为代表,通过TVP-SV-SVAR模型构建时变脉冲响应来分析市场流动性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市场流动性的强弱状态划分清晰,且转换时点与金融事件一致;市场非流动性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股价、利率和债券价格上,且当期正向影响股票和债券价格,负向影响利率;资产价格对市场非流动性的影响在持续时间、作用方向和强度上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股价上涨和下跌对市场非流动性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房价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对市场非流动性的影响更迅速,利率在经济低迷时期对市场非流动性的影响效果较弱,汇率在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快的背景下对市场非流动性的影响持续时间更长,债券价格对市场非流动性的长期影响在债市牛市或熊市阶段为负而在债市调整阶段为正。

货币政策立场与大宗商品价格的非线性关系——基于大宗商品金融化程度的视角

选取2008年3月—2020年6月月度数据,运用TVP-SVAR-SV模型和MS-VAR模型研究货币政策立场与大宗商品价格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货币政策立场对大宗商品价格具有显著的时变影响,短期效应明显大于长期效应;当金融化程度高时,货币政策立场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更强、持续时间更久;相比于预期到的货币政策,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更显著,表明货币政策立场的重要性。

政治风险对铜价波动的时变影响

将国家风险(ICRG)指数作为国家政治风险的测度,运用随机波动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TVP-SVAR-SV)模型,研究政治风险对铜价波动的时变影响。结果表明:政治风险对铜价波动具有时变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近年来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政治风险对铜价波动的影响具有国别异质性,其中出口国的政治风险对铜价的冲击效应更强且持续时间更长;从风险来源来看,由外部冲突和内部冲突导致的政治风险对铜价波动的贡献率最大;政治风险对铜价波动的影响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特朗普选举期间达到峰值。

黄金价格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动态响应模式（英文）

基于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AR-SV),采用2006年8月至2017年12月的月度数据,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黄金价格的时变效应及国别差异。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黄金价格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动态冲击效应在2006~2008年以及2013~2017年更多表现为正向影响,而在2009~2012年则主要为负,显示黄金的避险能力并不稳定,因时而异。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黄金价格的冲击效应具有显著的国别差异,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1年欧债危机以及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3个时期。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黄金价格的冲击具有正向影响;在欧债危机时期,样本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主要为负;而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时期,冲击效应在大多数国家呈正负交替态势。

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与信用利差

基于开放经济框架构建了包含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的内生动态系统,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三者的微观联动机理,理论分析表明,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内生联动效应,为刻画这一效应,本文选取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TVP-SVAR)模型对2010年〜2018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的非线性联动效应具有较强的时变特征;央行外汇干预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作用在下降;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分别与不同期限、不同评级债券信用利差变化之间的联动效应具有不对称性.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汇率与信用利差之间关系的理解,为债券市场各方参与者防范风险提供理论支撑,也对人民币汇率调控具有一定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有色金属股票收益率的时变影响

构建TVP-SVAR-SV模型,依据WIND数据库2007年7月至2018年12月数据,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纳入多结构冲击体系,考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有色金属股票收益率的时变影响。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有色金属板块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具有时变性与阶段性等特征,对不同时间尺度、不同时间点、不同品种的影响效应呈异质性。在四类细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中,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程度最大。鉴此,监管部门应重视市场之间的联动性特征,发挥市场机制应对有色金属金融化不利冲击的作用;应使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及时监控有色金属价格波动,避免政策过度干预。

金融周期下中国货币政策时变反应特征与调控效应研究

在传统货币政策规则基础上,引入金融周期,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的方法分析了金融周期下中国货币政策的时变反应特征与调控效果,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的调控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在金融危机时期,利率对金融周期更为敏感,而经济平稳发展时期,利率波动较小。同时,货币政策短期内能够起到维护金融稳定的效果,长期效果趋于弱化。因此,要根据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匹配关系,利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节金融形势,并做好相关政策的协调配合,以维护好长期金融稳定。

人民币计价结算背景下汇率制度选择研究--基于汇率变动时变传递效应的视角

国际贸易计价货币的选择会直接影响汇率变动对物价、出口和产出的传递效应,进而对最优汇率制度选择有重要影响。人民币计价结算为研究计价货币转换背景下汇率变动传递效应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样本。本文采用随机波动的时变系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讨论了汇率变动传递效应的时变特征,发现人民币计价结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汇率变动对价格、出口和产出的冲击,人民币计价结算背景下实行更加弹性的汇率制度是可行的。

货币政策“防风险”与“促发展”的调控效应研究

“防风险”与“促发展”是当前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本文运用SV-TVP-SVAR模型详细刻画货币政策不同量价工具的经济金融调控效应,实证检验宏观调控二元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量价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的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短中长期均具有“防风险”效应,“促发展”效应则体现在短期;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防风险”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促发展”效应体现在中长期;另一方面,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非一致的时变影响关系,表明宏观调控“防风险”与“促发展”之间存在着阶段性矛盾,且二者交互影响的传导机制亦有所不同。因此,应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